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一辈子与书打交道，俞子林这样把文化的记忆留下来-米儿火

俞子林，1931年生，1947年开始在沪从事书店工作，曾任上海图书公司经理、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等，是上海古旧书籍出版和发行方面的专家。他是上海图书业大小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被称作上海出版界的“活化石”。俞子林著作《百年书业》《那时文坛》《书的记忆》，记录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变迁。

文 | 上海韦泱

年逾九旬的文化老人俞子林先生，一生行走在书林中。俞老生于1931年12月，浙江海宁人。1947年，16岁的他，独自离开家乡，经人担保介绍，进入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位于中保坊内的国光书店，成为一名练习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光书店与几十家私营小书店组成通联书店，他进入通联不久，书店因公私合营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他从普通员工到部门主管，再到公司总经理、出版社总编辑，在书业跌打爬滚了一辈子，见证并参与了图书编辑、出版到发行的全过程。如今，这样的书业前辈，在上海已是凤毛麟角。谈起昔年的《古旧书讯》，俞老既充满感情又感慨无限。

俞子林在书房（上官消波摄）

《古旧书讯》书系的前前后后

1954年9月，在公私合营中，俞子林所在的通联书店，与另两家私营的连联书店、童联书店，组成上海图书发行公司，经售光明书局、广益书局、作家书屋等46家私营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同时，公司所属上海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在福州路401号、540号正式挂牌营业，又在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开出三家门市部。其间，公司又合并了百新书局、宏文书局、来薰阁、修文堂等129家私营新旧书店，又将371户个体书摊，合并成 7 家合作旧书店。把经营字画的荣宝斋（后改名朵云轩）、九华堂、九福堂四家也划归进来。1958年，根据上级要求，将经营新书的书店、书亭和书摊，划归上海新华书店，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更名为上海古旧书店，成为收购和经销古旧书刊的专业机构。

1959年《业务通讯》（《古旧书讯》前身）创刊号

1959年1月，为了适应业务工作的开展，上海古旧书店创办了书店内部刊物《业务通讯》，当年出版十二期，相当于月刊了。1960年1月，刊物改名《古旧书讯》。当年出版了六期，其中二月份空缺，到7月15日出刊第六期（总第十八期），在此期封底贴有一张《停刊启事》：“本刊已决定停刊，本期以后不再出版，此启。”

1960年《古旧书讯》改刊号

1967年，上海古旧书店改名上海书店，除了收购，其他业务大规模缩减。时至1979年8月，上海书店恢复编印原书店内刊《古旧书讯》。《复刊的话》中写道：“复刊后的《古旧书讯》，将继续过去的内容，介绍有关古旧书刊和革命史料的收集等情况，交流有关古旧书版本鉴别、装订修补和收销业务等的经验体会，发表有关古书版刻与藏书源流，近现代出版发行史料，以及各种有关古旧书业务的资料、知识、掌故、考证等等。《古旧书讯》是全店同志学习、交流业务的园地，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它，支持它，使它成长壮大。”这段话，非常明确地写清了这一内刊的办刊宗旨。此刊连续出刊十余年，共六十三期，基本为双月刊，至1989年12月再度停刊。1983年，上海书店组建出版部。之后实行体制改革，在上海书店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图书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97年编印内刊《书窗》，第一期由胡建强主编，第二期起由俞子林主编，共出刊十二期。之后，上海图书公司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并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于2000年出刊《世纪书窗》，由金良年主编（曾接替俞子林任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第二年终刊，出刊十一期。2003年7月，在收藏和拍卖热潮中，由上海图书公司出版《博古》，时任公司总经理彭卫国主编，俞子林任执行主编，出至第十期后终刊。这后三种内刊虽是新创办的，但都与《古旧书讯》有一定的传承及关联。

几代书业人的努力

一本小小的内刊，承载了几代书业人的心血。首先不能不提毕青先生。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宁波天过青春书店，书店因出售进步书刊被查封，后按党的指示，进入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1954年，他作为公方代表，派至公私合营后的上海图书发行公司首任经理。在他的倡议下，公司办起了《业务通讯》（《古旧书讯》前身）。之后，毕青及公司各级领导、业务骨干，都主动为刊物写稿和组稿。当年，在业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要办一本刊物，条件非常艰苦。有人笑说“这是三无刊物”：无人员编制，无出版经费，无办公地方。32开本的刊物，全靠人工蜡笔刻写油印，每期22个页码，一张张在油印机上印出，一本本手工装订。每期只印二三百本，无刊号无定价，免费发给公司相关员工，作为内部阅读、提高业务水平的辅助读物。刊物不设正副主编，没有专职编辑，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有求必应。杨渭元、俞子林，以及后期的陈影、胥智芬、吕素勤、路倞等业务骨干，在工作之余抽时间参与编印。这样一本文史类的专业内刊，更需领导的支持。公司一把手毕青身体力行，以他对过去出版业的熟悉和人脉，通过种种途径，找到还健在的上世纪30年代创办光华书局的沈松泉，创造社出版部的周全平，现代书局的卢芳，新月书店的谢家崧，天马书店的楼炜春等，请他们撰写回忆文章，充实刊物内容。

俞子林著《书林岁月》

在1959年1月1日创刊号《古旧书讯》创刊号上，时任公司副经理丁之翔发表了《回顾与瞻望》，对公司的业务工作作了总结，还有杨渭元的《古旧书业的作用》，俞子林的《大力收购革命史料》，杨寿祺的《宋刻〈艺文类聚〉》，以及《我店与西安古旧书店联合举办古旧书刊展销会》《我店收购到大批珍贵古书》等，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介绍古旧书知识掌故、交流古旧书业务信息的专业内刊。

之后，在编辑《古旧书讯》的年月里，上图公司和出版社历任领导金良年、彭卫国、王为松等，都对该刊给予许多扶持。从公司领导到业务骨干，积极无偿为刊物撰写稿件。陈玉堂先生是《古旧书讯》的主要作者，他原是个体书摊业主，公私合营后，进公司担任收购员。陈玉堂研究名人笔名，成为著名学者，国内闻名的“笔名大王”，出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孔海珠原是公司旧书店职员，业余写作和研究文学史料，后调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员，出版《左翼·上海》等多种专著。杨寿祺、刘华庭、高震川、孙实君、林豪等公司业务骨干，也是刊物的积极撰稿者。

留下珍贵的出版史料

随着业务的拓展，经营的增加，公司主办的《古旧书讯》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不仅本公司员工需要它，工作中离不开它，而且影响波及整个古旧书业、全国读书界文史界，吸引了一大批业内专家、学者，他们或投稿，或来信索取刊物。赵家璧、范用、施蛰存、许杰、章克标、胡道静、陈从周、赵景深、陈子善、陈梦熊等，都曾为《古旧书讯》撰稿。周谷城、顾廷龙、谢稚柳等先后为刊物题写刊名。

原上海出版局副局长、著名文史学者丁景唐，回忆起《古旧书讯》也是充满感情。最初根据市委关于整顿内部刊物的要求，丁景唐作为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长，到公司宣布停刊决定。他回忆说：“其实我心里很看重这份刊物，觉得它内容丰富，有行业掌故、版本鉴别、稀见珍本古籍、碑帖和革命图书文物介绍等，作者水平较高，大都是版本专家和书店的业务骨干。我也曾为这本刊物写过稿，我不无惋惜地对书店同志说‘刊物只能停办了’。”丁景唐为该刊写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十字街头〉》，登在创刊初的《业务通讯》第八期上，之后他的《左联五烈士的著译书目》等文章，相继在该刊发表。

1979年《古旧书讯》复刊号

江澄波当年主持苏州古旧书店，在该刊连载发表《书林琐话》《吴门古书所见录》。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他的文集《吴门贩书丛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上下卷），可见江老对此的珍视。著名学者胡怀琛撰写的《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分四期在该刊连载。现代文学史学家瞿光熙，在该刊发表了《郭沫若在五卅运动中编辑的刊物〈长虹〉》等。尤其是1979年复刊后的《古旧书讯》，更是刊发了一大批社会知名学者、作家的稿件。正值公司根据店内旧藏，影印出版一批早年期刊，约请还健在的当事人撰写文章。胡风平反复出后写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始末》，施蛰存的《重印全份〈现代〉引言》，范用的《作者签名本·文艺副刊》等，率先在《古旧书讯》刊出。郑逸梅连载《漫谈民国以来几种笔记》和《〈皇二子袁寒云〉是怎样一本书》，金性尧的《重读〈燕知草〉》，秦牧的《赞开明书店》，亦先后刊载，好评如潮。上海书店所藏旧书刊及《古旧书讯》的史料性文章，给许多作家、学者提供了文献资源，著名剧作家于伶对俞子林说：“多亏这些资料，否则只能拍脑袋写作了。”

60多年前创刊的《古旧书讯》，如今已逾一个甲子。俞老却把全套刊物悉数捐赠给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捐出刊物前，俞老以此刊的文章为基本篇目，选编成三大册《古旧书讯》丛书，分别为讲述上海出版业发展历史的《百年书业》，介绍福州路文化街人物和事件的《那时文坛》，记录有影响的代表性书刊背后的故事《书的记忆》。丛书于2008年5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留下了上海书业真实的历史记录。俞子林老先生完成这一心愿后，长长舒了一口气，他说：“我一辈子与书打交道，把关于书的记忆留下来，也是把文化的记忆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