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潍坊市道德模范

一位满头白发、行动不便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为《潍城文史资料》征集、撰稿默默奉献。老人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是因为我是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子孙……”

这位老人,就是85岁高龄的刘秉信。刘秉信,1930年生,潍坊人,曾历任教员、教导主任,潍坊市太平街小学校长,潍城区政协委员,潍城区政协文史委委员，系离休高级教师。这些年来,他在潍城文史资料的征集、撰稿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自己撰稿与他人合写以及经他整理的稿件，在《潍城文史资料》上采用的有60余篇，约20万字。参与编撰过《潍城区志》、《潍坊文化通鉴》、《齐鲁掌故》、《潍坊人文自然遗产》、《潍坊文化三百年》等书,在《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联合日报》、《春秋》、《潍坊晚报》等全国及省内外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300多篇260万字。

刘秉信先生自1986年开始从事文史工作,如蜜蜂采蜜般辛勤地走访调查,对文史资料的写作一丝不苟,有时为了一个人名或一个地名,东奔西走,查询许久。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面带笑容的老人二十多年来,一直被舌癌、耳癌、肠梗阻等各种病痛折磨着。 1992年患癌症手术后，病情稍有好转，一面打着化疗，一面为文史征集稿件，为征集资料往来奔波，他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总是拄着拐杖行走，为此，磨破了十几双鞋子，磨短了六支拐杖，路人称之为“棺材瓤子”。如今,他因病退出文史委员会，耳朵背得厉害,眼睛看东西也需要用放大镜,但他仍继续为文史征稿、撰稿，依然坚持文史写作。

醉爱至深，放大镜下写文史

他身体多病很难走出家门,但刘秉信依旧每天伏案写着他所知道的有关潍坊、潍城的文史资料。

老人说:“我写作要用放大镜,字写得很大,都出了格子……”边说,老人边找出自己在放大镜下写的一些手稿让 我们看。“我每天都在写,除了吃饭、休息,基本就是写作了。”老人展示了一份写有目录的纸张,上面列有15篇文史稿件的目录。从9月份开始,到12月初,他写成了这15篇文史稿件,是专为明年出版的《潍城文史资料》撰写的稿件。现在,这15篇稿件已经全部转交到了潍城区政协文史委。有时候,放大镜也看不大清,写的东西一般人更是不认识,所以,他就专门请交往多年的文友来帮忙誊清。老人说,“虽然写作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社会多作点贡献。我有整理、收集文史资料的能力,我要为潍城的文史资料宝库增砖添瓦。”

苦行千里，调查讨袁飞机队

1986年刘秉信来到潍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选取自己熟悉的专题,寻找知情人,搜集资料,深挖鲜为人知的人文史实,有时为了写成一篇详实的文史文章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调查,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刘秉信调查的历史事件中,贡献最大的便是确立中国最早的飞行队是潍县讨袁飞机队,而中国历史上江北第一飞机场的确建立在潍县这一史实。

上世纪初,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在潍县创建飞机场,并首次指挥飞机用于国内战争,这是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和先进的空军学术思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实践。这段重要的历史,发生在山东潍县。然而,1941年出版的《潍县志稿》及我市其他文史资料中皆没做任何的记载。

1993年5月下旬,潍坊退休老人张文光看到了《纵横》杂志第三期上刊登了韩明阳先生的一篇文章,阐述了1916年孙中山在潍县建飞机场讨伐袁世凯的史料,立即告诉了身患癌症刚手术不久的刘秉信。二人大喜,立即发函与作者联系,得知韩明阳原是北京空军副参谋长、中国航空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级研究员。韩先生非常支持二位老人,他从首都图书馆、航空博物馆把有关我国空军历史上与潍县有关的一些资料、照片复印后邮寄过来。韩先生建议,迅速寻找当地健在的老人,做好人证材料。两位老人开随即始了艰苦漫长的调查。他们抱病采访,拄着拐杖,顶风雪,冒酷暑,行程一千多里,调查走访了百余名老人,历时8个多月的时间,找到了多位证人。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记录得十分详实,如:1994年1月11日,城建开发公司老职工郭济澄(时年92岁)说:“东北军讨伐袁世凯时来潍县,……见过飞机三架,飞机场建在塔子坡的西大营,占地约60亩,在铁路以北,石人石马以西。”除了走访证人,两人还借来了《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上面详尽记载了孙中山当时指挥山东、潍县的讨袁战斗,包括飞机助战的电报、信函。蒋介石日记中也有讨袁飞机队的记述，于是写成了《孙中山与讨袁飞机队》长文刊登在1995年第六期《春秋》杂志首页首篇。

通过刘秉信等人的调查,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思想、潍县建立飞行队的历史事实得到了最有利的佐证,印证了这段历史的存在,为潍坊厚重的历史文化涂上了浓浓的一笔。

耗费多年,采写刘忠干传略

“我自知学历不够,撰写稿件时经常遇到一些陌生和不懂的问题,就找当地或外地熟悉情况的朋友交流资料,交换意见,确定提纲,每人负责几个章节,通力合作完成,或者由一人执笔,反复补充修改定稿。”刘秉信说更多的时候,他从本地的一些老前辈、老同学那里寻求帮助。比如说写《潍县县城史话》,历时近四年,刘秉信求得于沅伯、杨质斋、李子琇、高默之、李会林、谭先民和郭池等老人提供的资料,最后经10位老人传阅勘误后定稿。还有在撰写《潍坊名医王宇润》时,请宋伯良老人提供了书面材料,但是因为不懂中医中药,根本没法动笔,所以刘秉信登门拜师,求教于丁士颐等老中医,老药工,才得以写成文章。

在这些深挖的稿件中,有一篇稿子令刘秉信很有成就感,即潍坊人刘忠干。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完成该人的史料。他说：“之前张蓝田先生写过东北军51军中将副军长刘忠干的传略,但是内容空泛,无法选用。我接手以后,登门或者写信,访遍了当地和在北京、西安、鹰潭、武汉等地的刘氏亲属,还找到了刘忠干秘书的儿子刘鹏飞先生,收集到一些资料。”刘老还说自己又烦劳在北京统战部的表侄丁悦民,找到北京文史研究馆张学祺副馆长,复印了三份刘忠干的档案材料, 查阅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书籍,最终写成了《兰州事变前后追述》一文,刊登在兰州《民主协商报》上、《爱国将领刘忠干事略》刊登在《潍城文史资料》十二辑上。后来又在1998年2月《纵横》月刊上刊登了《刘忠干与兰州事变》一文。

多年来,刘秉信就是靠着一股韧劲,像蜜蜂采蜜一样勤勤恳恳, 如痴如醉，不断深挖调查,撰写出尽可能详实的文史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我已不能走动,每天与轮椅结伴,但写作信心不泯。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我将用我的余生继续书写我那可爱的家乡——潍坊的人文逸闻轶事,做文史苑林中的一名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