题主的意思主要是问，中国大陆有没有像西方汉学家精通中国历史文化那样，精通西方历史文化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

这类的学者当然有，文史哲都有。

文学领域嘛，单就英文而言，能达到这一水平的，除了钱锺书之外，下面四个人肯定是毫无争议：

杨宪益、杨周翰、王佐良、孙大雨。

前三位都是正经在牛津莫顿研究英国文学的，后一位则是先后呆在达特茅斯和耶鲁。

杨宪益是二战前去的牛津莫顿，后两位比较晚，是二战后念的研究生。但晚也有晚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容我稍微离题扯一段。

约翰·罗纳德·托尔金

托尔金曾于1925年至1945年间，在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担任盎格鲁萨克逊语的劳林森与博斯沃思教授，并于1945年至1959年间转至牛津大学莫顿学院任英国语言与文学的莫顿教授。

也就是说，杨周翰和王佐良两人有机会直接受教于J·R·R·托尔金。尤其是前者，在牛津深入钻研的恰恰是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托尔金一生中教过的唯一的一批中国学生。

王佐良曾在

随笔

中这样回忆道：

牛津的教授为数甚少，但有两位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就是属于茂登的，当时威尔逊就是其一。另一位是研究中古英语，后来以写多卷本古代传奇小说出了大名的托尔金。

杨周翰的回忆（

饮水思源）

则更确切：

在牛津大学学习了将近三年毕业，可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我用了相当长的时

间学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古英语除了史诗《贝奥武甫》以外没有什么重要作

品，但学了古英语对英语的发展能探本穷源，领会可以更强些，而古英语诗歌

格律的特色对欣赏以后的诗歌很有帮助。中古英语的文学作品就丰富多了，

乔叟、兰格伦、绿衣骑士、珍珠篇是其佼佼者。能从原文读作品，语感大不一样，

通过翻译，即使是现代英语的翻译，总感到是隔靴搔痒，没有能和作者直接照面。

可惜后来回国以后，古英语无用武之地，竟荒废了，连中古英语也少问津。可喜

的是我知道有几位青年学者在钻研这两门“ 绝学”，使之不“绝”。

在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同时，我系统地学了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

文学（牛津大学十分保守，认为 1832 年以后的文学不必认真学，只消看看就

可以了，原因大半是文字上没有什么困难，不必教师指导），同时也学文学

批评。学习的方法是在导师指导下自学，每周看作品若干，每周写一篇短文，

拿到导师处去念，他就你的文章从内容到布局、行文、用词提出批评。这是

一种开小灶的办法。导师一般是本学院的，也可就学于其他学院的对某一段

文学或某些作家有专长的导师。当时是战后，许多退役军人入学受到优待，

学生的人数多了，所以导帅一般同时和两个学生会谈，按常规则是每次只约

一个学生会谈。这种手工业式的、贵族式的教育不能适应训练大批人才的需

要，但就其本身来讲，学生和教师直接交流，耳提面命，其效果必然高出大

锅饭的讲课听课，既学到知识，也学到不同的方法去分析评论文学。

除了导师个别指导外，大学也邀请各学院教师或由大学讲座开课，有些

学院也由本学院教师开课。开设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是不得不听的，其他课

程学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当时非常“叫座”的讲课者我记得有 C.L.Wrenn

（古英语），J.R.R.Tolkien（乔叟，中古英语），C.S.Lewis（中古文学），

Lord David Cecil（小说）， C.T.Onioss（文字学）。有的是大讲堂上课，

有的在自己的学院膳堂里讲，听众多，有的就席地而坐。当时强调思想内容

的分析或强调欣赏的演讲较少，多数是传统训诂性质的。

三年下来，我觉得学的知识比较系统，增强了对语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学到一定的方法和表达能力。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只可惜杨周翰先生早已作古，再没有人能问他“听J·R·R托尔金和C·S·刘易斯的课是怎样一种体验”了。

至于孙大雨，钱锺书也不敢说自已英语比他好的有木有？

史学嘛，本想答何炳棣的——其实他博士研究的是英国史欧洲史。但他肯定不属于中国大陆……虽然他吹文革的水平全知乎所有的毛左加起来都赶不上。不过还是有一个，吴于廑。当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哈佛留学生中，他可是和杨联升、周一良、任华并称的“四杰”。

任华是研究哲学的，当然也算一个。

说到哲学，金岳霖当然不用多说，然而真正能和西方哲学界对话的，我想还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唯一传人洪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