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这部千古名著所做的评价。该书作为古代散文的楷模典范，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和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刻画，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精神风貌，给后人以不断的鼓舞和启迪。有关其文学方面的价值，论述者颇多，本文主要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给大家谈谈这部名著的价值。
一 司马迁其人其书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作者是西汉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生卒年不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他的一生「与武帝相始终」，大致如此。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的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司马迁少时随父亲读书，并跟从董仲舒受习《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尚书》。二十岁时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经跟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奉命出使西南（今四川、云南）。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其父司马谈去世。父亲死前，殷切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从此秉承父志撰写古今通史。
元封三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系统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并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他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太初历」制定完成以后，便开始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年），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得罪入狱，受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他忍辱发愤，艰苦撰述，经十余年努力，最终写成《史记》这部为后世所熟知的皇皇巨著。
司马迁卒后，《史记》藏于家中，直至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前四九年）时，才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自此开始流传。根据《汉书·司马迁传》，到东汉时《史记》已缺十篇，只见标题，不见内容。三国时期的魏国人张晏认为，所亡诸篇为《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公元前四八—前三三年）和成帝（公元前三二—前七年）时的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张晏所说不可尽信，但该书残缺是可以肯定的，如书中「褚先生曰」以下文字，即为褚少孙补作。再如《司马相如列传》引述扬雄的话，就明显是后人窜入的内容。因此在阅读《史记》时，应明了这一情况。
二 《史记》的框架与内容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时期，历时三千年。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本纪」为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天下诸侯，自己为「西楚霸王」，政由己出，所以司马迁把项羽载入本纪。
《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它用力最深的是秦朝至西汉中叶百年间的历史，也就是作者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一百三十卷中有七八十卷属于秦汉史材料，体现「略古详今」的意识。其中《秦始皇本纪》围绕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行迹，记述了秦削平六国的经过以及统一后所推行的各项政令，集中反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初期的情况。司马迁修《史记》时，已苦于找不到像样的秦代史料，今天也拿不出比《史记》更原始、更系统的文献史料，因此这篇纪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史记》中其他部分的秦汉史料，如《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和一些零散片段，虽然也有可取，但对《秦始皇本纪》而言，都只能起到一种补充作用。《项羽本纪》和高祖、吕后、文、景四篇本纪是从刘邦、项羽起义反秦，经楚汉之争，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一四一年）的编年史。比较各篇内容，以《孝景本纪》最为疏略，很可能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孝武本纪》的史料价值则无可称道，因为通篇都是从今天尚存的《史记·封禅书》中移植过来的，很可能是褚少孙的补作。
《史记》的世家和列传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世家」记载了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这些历史人物活跃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其中不少人物，如吕不韦、李斯、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韩信、叔孙通、贾谊、晁错、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等，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世家和列传中也有一些篇章用大量资料集中记载了某方面的问题，如《陈涉世家》就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最基本的史料。当然，它的目的包含着为西汉王朝统治寻求历史的合理性根据，也为了说明秦始皇不行仁政，以致陈胜揭竿，秦终覆亡，实寓要汉朝统治者以秦亡为鉴的深意。
列传中不仅有单传，还有「儒林」「酷吏」「游侠」「货殖」这样的类传，集中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儒林列传》专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过程。《酷吏列传》是关于崇尚严刑峻法的官吏的传记，如善于治狱的张汤、王温舒等，都收在本传。《游侠列传》记载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义之士，可以看出这一势力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货殖列传》是经济专篇，保留了各地物产、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史料，更可贵的是为商人立传，如由战国入秦的卓氏、程郑、孔氏、邴氏，都以冶铁致富或逐渔盐之利起家。
列传所含不止如此，《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记载了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这些史料系统而完整，又较为原始，在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性早为学界所公认。这说明当时司马迁已经意识到，在这片大地上并不只有汉王朝一个帝国，还有周边许许多多的民族和国家。在这些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汉王朝与这些国家的交流及融合。当时正值汉王朝鼎盛向外扩张时期，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在形成。司马迁恰逢其时，既有亲身的体验，又有丰富的见闻，因而他的民族史观变得更加包容，使他能够写出这些传记。
《史记》还有记载典章制度的八书，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平准书》是武帝以前的西汉经济专篇，概述了西汉初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认为工商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不能单纯地抵制工商业。《河渠书》记载西汉的河渠水利。《封禅书》以较多篇幅叙述了秦汉最高统治者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大川的活动，既是统治者迷信思想的反映，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天官书》和《历书》是天文和历法专篇，保存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的一些珍贵材料。《礼书》和《乐书》多采用荀子的观点，论述了礼、乐的社会作用。
《史记》十表用表格形式谱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由于表为自身形式所限，记事简略，一般不大被人看重，但其实也有不能被代替的作用：一是年经国纬，如《秦楚之际月表》和《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二是国经年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三是年经官纬，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三种表式次序井然，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颇便查检。表中内容基本上可与《史记》其他地方的记载相互印证，或者提供别处未见的一些史料。
总之，《史记》全书规模宏大、体制完备，在体例上突破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把更多内容包纳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
三 特点
1.实录精神
这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真实。作者对《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多有采录，又利用国家收藏的典籍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资料。如他在《游侠列传》论赞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可见司马迁亲眼见过大侠郭解。在《淮阴侯列传》论赞中又说：「吾入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则材料同样是通过实际调查得来的。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如他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不可信，本纪便不收。诸子百家记载也经过周详考订，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能断定的，则诸说并存。因此刘知几说他「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当然，《史记》的秉笔直书是要通过一定方式来达成的，互见法就是其中之一，即在本纪和本传中无法表现的事实，往往通过他人之口表达出来。比如刘邦，《高祖本纪》展现的都是他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一面，其他诸如贪财好色、猜忌功臣、轻侮詈骂的缺点，主要通过项羽、萧何、张良等人的传记间接表现出来。像《樊郦滕灌列传》就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幸赖夏侯婴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这种旁见侧出法的运用主要是出于忌讳，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作者往往不便直书其事，只好将事实隐藏在各篇犄角处。这样既能适当地避开当时的政治禁忌，又可以把真相传给后人。
实录精神还体现在对历史深层决定因素的揭示。司马迁从不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是尽量通过敏锐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追讨事物的根源，究明因果。如项羽乌江自刎，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作为失败的借口，司马迁却深刻地指出项羽的失败其实是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所导致的结果（《项羽本纪》）。其论吴起和商鞅也是如此，前者乱箭穿身的悲惨结局是他「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孙子吴起列传》）的结果。后者虽使秦国富强，却「天资刻薄」、任法「少恩」，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被捕之前还曾经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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