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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史馆馆员徐定戡毛笔信札一页小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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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描述: 徐定戡(1916 - 2009),杭州人,原名徐祖武; 晚年, 又号稼研。徐先生古典格律诗的创作,始于私塾就读年代,启蒙老师即张惠衣先生。十六岁时,在杭州出版第一本诗集《弱岁吟稿》,因而在浙江国学界赢得“神童”之称。十七岁时,又出版《祖武杂诗初稿》三册,收诗652首徐定戡(1916 - 2009),杭州人,原名徐祖武; 晚年, 又号稼研。

徐先生古典格律诗的创作,始于私塾就读年代,启蒙老师即张惠衣先生。十六岁时,在杭州出版第一本诗集《弱岁吟稿》,因而在浙江国学界赢得“神童”之称。十七岁时,又出版《祖武杂诗初稿》三册,收诗652首。

徐先生弱冠之时就与当时中国古典诗词、金石书法界的名宿耆老有诗词创作上的交往和学术研究上的交流,比如:与章太炎、陈石遗、陈三立、马一浮、龙榆生、夏承焘、吴湖帆、陈九思、章宗祥、韩登安等等,都有往来。有的还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徐先生从诸位前辈的作品中得益甚多。1994年,徐先生曾著《六十年前甲戌重九南京鸡鸣寺扫叶楼登高分韵追记》,发表在台湾《中华诗学》(注三),记叙1934年南京曹经沅先生创导的两次诗坛重大活动中的一次。那次诗会,参加者有一百零四人,除陈石遗之外,还有吴鼎昌、叶楚伧、徐行恭、叶公绰、汪兆铭、唐圭璋、夏承焘、夏敬观、王揖唐、龙榆生、林庚白等诸老参与。与会各人均分得一韵。作成的诗词由商务印书馆以连史纸、磁青面、线装,印成一册,分送各与会者。徐先生收到的一册上有诗会发起人曹翁的亲笔题款,曰:“定戡吾兄诗人吟鉴,弟曹经沅丽蘅持赠”。其实,此时徐先生年仅十八,而曹先生却已年近五十了! 1934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徐先生不但是会员之一,而且与常熟的李猷先生(1915-1997,字嘉有)同为最年轻的会员。时年徐先生亦仅十八岁。

抗战期间徐先生以同等学历考取大厦大学,学习法律。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恢复国家考试制度,徐先生旋参加司法官考试,录取之后,被分配于上海地方法院检察院任检察官。时任首席检察官为黄亮。在任期之内,徐先生曾出版法律专著《两汉刑名考》。

1949年,上海解放。徐先生遵照上海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将所管法院宗案,全部移缴新政府。1950年,新政府进行司法改造,国民政府的旧法官除调任他用之外,都进了不同类型的院校,学习马列主义新法律。徐先生进的是北京新法学研究院。院长沈钧儒,副院长谢觉哉、李达。董必武、史良、杨献珍、艾思奇和苏联专家分别担任教员或参与讲课。

学习一年之后结业,徐先生按分配回上海,改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审判员。曾参与处理国民政府时期未及审理、积压多年的成千上万件汉奸案,并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后新颁布的婚姻法和土改法的执法以及建国初期华东地区的一些重大刑事、民事案件审理。

三年后,徐先生进苏州华东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一年之后结业,按志愿分配回上海,到第一医学院卫生干部学校执教中国语言和文学。这所卫生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华东地区的各级卫生界革命老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毕业以后,学员被分至华东各地,担任卫生局、医院和各种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工作。

1958年12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卫生干部学校的校长就通知徐先生:经过干部审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动上缴军管会的法院案宗里,发现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审理的案件中,有数宗涉及镇压革命活动、迫害革命群众,因此判定为“历史反革命”,撤除现任一切职务,回里弄,接受群众管制改造三年。其实,不但这些案件早就已主动上缴政府,并未隐瞒,而且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徐先生的职务是检察官,对送来的案件,只能按当时法律代表政府提出公诉,并无审判权。再说,上海地方法院处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案件另有特刑庭专门审理。即使带有政治性的案件经过徐先生之手,往往也只能当作“破坏公共秩序”之类的普通犯罪案件来起诉而已。

徐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颠沛流离,备受罗钳吉网之酷。徐先生作为“反革命”和“资本家”双料反动派,当然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从1966年8月30日的抄家开始,到11月初的扫地出门,“红卫兵”和“造反派”上门翻箱倒柜地查抄、无休无止地批斗不知其数。扫地出门后,当时在上海的全家四口,从三层楼的房子扫进一个十六平方米的朝北后间,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四凶既翦,终斌遂初。先后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台湾中华学术院诗学研究所研究委员。著有《依然静好楼诗词十种》,刊印行世。

“文革”以后的三十年,是徐先生诗词创作的高峰时期。期间,徐先生跟国内外诗人词家画师交往甚密。除了徐行恭、陈声聪、陈九思、朱龙湛诸位老友之外,还跟国内的周退密、俞平伯、包谦六、施蛰存、陈琴趣、江辛眉、胡邦彦、王小廔、郑逸梅、苏渊雷、苏局仙、王退斋、许宝蜿;香港的饶宗颐;新加坡的潘受、张济川;台湾的李嘉有、张定成、张寿平、陈庆煌;澳洲的赵大钝、廖蕴山、杜瑞莲;法国的薛理茂;美国的蔡念因;泰国的王诚;马来西亚的张英杰等诗人词家切磋酬唱,声应气同,俨成词派。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本世纪初,徐先生曾是海内外十多个诗社的名誉社长、顾问和诗刊的名誉主编。国内外所出各种诗词选集,几乎无一不收徐先生的诗词。比如,笔者手头仅有的《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内,就收有诗二首、词三首;《中国当代诗词选》,收词三首;《上海近百年诗词选》,收诗一首;《当代八百家诗词选》,收诗词各二首;《中国当代诗词精选》,收诗词各二首;《当代词综》,收词七首,等等,不胜枚举。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嘉有为台湾中华学术院诗学研究所所长、《中华诗学》杂志主编、文化大学教授。徐先生应邀为该刊撰稿,并任台湾中华学术院诗学研究所研究委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徐先生在该刊每期均发表大量诗词,总数不下数百。除上述《南京鸡鸣寺扫叶楼登高分韵追记》一文外,徐先生还先后在该刊发表《龙吟馆剩稿序》、《丁丑上巳禊集序》、《赵香宋及其诗词》、《读黄晦闻〈兼葭楼诗〉脞札》等诗论。除此之外,徐先生还在澳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华文报刊上发表诗词数百首之多。

徐先生也善书法。作行书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不矫揉造作,却娟秀清丽。世人来索字者甚众。徐先生来者不拒,从不收取分文。徐先生自谦“所写仅文人之字,非书法家也”。“文革”后,应苏州等地园林管理局之请,曾在多处题写联额。移居澳洲后,还为次子徐家树500多幅摄影作品题写诗词,其中一部分已在英国、澳大利亚杂志上发表或在展览会上展出。晚年还为定居地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唐人街书写牌坊匾额《中华门》三字。此为徐先生封笔之作。

1994年起偕妻高诵芬定居澳大利亚。所著《居夷集》在国外刊行。

徐先生2009年5月1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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