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起于唐，而延续至宋的古文运动，一直与骈文进行争斗，其发展之路可谓是艰辛。在拜读完朱丽霞老师的近作《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一文之后，我便产生了疑惑，并进一步思考着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成否？败否？关于古文运动成败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全文旨于对古文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去探寻，分析微观失败和宏观成功的原因，并试图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关键词：古文；骈文；微观；宏观

作者简介：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09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的出现都并非是偶然的，古文运动亦如此！对这一场不仅仅影响一时的文风革新，学术界已多有研究。然而，在已有的研究当中，关于其成与败，却没有达成共识。本文拟针对朱丽霞老师的“失败论”，提出自己的新见。

一

从朱丽霞老师的近作《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一文的标题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朱丽霞老师有着明确的立场：即古文运动是一场失败的文学革命运动，“韩愈古文改革的失败固有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种种原因”[1]。而在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中，作者这样写道：“他们堪称‘古文运动’中的双星，‘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倡导的结果……[2]”然而纵观整个文学史，我们似乎很难看到直接用成功或是失败这样的结论性术语来定论一场文学运动、一种文学现象、亦或问题发展的。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崇尚清谈清议之风，玄言诗则迅速的繁盛了起来，并笼罩着文坛，当时文人对其非议颇多，但是它毕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代表了特殊时期的文化价值取向，因而后世评论者也没有简简单单的用一个是或非字来评价它，客观的评价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先入为主的评价则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这对于文学研究工作而言，则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整个文学发展史看成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为何能够川流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想这关键就在于各个水滴的有机排列组合吧！古文运动就是其中的一滴，对其成功与失败的分析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功故有其成功之处，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之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古文，至今我们仍然经常吟诵，如著名的《祭十二郎文》，不仅突破了南朝以来祭文惯用骈文体式的传统，而且通篇散文，抒发了作者对侄儿逝去的悲痛心绪。“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当然，韩愈等人在当时创作古文之时，追求奇崛的风格，也有不少败笔，对后世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毛颖传》，着力模仿《史记》，虽然文章简练，但既无趣味，又无幽默感，读起来十分枯涩。因而如果我们直接从失败或成功的一面去探讨古文运动时，那我们将会犯以偏盖全的错误，毕竟，成功中有失败的一面，而失败中又有成功的一面。在全面的认识到水滴本身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整条大河的无限光彩！

二

对古文运动观察，从微观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古文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古文运动的目的很直接而且鲜明——复兴儒学、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然而从古文运动的发展状况来看，反对骈文这一主要目的并没有完成，甚至是败给了骈文。虽然在中唐时期，古文大有胜骈文之势，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骈文仍然占主导地位，所以笔者认为，从古文运动的目的考察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无疑是一场失败的文学革命运动。那么古文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但拜读完朱丽霞老师的大作后，其对于古文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笔者却不敢苟同。

对于古文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有着自身的缺陷，而且是致命的，这是导致古文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然而朱丽霞老师却认为“古文改革失败的本质原因在于骈文文体的无可替代性和广泛的应用性……”①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中的内外因辩证原理，我们可以知道，内因是根本、是主导，并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则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古文改革失败的本质原因在于古文运动本身，而骈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则是导致古文运动失败的重要外因。

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目的和理论体系是好的，反对华丽的骈文，并主张“文以载道”、“养气”、“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等创作原则，大力提倡创新。然而在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韩愈等人却没有很好的贯彻自己的主张，韩愈本人的创作即有大量的骈文成分。《韩愈全集校注》共收韩文318篇（含收入诗中的4篇长序），“其中，骈文成分较浓的有68篇，占21%；骈文成分很淡或纯为散文的188篇，占59%；虽云散文颇近诗体的62篇，占20%”[3]。即使在其名篇《祭十二郎文》中，我们依然可以见其不少骈文的成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从而是整个祭文朗朗上口。另外，韩愈在主观上复兴儒学的意念虽然是坚定而诚挚的，但是“在如果分析到他的具体创作内容，就会发现，他的‘儒道’并不是那么纯粹，甚至常常是空自标榜。自相矛盾以至是壮语欺人的。[4]”例如在《子产不毁乡校颂》里面，说子产“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这显然是在怀疑“礼治”的作用。而在其名篇《师说》中，说道：“圣人无常师。”这就否定了“圣人”是全知全能的。

再者，韩愈等人在倡导古文运动之时，慢慢的把古文运动带进了一个死胡同。在古文的创作中，韩愈等人刻意追求“奇古奥僻”的风格，反对“俗下文字”，宣扬“文以载道“，从而造成创作出来的古文情感枯涩，“空言义理”[5]，黑格尔指出：“艺术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6]因而游国恩在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韩愈古文“不足以振奋人心”[7]。

2、骈文文体在当时的无可替代性及其应用的广泛性，则是导致古文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笔者非常赞同朱丽霞老师的观点。在当时，骈文文体的无可替代性及其广泛应用性，几乎影响到所有文化人的文化生活，就连韩愈对皇上的上书中，依然可见其骈文的成分！骈文有其自身的特点：讲究四六对仗、辞藻华丽、多用典故，并追求声律的和谐，而这些艺术形式，则给通过考试入仕的文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再者，“语必骈俪，文必四六”，则形象的指出了唐代公文的特点，因为骈文自身的特点，公文运用骈文，则使得在大殿上宣读公文时，气势雄壮、音韵铿锵，从而体现出了官府的威严与庄重。正因为骈文的广泛应用性，从而加速了古文运动的衰败。

3、社会大背景对古文运动的影响则是古文运动失败的又一重大原因。章培恒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8]”由此可见，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文学虽然有其发展的独立性，但是社会大背景却是可以影响文学的发展轨迹的，而对于古文运动而言，从其奉行的“文以载道”的主张，就可以知道古文运动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当然也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了。从古文运动的发展状况可以知道，社会大背景对其影响是深刻了，并最终导致了古文运动的失败。

陈寅恪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的“中心思想”[9]，而韩愈所坚持的是儒家思想，因而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的攻击。虽然韩愈提出了“尊王”思想，但是“攘夷”的排佛思想却是为社会所不容，为统治者所憎恨，因为李唐王朝本身即属于“夷狄”身份，崇尚佛教，再加上在社会上，许多政府官员和市井之徒都信佛教，所以这必然招致统治者和信佛之人对古文运动的仇视，从而阻碍古文运动的发展的传播。

在文化方面的社会大背景却是，整个唐朝，诗赋取士，以骈文文本。唐代的吏部考试，分宏辞、拔萃二科，“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10]。试判的要求则是统一使用骈体，由此可见，在文人眼中，骈文才是正宗。而另一方面，由于骈文文体自身的特点，官府的公文则全部是用骈文写成的，众多文人把读书看做是取士的关键所在，这无疑在文人心中进一步加深了骈文是文之正宗的地位，众文人轻古文而勤学骈文。“观弟（李翱）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学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祥之、略之也。”（《寄李翱书》）可见，骈文影响之广、之深。

因而单从灭骈这一微观的角度出发，古文运动是失败了，古文运动没有灭掉骈文，反而将古文所表现的范围缩小了，过于注重“文以载道”，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情感性因素，将文学视为政治改革的工具，这不利于古文的长远发展。

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确，不同的角度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不尽一样。从朱丽霞老师论文的标题就可知其论文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古文运动的失败之上的。然而笔者通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古文运动，觉得古文运动的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甚至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古文运动是一场胜利的文学革命运动！

对于古文运动成功之处的分析，笔者思考后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如果没有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那么骈文则可能走向灭亡。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就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华而不实。到隋文帝时，曾下诏禁止“文表花艳”，李谔上书请求改革，但是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骈文仍然占主要地位，甚至发展到描写宫廷生活的地步，唐太宗也喜欢华丽的骈文，为文尚浮华。从南北朝到唐初，我们可以发现骈文所表现的内容是越来越狭窄，开始脱离社会生活，而文学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脱离社会土壤的文学是不能长存的。因而此时，如果没有韩愈等人大力提倡古文运动，骈文的发展趋势真是不敢想象！

陈大康先生曾这样写道：“当现有的研究体系对某些问题无法顺利地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时，挑战便会出现，诸如此类问题的积累则增强了变革体系的要求，而这严峻局面的形成恰恰意味着该学科遇上了可能产生飞跃性发展的契机。”[11]这句话，对于当时骈文的发展状况也同样适应。唐初，骈文进一步追求华丽之风的创作，已经大大的削弱了骈文的表现范围，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面对多方的猛烈抨击，骈文的确是到了变革体系的时候，“从唐代散文的发展实际来看，要求改革文体和文风，几乎从新王朝一建立就是一种历史潮流。”[12]而此时爆发的古文运动，无疑给骈文的飞跃性发展提供了契机，挽救了骈文。

2、古文运动促进了骈文的自我改造和发展。南北朝以来，骈文的发展逐渐脱离了比兴寄托，着重追求形式的典雅华美，并专意于“淫靡”的描写，追求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创作之风盛行，唐初延续的华丽之风，使骈文的创作越来越形式，并缩小其表现范围，而“骈文在文学性文章的领域内实际已占据了主导的地位”[13]。于是，骈文不可避免的受到多方责难，陈子昂公然挑战骈文，倡导古文，要求文道合一，充分发挥文的救世劝俗的功能，到了韩愈，则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面对多方的声讨，对于骈文而言，这并不是一场灾难，而是实现自我飞跃性发展的契机。如与韩愈同时的骈文大家陆贽，在韩愈倡导古文之时，将骈文的文体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做了重大的变革，将散文的句法创作方法移植到骈体之中，为骈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使骈文变成一种骈散相结合的文体，这样就增加了骈文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方式，并使骈文具有古文的表现功能，从而使骈文再次植入社会的土壤，并“为数朝一直沿用了四五百年的骈体章表开辟了一条新路，从而延续了公牍骈文的生命”[14]。这也就是骈文走出了专意于“淫靡”描写的泥潭。正是因为有了古文运动的存在，才促进了骈文自身的改造和发展。

3、古文运动对古文文体的发展及其古文的创作影响深远。“文风的革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既要从理论上对陈旧的文风进行批判、否定，更须通过创作实践用一种新的文风来取代它。”[15]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历经唐宋两朝。唐朝时，韩愈等人针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对古文的创作提出了系统的理论，韩愈等人提倡“文以载道”、“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等理论，从而丰富了古文的创作方法，大大的加强了古文表现社会的功能，并用文章实践其创作理论，如韩愈的《送穷鬼》，文章以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一个主人准备车马粮食，来送“穷鬼”及朋友出门，但是却反遭到“穷鬼”和朋友的奚落的情节，而在文章结尾部分以君子“立名百世”的道理，点出了文章的主旨，“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在他们之后，宋朝初期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新古文运动，方才真正完成了古文运动对骈文末流斗争的历史使命。”[16]欧阳修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们继续了古文运动载道的传统，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但是他们对于韩愈等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奇古奥僻”的倾向，则抛弃之，并着力学习韩文的“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创作之风。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所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从而使古文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则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

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翱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三代两汉古文的地位，并改变了古文发展的轨迹，促进了古文的发展。楚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自创骚体，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自屈原之后，骚体的创作日渐衰退，也没有发生一次像古文运动这样的骚体运动，如果，发生了的话，那么骚体的发展历史则要重新改写了。正因为骚体沉寂了下来，最终骚体开始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古文运动，则改变了古文文体及其创作方法，如果没有古文运动，古文的命运也是值得后人深思。“散文在唐代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了。”[17]

另外，古文运动对后世古文的创作发展影响深远，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是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明代，唐顺之、宋濂、王慎中、归有光等人的古文创作，以及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乃至现在，古文创作的艺术手法、风格仍然影响着当今散文的创作。唐宋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可见，从古文运动的历史功绩及其对骈文发展的助推作用这一宏观的角度来看，古文运动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使古文文体及其创作方法都得到改变，并进一步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它的成功，使骈文的华而不实摇身一变而成情文并茂、华实相扶的骈散文体，这无疑给骈散文体的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成功，创作了大量质量上乘的古文，流于后世，成为后世古文创作的典范，影响深远。

四

在古文与骈文的争斗中，我们能发现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就其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状态，可见，文学的发展之路并不平躺。一种文体的发展，一场文学运动的展开，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学术界而言，古文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课题，仍然是一个焦点，而笔者认为这个焦点的讨论会一直继续下去。昨天即今天的历史，今天即明天的历史。对于历史，它本身没有是非的评价标准，是后人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历史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历史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灭亡，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不能单用成功或是失败来界定它，因为它往往是成功与失败相结合的复杂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古文运动是失败了，然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古文运动却是一场成功的文学革命运动，其功绩甚至可以掩盖失败的瑕疵。

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但是它的姿态却是可以有三种，两种平躺，再加一种竖立，而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一面，就下了结论性术语，我想这肯定是不全面的结论。

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是完全否认朱丽霞老师的论文，甚至是肯定朱丽霞老师的论文，因为她的论文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一套全新的思路去研究古文运动，我想这样的视角和思路对我们研究其它的文学现象时，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然而，笔者对古文运动的看法还是与朱丽霞老师论文中的观点，稍有出路，如从微观层面看，古文运动失败的本质原因，而从宏观层面看，古文运动成功了及其历史功绩的思考。这也是笔者作此文的目的。笔者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古文运动，是力求给古文运动一个合理的评价，也希望笔者的评价思路和观点对古文运动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朱丽霞：《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学术月刊，2007（07）。

[2]孙昌武：《柳宗元传论》，第2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8）。

[3]付琼：《韩愈“古文”中的“骈文成分”》，载《周口店师范学院学报》，2006（3）。

[4]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唐代文学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5）。

[5]朱维铮：《跋》，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1）。

[6]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7]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第3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0]《新唐书·选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其方法》，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12]刘耕路：《韩愈及其作品》，第3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4）。

[1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5。

[14]姜书阁：《骈文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5]刘耕路：《韩愈及其作品》，第6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4）。

[16]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书，1962（5）。

[17]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六章，上海，上海古文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