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叶航，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创建主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兼首席专家。研究领域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计算经济学。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中国高校图书出版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10余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等各类研究课题20余项。

研究项目：

1.社会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偏好——基于中国集体主义村庄的田野调查与田野实验研究（15ZDB13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在研）；

2.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在研）；

3.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SSEYD2016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主持人（在研）；

4.非合作博弈中多行为主体交互作用下合作机制的形成及演化（SSEYD2012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主持人（结题）；

5.人类亲社会行为及社会偏好的演化（11JHQ002），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重大项目，主持人（结题）。

代表论文：

1.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偏误（独作），《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

2.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 solution to the second-order social dilemma（一作），Scientific Reports（SCI），18 August 2016.

3.信任的偏好与信念及其神经基础（一作），《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6年第10期全文转载。

4.Activation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by unilateral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s timulation leads to an asymmetrical effect on risk preference in frames（一作），Brain Research（SCI），1648（2016）325-332。

5. The blessing of sexuality: Evolution of altruism with mating preference（通讯），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SSCI），（2016）19（2）。

6.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独作），《南方经济》2015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6年第1期全文转载。

7. Modulation of neural activity in the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hanges the role of beliefs in moral judgment（一作），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SCI），（2015）14 December。

8.人类亲社会性的起源与演化（一作），《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9.偏好的异质性与一致性——基于损失厌恶和脑刺激的神经经济学研究（通讯），《南方经济》201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5年第9期全文转载。

10.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ver prefrontal cortex diminishes degree of risk aversion（一作）， Neuroscience Letters（SCI），598（2015）18-22。

11. Modulating Activity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Changes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y Gains and Losses: A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Study（一作），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SCI），2015，Vol. 286。

12.形式公平与运行效率的替代效应——基于实质公平的养老改革（通讯），《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13.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独作），《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

14. Sympathy and Punishment: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s Game（一作），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SSCI），2011，14（4）。

15.科学与实证：一个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一作），《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16.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一作），《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17.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独作），《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18.汽车工业：中国工业化无法回避的选择（独作），《管理世界》2004年第1期。

19.效率与公平：一个建立在基数效用论上的新视角（独作），《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

20.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独作），《经济学家》2003年第1期。

代表著作：

1.《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2.《经济学三人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3.《宏观经济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4.《现代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5.《理性的追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感谢叶航老师给阳民一个学习的机会，阳民请教叶航老师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记吃不记打”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也是“记吃不记打”？能不能用行为经济学进行解释？？

第二个问题：同一种制度和条令下，为何不同地区行动策略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员行为出现了很大不同，例如本次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措施中，就明显表现出各个地方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各地疫情扩散程度不同？即便在湖北一个省内，也出现了官员行为差异？请问这种行为差异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同一政策环境下，官员行为决策为何出现巨大差异？？人们讨论中，几乎都认为是他们的担当精神不一样，阳民的问题是，担当精神的行为经济学逻辑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由于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基因可进行人工干预和自主编辑，那么，基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基因经济学解释如何借助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不同人的行为差异？

第四个问题：“非理性行为”的理性解释恰恰是行为经济学的核心与关键，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边界如何确定？？？依据什么确定它们的边界？

第五个问题：企业家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本身是不是一种“资本”并能为他降低其他成本支出？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利他还是不是真的“利他”？正如儒学强调我们要做正人君子，但说服他人过程中又强调获得他人尊重并取得资源配置权利，这究竟是“利他”还是“利己”，如孔子周游列国中所倡导君王的“利他”目的还是“利己”目的？？谢谢叶老师的回答，非常感谢！！！

叶老师，您好！请问神经经济学在实际应用方面是怎样的？神经经济学研究目前具有多大的经济意义？神经经济学 ...

神经经济学虽然吸收了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但与心理学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继承了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本形式，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假设，即认为人的行为是服从“偏好最大化”原则的，并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而所有的心理学研究并不奉行这一假设；第二，它所研究的内容是与传统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相关联的，比如“效用的神经基础”、“风险决策的神经基础”、“时间偏好的神经基础”、“禀赋效应的神经基础”、“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等等；第三，在实验范式上，神经经济学的实验设计更接近实验经济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比如强调实验过程必须要有真实的金钱或物质激励，实验任务不能带有欺骗性等，这些与心理学的实验方法都有很大不同。谈到神经经济学的应用，有一个MIT研究团队做的经典实验：由于发现脑垂体分泌催产素水平的高低与人们的风险偏好呈正比，于是他们让作为控制组的投行在牛市中将催产素分泌高的操盘手放在第一线，而在熊市中则采取相反的策略，结果与比较组相比，控制组的利润提高了40%左右。

感谢叶航老师给阳民一个学习的机会，阳民请教叶航老师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记吃不记打”是不是中国特 ...

第一个问题：“记吃不记打”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也是“记吃不记打”？能不能用行为经济学进行解释？？

“选择性记忆”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高等生物都具有的心理和精神特质，一般来说，我们更倾向于记住那些令人愉悦的、具有较大生存价值的事物或场景，以减少再次决策时的成本。对那些痛苦的经历，如果具有特别大的生存价值，我们仍然会牢牢记住的。

第二个问题：同一种制度和条令下，为何不同地区行动策略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员行为出现了很大不同，例如本次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措施中，就明显表现出各个地方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各地疫情扩散程度不同？即便在湖北一个省内，也出现了官员行为差异？请问这种行为差异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同一政策环境下，官员行为决策为何出现巨大差异？？人们讨论中，几乎都认为是他们的担当精神不一样，阳民的问题是，担当精神的行为经济学逻辑是什么？？？

出现上述情况与“精神担当”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主要是因为官员个体能力的异质性所致。这种能力包括预见力、判断力、决断力、组织力、乃至语言表达能力等等，即便具有同样的制度环境和精神担当，官员的表现仍然会大相径庭。

第三个问题：由于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基因可进行人工干预和自主编辑，那么，基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基因经济学解释如何借助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不同人的行为差异？

人类行为是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与学习共同决定的。后天因素虽然不会改变DNA本身的遗传信息，但却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导致包括人在内的生物行为性状的改变。

第四个问题：“非理性行为”的理性解释恰恰是行为经济学的核心与关键，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边界如何确定？？？依据什么确定它们的边界？

“非理性行为的理性解释”只是某些经济学家的思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理性与非理性区别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公理体系，比如“完备性公理”、“传递性公理”、“独立性公理”等。如果人的行为遵循这些公理，我们就说这些行为是“理性”的；如果人的行为违反这些公理，我们就说这些行为是“非理性”的。

第五个问题：企业家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本身是不是一种“资本”并能为他降低其他成本支出？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利他还是不是真的“利他”？正如儒学强调我们要做正人君子，但说服他人过程中又强调获得他人尊重并取得资源配置权利，这究竟是“利他”还是“利己”，如孔子周游列国中所倡导君王的“利他”目的还是“利己”目的？？谢谢叶老师的回答，非常感谢！！！

以利他为手段而达到利己目的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利他行为，至多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而真正的利他行为则必然是康德意义上的，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