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由《江南》杂志社和作家出版社联手推出的《文史我鉴》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这是《江南》杂志社倾心推出的“大江南文丛”的开山之作，挖掘许多当代浙江籍文化大师们的人生际遇，揭示很多鲜为人知的独家秘闻。“文史我鉴”原本是《江南》杂志的一个文化栏目，开栏至今已刊出数十期，这本《文史我鉴》就是从杂志同名栏目中精挑细选编辑而成的。《江南》主编袁敏给本书下的定义是：端庄，厚重，大气。

《文史我鉴》书封

袁 敏：写在《文史我鉴》前面

2005年10月，我离开作家出版社，入主《江南》，从一个书人变成了一个杂志人。角色的转换并没有让我离开文字和文学，相反，让我觉得离文学更近、更纯粹。也许正因为自己曾经是个书人，做书的职业敏感和已经融入血液和骨髓的对书的酷爱，让我在编杂志时也会不由自主地以一个书人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刊物，包括内容，包括栏目，包括作者，包括其他……我总觉得杂志中有许多东西是做书的优秀原材料，杂志人比书人更站在出版的前沿，他们拥有大量的、丰厚的、无与伦比的让书人眼睛发亮的宝藏！从我选择做杂志人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梦想构架一座连通杂志和书的桥梁，我希望我们通过杂志推出的优秀作品和精心打造的文化栏目在提供给读者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能做成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图书，让那些有分量、有价值、可以一读再读的文字通过图书的形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为此，《江南》将逐步有序地推出“大江南文丛”图书系列。

《文史我鉴》是“大江南文丛”隆重首推的第一部大书。《江南》之所以没有选择享有声望的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领衔这套文丛，也没有考虑具备市场畅销潜质的偶像型文学新星或许会给这套文丛带来旺盛的人气；而经过反复斟酌、酝酿，最终定下《文史我鉴》作为“大江南文丛”的开山之作，是因为“文”，是因为“史”，是因为“鉴”。

所谓“文”，是文字，是文章，是文学，是文化，更是泣血文字，更是含泪文章，更是干净文学，更是纯粹文化。从巴金到夏衍，从艾青到唐湜，从陈学昭到方令儒，从徐懋庸到朱自清，从丰子恺到陈企霞，从孙席珍到陈梦家……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裹挟着历史的风雨烟云从我们面前一一走过，他们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大家；有的是著作等身文名赫赫的江南才子；有的是思想睿智惊世骇俗的浪漫诗人；有的是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文坛异数……他们一生和“文”相伴，却几乎无一例外都因“文”而历经坎坷和磨难，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

所谓“史”，是史实，是史料，是史话，是史论；史实确凿，史料翔实，史话考证有据，史论评说客观。每一个文化大家的身后都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一条奔腾流淌的长河。山峰是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长河是他们经历的漫长人生。今天的读者与这些已经走远的文化大家们之间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我们可以攀登那一座座山峰，游历那一条条长河。《文史我鉴》的每一篇文章切口都不大，大多切取大师们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来叙述描画，但却都能天工开物，采撷精华，梳理历史，廓清公案，绝不是半系记忆半系编造的信口开河，而更多是鲜为人知的独家秘闻。

所谓“鉴”，是鉴赏，是鉴别，是鉴定，是鉴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的“阅稿絮语”是读者口碑甚佳的率性文字。老编沙牧本人与文中的传主或文章的作者大多有深切的交往，故而每一篇文章从选题的确定到材料的取舍，从内容的提炼到图片的搜集，沙牧所特有的文学经历和真知灼见，不仅让其编辑的每一篇文章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且由于敢说真话，不虚伪，不客套，更无阿谀奉承，故而“阅稿絮语”所表述的“我鉴”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真诚，一种言别人不敢言的勇气和担当！

《文史我鉴》的编辑和出版是《江南》涉足图书的初步尝试，我们期待着读者的鉴定和评判。

沙 牧：《文史我鉴》编后记

五年前的一天，浙江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老一辈浙江作家，正在逐渐被人淡忘，甚至湮没。作为作协主办的刊物，《江南》自当对此有所作为。我是与会者之一，也是此说的支持者之一。只是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来接收这一摊子编务。

2004年10 月，《江南》组成了新的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开辟一个介绍浙江现代作家的栏目，并指定由我主持。应当说，开辟这一专栏，于《江南》而言，是义不容辞的，但于我而言，却是绝不情愿的。我一向只对《文心雕龙》、《随园诗话》这样的传统文学评论感兴趣，因为它们言简意赅、言之有物、读之有得。而对那些概念空洞、充满教条，却又居高临下的所谓评论十分头痛，甚至认为它们就是“文革”期间所谓的“革命大批判”的源头。但最后所以勉为其难，一是因为我拿的是《江南》的工资，不能不“按酬付劳”；二是也于心不忍让那些占据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半壁江山的先辈们在我们这代人的面前无声消失。

于是这一定名为《文史我鉴》的专栏在《江南》2005年的第一期出现了。

但命名容易实施难，《文史我鉴》启动之初面临着众多的问号：写谁？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梳理再三，才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轮廓：一、《文史我鉴》立足浙江，却不囿于省籍。许多对浙江的文学乃至文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外省籍作家也在关注之列。二、着重于训诂钩沉，一些众所周知的热点人物，如鲁迅茅盾，倘无新的发现，新的内容，宁可不写；力求内容尽可能地做到“网上少见，鲜为人知”。三、不以人物而写人物，注重“以事求是，以是写人，以人论事”，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人物启示录；着重于对传主有所独特的揭示。四、说文而不论政。主要着眼于文学这一层面，虽然难免涉及政治，但绝不从政治角度阐述人物。更不以传主的职务为关注重点。

当然，明确的编辑思路，只是选题时能大体心中有数，许多细节，仍是在实际中逐步完善的。比如文章的切入角度是《文史我鉴》的重点，正基于此，首篇编后，觉得有话可说，便随手写了一篇“阅稿絮语”，谁知后来却成了每期非写不可。这一来，虽说读者、作者都相当宽厚，但我却常常被逼到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这时，幸亏袁敏兄总能提出颇有见地的意见，使我拨云见日，柳暗花明。可以这么说，袁敏不但是《江南》称职的主编，也是“阅稿絮语”到位的编者。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句古朴的民谚。四度寒暑，《文史我鉴》的一路走来，可说就是对这句民谚的一种注释。所以即使在《文史我鉴》即将结集出版之时，我们难以释怀的，仍是一种诚恐诚惶，甚至不敢说一些“抛砖引玉”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真正的文史，永远将面临严格的检验。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这是一部绝非独力可以完成的书，在整书的编辑过程中，不但得益于众多传主亲属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文化界同仁的帮助。以书中的照片而言，除署名的以外，大多是由传主的亲属和作者所提供，并得到绍兴市鲁迅纪念馆、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海宁市档案馆和宁波市镇海区大碶镇文化站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并求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