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西洋传教士金尼阁，带着7000本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哲学宗教和科技文化书籍来到中国，不仅为了传教，也希望将当时西洋的先进技术带入华夏。然而历经明清两代王朝，这批7000本书籍却基本没被重视，中国错失了开启技术变革的机遇，如今再读这段历史，真叫人感慨万千。

明末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生前两次来到中国，死后葬于杭州西郊桃源岭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

金尼阁：不远万里送书来

明末清初，一批批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其中最知名的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他们仨都进入过中国皇帝的朋友圈，还在朝廷里混过一官半职，影响很大。

位于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利玛窦雕像。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士之一，他成功地觐见皇帝，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他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被称为“利玛窦规矩”。

而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虽说知名度低一些，却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他曾不远万里，从欧洲运送7000余卷书籍到中国。

这事得从1610年说起，那年，金尼阁按照耶稣会总会安排，来到中国传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遍了江南六省，还曾去过北京。除了传教，他也对这个文明古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运输7000卷书，金尼阁的另一项成就，是撰写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的罗马字注音字汇，影响很大。

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路途充满了艰险，传教士们，要么死在了来中国的船上，要么在传教过程中死在了中国，偶尔有能回到欧洲的，也因各种原因不再来了。

但是金尼阁不一样，他不仅回到了欧洲，居然还想再回中国。

1613年，金尼阁历经艰险回到欧洲，他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翻译成拉丁文刊发，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至于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到中国传教的热潮。

随后，他用了几年时间进行环欧旅行，每到一地，他都要讲讲中国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传奇故事……等观众们都听得入了迷，他就开始“植入广告”，“有没有想和我一起去遥远的东方传播福音的啊？有没有人给赞助一些书籍啊？”

一套大师级的“营销”下来，金尼阁不仅招募了22位传教士和他一起回中国，更重要的是，还收集了7000余套各类书籍，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大型图书馆，真叫一个收获满满，事实上，他确实想在北京建立一座图书馆。

1618年4月，金尼阁开启了他第二次来华旅程，虽然又有7名传教士在船上患病死亡，但是好在活下来的人中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后来都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

而那7000卷书，也在1622年安然无恙的在澳门下了船，随后又被分批运到了北京的教会图书馆，就此开始了它们的中国之旅。

明朝：书虽好，没时间看了

这7000卷书一到中国，就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当时的京兆尹杨廷筠就认为，这7000卷书，都是当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且数量庞大，比玄奘从印度带回来那几卷书有价值多了。

金尼阁也是信心满满，他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李天经等明末科学家、翻译家，想早点把这批书翻译成中文。

徐光启墓内的雕像。徐光启(1562年－1633年)是明代著名科学家，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另外，徐汇区和徐家汇的地名皆源于他的家族。

然而，那时候的明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1623年，黄河决口；1629年，李自成起兵，同时皇太极亲统大军攻明……可以说，那时候的明朝已经半截儿身子埋进了黄土里。

虽然李之藻等人早早就把这批书来华的消息汇报给了崇祯帝，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永远的“方在候旨”。

当时的明朝内外交困，虽然从澳门购买的红夷大炮，曾经在宁远之战中大发神威，把八旗官兵打的血肉横飞，尸积如山，让明朝认识到了西洋火器的威力，但是当时的明朝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位于北京景山公园内的明思宗殉国处，一颗老歪脖子树，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清朝：傲慢自大失机遇

明末的动乱，加上主事者金尼阁在1629年早早去世，让7000卷书的翻译工作就此停滞。

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天下安定，康熙登基，开启“康乾盛世”，更难得的是，康熙帝早早就被西洋科学“种了草”，他居然在宫廷里养了一堆传教士。

康熙（1654年—1722年），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时坚持大规模用兵，以实现国土完整和统一。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挫败沙俄侵略军、三征噶尔丹，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的辽阔。

这些传教士有的是掌管负责历法的钦天监，有的担任使臣，有的则是康熙的私人医生。他们为康熙带来了历法、医学、数学等科学知识，还带来了望远镜、显微镜、放大镜、西洋钟表等新奇物件。

康熙很爱捣鼓这些西洋物件，也很聪明，各种科学原理一学就会，康熙说一句“没有人比我更懂科学”，大概是没有人敢反驳的。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几暇格物编》，是康熙皇帝关于当时科学文化现象的记述以及见解与思考的著述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西洋科学的“头号粉丝”，也没有想过要把7000卷书翻译成中文，这又是为何呢？

实际上，康熙始终是站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看待西洋科学的，有了“历法之争”，我就学习历法；生病了，我就学点医学；学的多了也杂了，还能给汉族官员“秀一把”，“朕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千古一帝”，满足一下虚荣心。

而康熙和之后的皇帝内心却始终认为：这里是“天朝上国”，在这儿不能背离儒家传统，中国文化才是中心，西洋的制度、哲学和宗教是万万不能学的。

再加上罗马教廷强令传教士改变传教方式，不尊重中国国情民情，更迫使康熙、雍正采取了禁教政策，影响了西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因此，翻译7000卷书、传播科技、改变华夏，是不可能的了。

余声：《奇器图说》的惨淡经历与七千部书的不了了之

历经明清两代，7000卷书还是没能被大规模的翻译，再加上时代变迁，这批书籍大量散失，终究没能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

假如这批书能被翻译出来，能否给中国带来变革，能带来多大变革呢？以管窥豹，或许我们能从一本叫《奇器图说》的书中，找到答案。

《奇器图说》中的代耕之图。来源于 1578 年在里昂出版的法国学者贝松的著作《数学仪器和机械器具图册》（见下图）。贝松这种耕田机械并不实用，属于达·芬奇那种奇思妙想的“奇趣”传统。在绘图上，王徵把原图中的焦点透视画法改为传统的平行画法，另外画上了中国式的农具和田园景色。

《奇器图说》是7000卷书中仅有的几本被翻译出来的书之一，它由晚明中国学者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译，是一部介绍西方机械工程学的汉语著作。

这部书以“奇”冠名，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在当时、甚至现在看起来都很“奇”。这本书先讲原理，再讲应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力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各种定律和原理，还介绍了西方复杂、先进的实用机械构造、制作和使用方法，并附有图解。可以说是一本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都很高的科学书籍。

贝松《数学仪器和机械器具图册》中的《耕田设施图》

然而就是这么一本书，清朝虽然将它收入了《四库全书》，但是评价却不高，“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夸饰”，也就是认为这本书“看看得了，不必太当真”。

由此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中国要追赶世界的步伐，最需要的或许不是书。

参考文献：

1、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壮举——1618年欧洲万余部图书移赠中国始末，羽离子。

2、明末在华传教士金尼阁墓志考，计翔翔。

2、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新考，郑锦怀 岳峰。

3、《奇器图说》与中外文化交流，毛瑞方。

4、明末清初西方科技插图的传播对本土美术的影响——以《奇器图说》为主要线索，徐振杰。

5、“ 康熙帝与西洋文化 ”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冯尔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