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48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携灯在村口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而毛泽东主席则站在院中静静地等候着。这位客人就是毛泽东的恩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符定一先生。

此时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正在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而紧张工作着。百忙之中，毛泽东与到访的符老先生谈起将来进城后要设置一个机构，对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识分子妥善安排，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所说的机构，就是1951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

是真名士敢吐真言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言路闭塞，客观上促成了含蓄、深沉、内敛的民族性格，也使一些心灰意冷又不愿随波逐流的文人士大夫放弃了“忧天下”的人生态度而悄然出世，转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于是，隐山遁水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也给自然山水打上了浓浓的人文印记。而新中国希望文史馆员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呢?答案自然是像魏徵一样敢于直谏的良臣，像司马迁一样秉笔直书的史官。

翻开文史研究馆60年的历史，存史资政、敢于直言的故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还要数章士钊先生。

1966年8月29日，一群红卫兵到史家胡同抄了章士钊馆长的家。第二天一早，章士钊致信毛主席反映遭遇，毛主席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责令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物品，派人保护章宅。周恩来同时拟订了一份应予保护的近百位高级民主人士和老干部名单，恰恰是这份名单使这些民主人士和老干部免于文革劫难。

1967年3月上旬，章士钊馆长致信毛泽东主席。信中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刘少奇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毛主席3月10日亲笔复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文学和思想的学术著作。这部奇书的问世，很富有戏剧性。1971年9月，正值“文革”中期，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时代，《柳文指要》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出版，好似为文化禁锢的铁幕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当时引起了惊世骇俗的震动。

1973年5月25日，92岁的章士钊先生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在儿子章可、女儿章含之等陪同下，乘专机赴香港，利用探亲机会，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寻找途径，终因过度劳累，于7月1日在香港寓所病逝。

中央文史馆馆员朱启钤，光绪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内阁代理总理，他又是工艺美术家、建筑学家和中国古建筑学奠基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即派章文晋从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京。

朱启钤回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经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已经跑到香港的9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同时，朱启钤又将他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这批文物中，《吴国公(即朱元璋)墨迹》、《张三丰画像》、明太祖御帕及纪恩册、《平番得胜图》等均极为珍贵。此举受到文化部嘉奖，捐献的文物则在故宫太和殿展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市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他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这些建议，北京市大体上采纳了。东西“三座门”开始并没有拆除，后来因为有碍交通，才不得不把它移走。

叶恭绰早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生平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国人之手，他购买了许多珍贵字画、碑帖、磁器、铜器、孤本、善本、外国难得之名著与故宫禁物。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年登八十，他又先后将全部收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市有关机构。尤其对国之重器毛公鼎的保护，叶恭绰功不可没。

沈尹默出身书香门第。曾自费留学日本，在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受业。归国后，在北大任教并主持书法研究会。1916年他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建议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大，与陈独秀、胡适等轮流担任主编。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拜访的第一个民主人士就是沈尹默，并邀请他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1960年7月他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尹默书工四体，尤以行草著称，花费了一生精力，成为书法名家。其书圆润秀美，清雅遒健，流畅多姿，且不失严谨法度，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独树一帜，从者众多，对现代书坛影响也极大。

沈尹默书法

晚清探花商衍鎏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学者，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日寇侵占东三省时，他在《感愤》一诗中写道：“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并有“长蛇封豕欲难填”之句，痛斥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及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抗战期间又愤怒声讨日寇滥炸和平城市的暴行；每闻捷报，则咏诗庆贺。他对国民党的苛政无比痛恨，曾以“斗米需钱百万多”成辘轳体长诗加以揭露。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党和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与照顾，使他感到温暖，多次赋诗抒怀。经过三年努力，撰写了一部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全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寅恪是清末著名进步政治家陈宝箴之孙、爱国诗人陈三立之子。1910年起赴多国留学，具备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为人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晚年失明，在助手的帮助下，编成《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写有专著《柳如是传》、《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第五任馆长萧乾是著名记者和作家。曾任《大公报》战地记者，随盟军深入柏林，见证了第三帝国的覆灭，并写出了《到莱茵前线去》、《南德的暮秋》等大量战地报道。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老作家纪念牌”。晚年的萧乾，勤奋笔耕，写了大量散文、笔记、随笔、回忆录等作品。萧乾的作品，真诚坦荡，深邃警醒，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萧乾是用“心”写作的人。他多次说，自己这辈子的处事原则之一，就是讲真话。1999年底萧乾90寿辰前《萧乾文集》出版。2000年1月27日，朱镕基总理致信祝贺：“感谢您赠我全套《萧乾文集》。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之文学、新闻、编译事业做出宝贵贡献。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受益匪浅。”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第六任馆长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对古代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40年代，就发表过有关的专文，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经他过目的古代艺术精品，数以千计。由于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1983年，他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

从文史馆成立以来，文史研究馆馆员或资政建言，或著书立说，或潜心书画，或吟诗作赋,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注：选编自《崇文集》四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2021年9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