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计划》（英文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振兴中国实业、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专著。此书和《孙文学说》《民权初步》两书一起合称为《建国方略》。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包括在中国修建世界级大港、建立全国水陆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开采煤、铁、石油等矿藏和兴办冶炼、机械制造工业等宏大规划。

该书于1919年以英文写成，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林云陔等译成中文，成书至今整整一百周年。

上海是孙中山思考、研究、撰写《实业计划》所在地。5月7日，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中山学社、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百年回眸与展望：孙中山与《实业计划》”青年论坛在上海田林宾馆举行，五十余名学者与会研讨。

研讨会现场

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在主旨发言《全面推进中国工业革命的大战略——撰著 100 年纪念》中指出，这是一个图谋全面推进中国工业革命、在中国全境普遍实现工业化的宏大规划。比之康有为 1904 年撰写的《物质救国论》、张謇 1912 年提出的“棉铁救国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中国如何推进工业革命、全面实现工业化，做出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总体规划。

历史资料：1930年出版的《孙总理实业计划图》

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思想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1895年，走上革命救国道路；二是1912年，此后特别关注实业建设。《实业计划》作为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物质建设方略，是其经济建设思想和实践的总结。

1919年2月，孙中山完成《实业计划》部分英文初稿，并于3月发表于《远东时报》，中文版发表于《民国日报》。1919年8月，《建设》杂志在孙中山主导下创刊，《实业计划》连续较完整地刊登在《建设》上。此后《实业计划》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相继在国内出版，1922年英文版也在美国出版。

孙中山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博馆员王成伟利用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孙中山寓所内的藏书写成《中铁路建设之理论依据初探》，剖析了孙中山著述中的知识渊源。

他指出，孙中山在著述《实业计划》时大量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勘察资料，包括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工业发展史等等。王成伟围绕铁路建设部分内容，通过上海孙中山故居所藏《中国铁道要鉴》（刘馥、易振乾合著，1906年出版）、《中国铁路发展史》（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 An Account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肯德著，1907年出版）、《中国铁路现势通论》（曾鲲化著，1908年出版）、《战时工业控制》（War Time Control of Industry——The Experience of England，霍华德·格雷著，1918年出版）四本书的相关内容，对比孙中山《实业计划》中有关铁路国家经营、吸引外资和人才、铁路主权、西北移民等方面内容，寻找孙中山所参考过的部分理论依据。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涛的报告《五四运动与》在与会学者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实业计划》的成书均在1919年，都是先进中国人对一战后国际格局变动、文明思潮交锋的积极回应，然而此前学界从未将二者放在一起探讨。

徐涛在报告中指出，五四之前的孙中山与新文化派几无瓜葛，在五四事件的喧闹中孙中山亦与学生运动保持距离。徐涛认为，孙中山对北京城发生的学生运动保持静默的原因有三点，一则孙中山当时殚精竭虑在于著书；其二，虽然在爱国情感上与青年学生们有共鸣，但他在当时对运动并不完全认同；其三对于五四事件背后可能牵扯的政治力量保有疑虑。他还提到，五四前后，孙中山对于当时的一些过激主张也有批评。徐涛认为，孙中山在没有强力作依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从思想上改造国民，从而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而《实业计划》的发表过程并不如预期顺利，中间颇多波折。

上海香山路七号孙中山故居，现为孙中山文物馆。

东华大学副教授袁哲考察了《实业计划》在1930年代、1940年代的传播史。她在报告中提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1919年发表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学者或专家深入探讨，也无跟进研究，又遇政治动荡，因此既没有引发一场关于实业兴国的大讨论，也没有从国家层面带动一场实业建设。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近代中国出现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期。1930、1940年代民国出现了对《实业计划》的研究热潮，主要以学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工程师为主。

在这场热潮中，国民党宣传部门编写、推行了兼具宣传性和普及性的《实业计划》宣传读本；一些大学和国民党内教育系统开设了“实业计划”相关课程，出版兼具理论性和民族主义的讲义；中国工程师学会则提议成立“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茅以升、梁思成、翁文灏等知名专家均参与调研，参照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方法，为“实业计划”提及的中国各工业部门制定十年发展规划及目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雍主要分析了孙中山发展实业思想与美国的关联。他指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内外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美国人对《实业计划》亦有反馈。

一方面，孙中山对美国国情、历史有相当的了解，他自1894年到1911年底有将近20年海外生活经历，其中在美国到过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圣路易斯、匹茨堡、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地。另外，孙中山故居有关交通、港口、铁路方面的西文藏书不下六十种，关于发展铁路交通、铁路建筑、国有铁路管理等方面的著作将近一半，其中不少美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曾多次提及美国发展实业的经验与政策，在他看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另一方面，孙中山写完《实业计划》英文初稿后，第一时间就寄给了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随后致函美国雕塑家安得生、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并收到他们的回复。3月间，孙中山的朋友乔治·布朗森·雷主持出版的《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开始登载《实业计划》，6月时任交通路政司顾问的美国人贝格就此事从北京致函孙中山。这四封信对《实业计划》都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但邵雍认为，两位美国专家对孙中山心存好感，就各自领域的问题与孙中山交流，但没有涉及《实业计划》的具体实施；而两位美国官员则具体讨论了《实业计划》的可行性，但在先欧后亚的安排下，《实业计划》难以进入实施程序。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宋时娟则从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孙中山书信档案分析了孙中山为《实业计划》寻求外国支持的努力。她指出，孙中山将陆续完稿的《实业计划》大纲和章节内容不断寄往海外，尤其是英美等国，探寻各方态度，寻求支持，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但并没有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国际支持。

邵雍认为，孙中山对美国经济建设及其成就的体认是正确的，寄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开展实业也并无大错。就《实业计划》而言，孙中山也未能说服美国政界人士接受它。“有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就外部因素而言，正是美国断送了孙中山的实业梦。”

孙中山规划的中国铁路图（局部），其规划还包括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修建三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此外，多位与会学者从地区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实业计划》的遗产。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焦敬超在报告中探讨《实业计划》中对西南建设的构想与四川经济建设的关系。她指出，孙中山先生对四川构想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农工产业调整、铁路交通建设等。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构想很难实现，但仍然对后来西南地区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度提出“开发大西南”口号，大批沿海工厂内迁西南，兴建工业区，筹划修筑多条铁路干线，为大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广西、广东、长三角区域的相关议题亦有报告论及。

学者在会议中讨论了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当代价值。“孙中山的实业理想，百年前被视为‘理想空谈’，痴人说梦，如今在祖国各地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曾提出了以浦东为基地的建设规划：“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之新地之价值。”1990年，按照国务院规划，浦东开发提上日程，今日浦东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国际化的象征。孙中山先生提出“东方大港”的规划，一个世纪后，洋山港区的兴建使上海滩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以中国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的理想也在逐渐实现，2010年亚洲18个国家签署协定，构建横贯亚洲大陆、总厂8.1万公里的泛亚铁路，其中有3条路线经过中国。学者表示，“解读实业思想的基本内涵，对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市机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副主任倪一飞，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原巡视员、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匡成鸣、市文史馆副馆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沈飞德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此外还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学社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史学教授、专家、青年学者出席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