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理工见长高校发展新文科，首先应尊重文科发展规律和特点，且具有自身特色，基本上要建设文理工医交叉特色的新文科。一是要走小而精的道路，不应追求规模；二是要优先满足新文科通识教育的需要； 三是要更加侧重于课程和专业建设，而不能像北大、复旦、南大等文科强势高校那样，将重点放在文科学科建设上。
■本报记者 王之康
三年前的9月，陈跃红抱着“一流的理工科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文教育”的想法，怀着“为理工科学生提供最好的人文教育，探索理想的学科发展范式和科学的课程教育途径”的宏愿，正式卸下百年名校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一职，来到年轻的理工类高校——南方科技大学。
如今三年时间过去，南方科技大学如同一匹黑马，在中国高教丛林中闯出了一片天地，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内地）第9位。与此同时，作为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陈跃红，其“为理工科学生提供最好的人文教育”的宏愿，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近日，在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文科办公室主办的第二届理工科见长高校文科发展工作研讨会上，陈跃红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和教育部有关司局领导，围绕理工科见长高校的文科发展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挑战
理工类高校发展文科，其挑战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挑战首先来自于大环境。
就如陈跃红曾说的那样，中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从相对封闭的体系向全球化时代发展的转型。中国的高校既受到中国古代书院传统和现代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处处受到苏联高教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制约。四重体制精神层层覆盖，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总是步履维艰，而学界又都迫切希望高等教育改革有比较大的突破。
此外，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使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开始申请复建文科时，综合性大学所占比例只有4%左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介绍道。
40年来，这些曾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理工类大学，后来又复建文科的高校，文科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发展不曾中断的理工科相比，仍然处于劣势。理工科发展的“思维定势”、文科发展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劣势等，都为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在陈跃红看来，虽然每个理工类高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大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文科教育，但走新文科的发展道路一定是将来必须考虑的。
“新文科”概念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在我国，新文科建设于2018年10月初现端倪。当时，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那么，理工类高校的新文科发展道路应该如何走？
定位
可以说，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是中国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的创新性探索。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徐青森认为，在探讨理工类高校的新文科发展道路应该如何走之前，必须要厘清几对基本关系，即新和老的关系、变和不变的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关系、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进而有序地推进新文科建设。
具体来说，新文科的“新”是创新的“新”，而不是新旧的“新”、新老的“新”，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老”，那么就是原有的文科发展基础，所以要在“老”的基础上发展“新”，在“新”的发展下带动“老”；对于变和不变，要厘清每一个学科专业里面哪些继续坚守，哪些要顺应时代变化而进行变革；对于形式和内容，要清楚地认识到，推进新文科建设更看重的是教育教学中的知识水平、知识含量以及思想内涵的提升，不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形式创新上。
“此外，我们尊重文科最基本的规律和特点，就是要尊重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绝大部分具有价值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所以既要在文科教育中体现科学性要求，也要体现方向性、导向性要求。”徐青森说，要处理好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就要认识到，中国的文科事业发展一定要立足于国情，培养未来服务于中国建设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走本土化的特色发展道路，但也不排斥外来的思想脉络，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为我所用，促进理论提升。
陈跃红也指出，新文科是以前文科的2.0版，不可能是新旧之差。“所谓的2.0版，实际上就是文科自己要开放，走出文史哲，走出人文，走出社科，直接进入理工科。同时要跨学科融合，并走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且必须服务于社会。”
放眼当前理工类高校文科建设现状，在史静寰看来，其发展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工文并进的发展模式，此类可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第二类是理工文学科交叉，促进新的学科增长，特别是从学科到学科群的发展战略，把比较弱的学科和比较强的学科绑在一起；第三类文科辅助工科发展模式，文科发展集中在应用型学科，此类主要是比较强的行业院校。
对于徐青森所说的尊重文科发展规律和特点，陈跃红也认为，理工见长高校发展新文科应具有自身特色，基本上要建设文理工医交叉特色的新文科。“一是要走小而精的道路，不应追求规模；二是要优先满足新文科通识教育的需要； 三是要更加侧重于课程和专业建设，而不能像北大、复旦、南大等文科强势高校那样，将重点放在文科学科建设上。”
当然，“不同高校也要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来确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徐青森说。
课程
对于陈跃红所说的“优先满足新文科通识教育的需要”，史静寰指出，理工见长的高校发展文科首先是人才培养的需要，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培养体系是核心指向，没有好的文科就没有好的通识教育。
那么，理工类高校的文科通识教育或者说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应该如何开展？不妨看一看南方科技大学是如何做的。
“首先，我们切断了自己的后路。”陈跃红介绍道，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现有76位教职工，包括7位讲席教授、1位特聘教授、8位教授、6位副教授、8位助理教授和专任讲师、18位人文社科荣誉会士、28位语言专任教师。“但我们8年内不招收本科生，也不招收硕士或博士，不开设专业，文、史、哲、新闻、考古等专业都不办。”
按照规定，该学院每位教师每学年必须上三门课。没有本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只给理工类学生上这些课。
其次，该学院的课程教学实施，一是要求教学科研型教师和教学型教师必须完成其教学工作量；二是要求会士至少有4年以上的TA（助教）和开课经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可以非常顺利地开设全英文课程（南方科技大学的所有理工科课程都是全英文或者是双英文的）。
“我当然不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用英文讲李白、杜甫或者老子、庄子，但他们的前沿是可以用英文讲的。”陈跃红说。
再次，课程板块设计也别具特色，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一般通识，即教育部规定的一般性通识课程，如思政、外语、体育、艺术、写作与交流，人文社科通识课程如中外哲学导论、古代史专题、科学文明等；二是创新通识系列，包括中外经典精读、数字智能语言学、想象力入门、科幻创作、科技考古、工程与技术伦理等；三是跨学科能力通识系列，这些课程类似理工科的课程，比如艺术设计的绘图解决、创新空间的设计导论、言语产生的解剖和生理学基础等。
那么，建设这样的文科通识课程体系，其结果又如何呢？
据陈跃红介绍，他们现在一年可以开180门必修课和选修课，有一个课程是全覆盖的，叫做《能力写作》，刚刚开出来挂到网上，两小时之内就会被该校的理工科学生抢光。
当然，不仅课程全面且立体，对老师的要求也非常高。专任老师有的是科幻作家、物理博士等，很多老师都是工科出身，至少有一个专业是理工科。“你教别人理工通识，你自己首先要通识。”陈跃红说。
规划
不过，对于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的思考角度略有不同，即在大学语境下，一定要站在大学的高度来看待这个学科到底能走多远，而且一定要有完善的发展规划，要把文科发展目标写入其中。
他指出，当前，除了几所好的理工大学文科发展比较好之外，大部分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还存在比较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先天性不足，上不了大学重大优先发展的“盘子”，比如同济大学文科再好，也不可以取代土木工程的地位；二是没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没有讲好自己的故事；三是编制不足；四是科研经费不足；五是历史上“基因”不良，平台有限；六是社会影响力欠缺；七是缺少大牌教授。
在他看来，只有从战略上让文科成为优先发展的目标之一，从策略上既要考虑一般性的发展标准，也要基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寻求更加精准的发展策略，确定发展路径，争取更多资源，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才有出路。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献君则提出了理工见长高校文科的阶段性发展战略思想，这与洪成文的观点异曲同工。
刘献君认为，每一所理工见长高校的发展历史不同，学科结构、水平不同，文科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学科发展方向、目标、策略也应该适应性地调整，应分阶段从战略上把握理工类高校文科发展，大体要经历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要高起点创建，因为理工类高校办文科不是从“无”开始，而是从“有”开始，即有一批高水平的理工学科，有学科建设经验，甚至有的学校还有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文科老师。
第二阶段要特色发展。此阶段，要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认识文科发展的意义——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必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要依靠理工优势发展特色文科，实现文理交叉，这是理工见长高校发展文科的最佳选择，既避免了走文科见长高校发展的老路，又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同时，要建设优质的教师梯队、争取更多科研项目、建设学科基地等。
第三阶段则是全面提高，发展基础文科、建设一级学科、争取国家重大项目以及建设良好学术生态、优化评价与激励机制、完善资源配置等。
“从目前来看，理工类高校文科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刘献君说，在现有学科评价制度中，基础文科难以发展依然是个大问题，同时也欠缺高水平教师，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不少高校的“掌舵人”出身于理工学科，对文科办学并不熟悉，领会也不深。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张端鸿：
理工院校更应科学制订文科战略
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我国出现了一大批理工类专业院校。这类院校人才培养专业性强，能够快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各类理工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但也存在培养口径较窄、培养出来的人才“上手快但后劲不足”等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理工类高校纷纷开始重视文科发展，部分高校将综合化视为学校发展的基本战略，也有部分高校将文科发展视作为人才培养提供优质人文素质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规格的内在要求。
据笔者观察，理工见长高校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历史上曾经是综合性大学的理工见长高校为主，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第二类是传统的理工高校，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第三类是新兴理工见长高校，如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部分高校选择了综合性大学框架下的文科全面复兴之路，部分高校选择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点突破之路，也有部分高校选择了新兴学科发展框架下的文理工交叉之路。
对于肩负综合性大学复兴使命的高校而言，往往会选择“入主流、有特色、上水平”的发展思路，全面布局基础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管理学科和艺术学科。其中少数高校背负国家和社会厚望、兼具资源优势和内在动力，通过大规模引进文科领军人才、广泛吸引青年人才，走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道路，在短短数十年便建立起了一支能与传统文科见长高校相媲美的文科教师队伍，为高水平的文科学科和专业建设奠定了基本格局。部分高校虽然内在动力很足，但面对国家定位和资源约束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文科教师队伍得到了扩张，在综合化的道路上也难以实现规模和品质的协调发展。
对于有志于迈向世界顶尖理工高校行列的院校而言，出现了较为多元化的发展思路。少数高校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出了规模和品质都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科。部分高校则依托传统理工高校的优势，在科学技术史、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设计学等学科领域实现了突破。也有部分高校自始至终坚持理工见长的发展思路，将文科视作理工人才培养的支撑学科，在文科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布局上体现出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对于少数新兴的理工见长高校而言，文科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它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文科教育对于高水平理工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迅速构建小而精、有特色、注重前沿和交叉的文科发展格局。
回顾历史，1949年，麻省理工学院发布著名的《刘易斯报告》，引领了理工院校的人文教育思潮。报告认为，“在科学家、工程师及建筑师的教育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无可争议。”“人文与社会科学已成为一个人专业教育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这种充分的文化教育背景，技术专家将不能胜任其所在领域的领导工作。”这样的基本判断和学界共识也成为我国理工见长高校越来越重视文科发展的核心思想。
对我国理工见长高校而言，争论不再是“要不要发展文科”“发展什么层次的文科”，对这个问题的核心关切早已转向了“发展什么形态的一流文科”。在高水平理工见长高校，文科首先要能为学生培养开设数量充足的高水平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这是本科教育向通识教育转型、专业教育重心进一步向研究生教育转移的内在需要。传统理工高校公共政治、公共英语、公共体育占据半壁江山的文科教师队伍已经不能满足高水平文科教育的需要。理工专业教育越来越需要一大批文史哲政法经管等领域的高水平主干课程，引导学生面向前沿去深入思考国家、社会、人类和全球的未来。除了少数肩负综合性大学复兴使命的高校，理工见长高校不必将拥有广泛的人文社科性质作为自己的发展使命，但在各个主干文科领域拥有能引领学生深入思考的高水平师资，应当成为符合大学战略的基本要求。
理工见长高校的管理层一般由理工背景的高层次专家组成，他们在考量文科发展战略时往往缺少坚定的文科立场。如果一个文科学科在全国性的学科竞争中缺乏优势，就容易被定义为一个可以“有所不为”的学科。但除了少数战略禀赋、资源禀赋和特质禀赋独特的高校，绝大多数理工见长高校注定很难发展出一大批在规模和品质上能与传统人文社科强校相媲美的人文社科学科。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在更具普遍性的理工见长高校，应当更加科学地定位文科发展战略，文科专业与课程建设比学科建设更重要，学科逻辑不应当成为文科发展的主流逻辑。只有高水平的文科科研才能支撑高水平的文科教育，但高水平文科科研的表达途径是多样性的，科研项目、经费、学术论文和科研奖项不应该成为具有排他性和支配性的文科评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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