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礼文集》（全十三册）

郭延礼 著

郭延礼 李开军 整理

2023年3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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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新书简介

郭延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翻译文学方面也颇多研究成果。本书共13卷，基本囊括了他此前出版过的所有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龚自珍研究》、《秋瑾研究》、《近代六十家诗选》、《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的变革：从古典走向现代》、《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学术随笔集》等著作。

贰

作者简介

郭延礼（1937— ），山东汶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曾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过学术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以上三种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等二十余种，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1988年山东省首批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8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称号。

叁

总目录

第一卷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册)

第二卷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册)

第三卷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下册)

第四卷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第五卷 《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第六卷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第七卷 《龚自珍研究》

第八卷 《秋瑾研究》

第九卷 《近代六十家诗选》

第十卷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第十一卷 《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

第十二卷 《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第十三卷 《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学术随笔集》

附录 《郭延礼学术年谱》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几点体会

文 | 郭延礼

我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60年代初开始攻读近代文学，最初几年因忙于教学，谈不到什么研究工作，虽然这期间也写了点东西。比如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中的近代部分就是我1963冬完成的。“文革”前夕我被迫离开了山东大学，接着研究工作又中断了十五六年。真正坐下来研究近代文学大约始于80年代初。这些年来，我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新探》、《秋瑾文学论稿》等专著、专书十余种。1993年，又出齐了三卷本、165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研究工作我是做了一些，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绩，更无经验可谈。如果说在这些成果的背后有些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我得力于我的老师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等先生的教诲和他们的学风对我的影响。

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呢?一方面是当时山东大学教学工作的需要;另方面也是我自己的自觉选择。如所周知，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意义。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尽管近代文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建国前后，学术界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却相当差，它是全部中国文学史研究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许多方面都有待发掘、开垦和整理。这种滞后的研究现状促使我走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搞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和研究的不足，在前进的过程中困难是很多的。但不论遇到什么挫折，我始终沿着崎岖的小道攀登，献身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决心从未改变。下面我从自身体会谈谈我是怎样研究近代文学的。

郭延礼

一 从微观研究入手，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遵循着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的顺序。研究工作是有层次可分的，我曾把它分为平行研究、递进研究和开拓研究，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不属于研究层次的高低，而是一种研究类型。也就是说，微观研究中也可能出开拓性的成果，而宏观研究也有不少平庸之作。我以为在开始研究工作时，最好先从微观研究入手，通过多方面的积累（经验积累、资料积累、成果积累），然后再进行宏观研究。这种宏观研究才有根基，因为它是建筑在一个研究者长期积累和探索的基础上。这样的宏观研究也才有可能高瞻远瞩，所得出的结论才能靠得住，自然成果也就有较大的开拓性。前几年也有人赶时髦，开口宏观，闭口宏观，题目很大，远非他所能驾驭，既缺乏资料积累和经验积累，又不肯从占有原始资料做起。于是东抄西凑，虽是洋洋大观的一部“巨著”，其实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这样的情况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书籍中并非个别的例子。我作的微观研究主要是作家作品研究。我进行作家研究，大体是先从作家全集入手，或进行全集的整理（如《徐自华诗文集》），或进行作品选注（如《龚自珍诗选》、《秋瑾诗文选》），然后再编写作家年谱（如《龚自珍年谱》和《秋瑾年谱》），在此基础上再对作家进行全面的研究。

我的秋瑾研究和龚自珍研究大体是这样进行的。以秋瑾研究为例。我研究秋瑾始于60年代初，开始主要是在沪、宁、杭、绍兴一带搜集资料，1964年我完成了《秋瑾诗文选》的选注工作，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他们表示接受，因“文革”之故，17年后的1982年始出版。“文革”结束后，我仍重理旧业，又完成了《秋瑾年谱》（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该书征引资料408种。在此基础上，我又写了《秋瑾文学论稿》（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了五十余万字《秋瑾研究资料》（1987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对秋瑾的研究工作算较为全面和系统了。正因为我对秋瑾研究下了较大的功夫，故以上四本书也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王瑶先生说:“关于秋瑾之研究细致深入，堪称国内领先，可传世之说颇多。”（1988年7月1日致作者函）在国外，日本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53期、《中国研究月报》1988年11月号、《邬其山》季刊1988年第3期、《清末小说から》总第3期均有对我的秋瑾研究的报道和评论，并给予很高评价。这说明只有认真、严谨、踏实的研究工作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我的龚自珍研究也是走的这个路子。由龚自珍、秋瑾研究入手，我先后又有重点地研读了近代若干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全集或文集，仅以写有专题论文并已发表的作家论为例，除秋瑾与龚自珍外，还有张维屏、金和、姚燮、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林纾、陈三立、马君武、徐自华、吕碧城、薛绍徽、单士厘、吴梼、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在此基础上，1986年出版了《近代六十家诗选》（山东文艺出版社），收近代各种流派、风格的作品四百余首，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代诗歌繁盛的局面和发展风貌。评论家认为该《诗选》兼具文献性、可读性之长，“提供了两者兼顾的成功范例”。这本48万字的《近代六十家诗选》也可算是由点到面的一个例子吧。

《秋瑾选集》（增订本）郭延礼 郭蓁选注

2020年1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如上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七五”期间，我开始撰写《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该书以我1963年在《文史哲》上发表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所提出的新的三段分期，每段写成一卷，共分三卷。我将1840—1919年这80年间的文学分成如下三段:即1840—1873，称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1873—1905，称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1905—1919，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除汉族外还包含满、蒙、壮、回、藏、白、彝、侗、土家、布依、维吾尔、哈萨克等12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文学史。此书1993年三卷出齐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海内外的二十余家重要报刊发表评论，国内著名的老专家钱仲联、季镇淮等教授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此书并获得了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等九项奖励。这部书写得并不理想，我仍感到还有不少缺憾。我之所以介绍如上的社会反映，并无沾沾自喜之意，旨在说明这部165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微观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宏观研究，不论质量如何，它是符合科学研究进程规律的。通过许多个体的研究，由点到面，再扩展到近代文学的整体，这样就有利于整体把握，另方面，由原始资料所阐发的论述和可得出的结论，相对地来讲，也较为客观。故有的评论者说该书是“论由史出，史中有识，史论结合”。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册） 郭延礼著

2017年9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 重视原始资料，敢于发疑

资料积累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缺乏充分的资料，就无法进行研究，而学术上某些问题的辨伪释疑，乃至突破，又都是以原始资料的发现或辨证运用作为依据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可见资料的重要性。但资料也是有区别的，有些资料并不可靠，可有的人未经核实，就辗转引用，以致以讹传讹。所以应当尽量使用原始资料（即所谓第一手资料）。举个例子说，我为了解决学术界关于秋瑾生年及其他问题的分歧意见，曾先后去过京、沪、宁、杭、开封、长沙和绍兴的图书馆、博物馆，走访过秋瑾的亲属和乡邻，找到了许多原始资料。比如秋瑾留日时的登记表《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同学姓名调查录》，秋瑾的女友为她写的《遗事》、《墓表》、《传记》，以及瑾弟秋宗章写的《六六私乘》、《六六私乘补遗》、《记徐寄尘女士》等原始资料，1981年我又专程赴杭州浙江博物馆分部看到了1904年夏历正月初七秋瑾与吴芝瑛在北京义结金兰时秋瑾亲书的《兰谱》，上面写有:“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日卯时生。

”我根据秋瑾本人书写的原始资料，证之以她的好友吴芝瑛、徐自华、陶成章、冯自由、王时泽等人提供的材料，查明秋瑾当生于1877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秋瑾生年的再探讨》（《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我不仅认定了秋瑾1877生年说，而且对学术界流传的1875和1879生年说也进行了考辨。这两种生年说的不可靠，主要表现在与秋瑾生前亲笔填写的《兰谱》、《登记表》和她在诗词中的记载不符，而这些原始资料则是考证一个历史人物最珍贵、最可信的史料，也就是原始资料。特别是1879年说，它的主要资料根据，是一位福建云霄县96岁老人的回忆:他记得秋瑾祖父秋嘉禾1879年（光绪五年）农历九月间在云霄做官时生了一个“女孙”，有人就据此断定这个“女孙”就是秋瑾。后经我与福建省云霄县政协多次联系查明，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云霄县政协1981年10月4日复我的信云:“我们这里凡是产下女婴都叫生‘㜘（Jù据）嫤'，十岁以下的女孩也叫‘㜘嫤，或‘嫤仔'。”按“嫤”与“瑾”读音同，故混㜘嫤”为“秋瑾”，把1879年生的这个女孩当作秋瑾了。其实秋瑾乳名玉姑，原名闺瑾，单名“瑾”之称，是留日之后改的。这有多种史料可证。经我考证:1879年秋嘉禾在云霄所生“女孙”是比秋瑾小两岁的妹妹闺珵。

这就说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利用资料要尽量使用原始资料，同时还要对资料进行考辨，首先弄清这条资料的来源和真伪，因为并非任何资料都可以采用，而是要使用如恩格斯所说的”批判地审查过的”资料。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回忆录所提供的材料尤须警惕。因为写回忆录的人年事已高，对数十年前的事情很难保证每一点都记忆准确。如果使用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再故意引申或曲解。那么这样使用原始资料或名之曰“第一手资料”就等同儿戏。这种情况在当今学术研究中并非个别的，仅在秋瑾研究中这种不辨史料真伪或曲解史料的现象就非一例。

敢于发疑，这是研究者勇于探索的表现之一。敢于提出新见，不人云亦云，正是一个人可贵的学术品格。如所周知，前人的研究成果未必都正确，如有充分根据，就可以发疑，乃至推翻前人的结论。严复说:学者应当“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原强》修定稿）“喜善疑”才能有所进步，故有“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之说。我研究学问，喜欢发疑，比如我在《秋瑾年谱》，中就提出15大疑点，在《龚自珍年谱》中也提出了十多个疑点，并逐个进行考辨。今举一例以说明发疑之重要。袭自珍有两首诗:《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和《哭洞庭叶青原（昶）》，过去龚自珍各种文集。诗集均编在.”戊戌”（1838）;风雨楼本《定庵集外未刻诗》将两诗编在庚寅（1830）。均误。建国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出版了由王佩诤先生“费时十载”，参照邃汉斋本重新编校的《龚自珍全集》（1959年出版），但这个带有一定权威性的本子仍然因袭风雨楼本的错误，将这两首诗编在1830年（道光十年）。这样一来，150年间龚自珍各种版本的集子对这两首诗的编年均是错误的。1978年我在选注《龚自珍诗选》时发现了这一错误。我首先发现作品中诗题的称谓（“少宰”）、服饰（“珊瑚在冒凝红光”）、职权范围《“迩来士气少凌替”以下八句）、居官时间《“乾隆嘉庆列传谁”》，均与该诗原编年（1830）时的王鼎身份不合。

我通过查证《清史稿》的《部院大臣年表》、《舆服志》等资料，证之诗中的描写，发现该诗当写于王鼎官吏部左侍郎时，但最晚只能写于嘉庆朝（1820年前）。该诗是写龚自珍参加的一次王鼎家夜宴，当然龚自珍此时应当在京。考龚氏生平，在王鼎官吏部期间只有1819年在京，又王鼎于1819年闰四月改任刑部右侍郎，故此诗作期必在是年王氏改官刑部前，以此定这首诗作于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春（限于篇幅，另一首诗考证从略）。1979年我在《活叶文史丛刊》上首先发布了这一成果，1981年又收在齐鲁书社出版的《龚自珍诗选》中作为附录，这一成果遂为学术界认同并多次为人引用。70年代后期，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我这个因反对“四人帮”而遭祸的人仍处在逆境中。在这种最易于因循守旧的境遇中，如果我认为此诗的编年前人已有定论而不敢发疑，仍然沿袭旧说，或认为这是权威版本，或权威编定，根本不敢怀疑，那末，这两首诗的编年错误便得不到及时纠正。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做学问固然应当谨慎，不可故作标新立异，望风捕影地随便作翻案文章，混淆视听;但倘有确凿的根据，提出怀疑，而后通过周密、精审的考证纠正前人的错误，乃是学者应有的态度，也是某一具体问题研究的突破乃至学术研究前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 勇于接受新思潮，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一个学者要勇于接受新事物，包括国外先进的新思想、新学说，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早在90年前就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证诸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信哉斯言。比如王国维先生的治学特点之一，就是他善于吸取西方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海甫定等人的哲学、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吸取叔本华等人的悲剧理论而写成的著名的论著。陈寅恪先生总结王氏治学特点之一，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可见要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吸取国外先进的哲学、文学思想，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我是50年代后期（1955—1959）的大学生，当时在学校所接受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苏联的，其治学方法，则以传统朴学方法为多。80年代后，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引进较多，这对活跃我国的学术研究，提高学术水平均有一定的作用。虽然我同时也看到了它们的局限和负面影响;但我认为，正确的态度还是应当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比如西方学者在研究小说时，较注意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点恰是我自己或我的同代入所忽视的。为了研究近代小说，我研读了西方学者这方面的著作，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小说的变化轨迹。再如关于近代小说的结构艺术，80年代之前多数以传统的单一的批评模式进行评论，认为近代小说结构松散或曰“不完整”。代表作品的举例就是《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后来我有意识地阅读了捷克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近代小说对我很有启发。故我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分析近代小说时也批判地采用了他们的分析方法和意见。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即把中国小说只看成一种单一的结构模式（或曰叙事模式），排斥了结构模式的多样性。在批评家的心目中，只有甲种模式最好，凡不合乎甲种模式的，则曰结构不好、不完整、不统一。

殊不知，一部作品结构的确立乃是为表现其主题服务的，由于主题的不同或表达主题方式的不同，小说的结构模式也应是多样化的。于此，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对我都有新的启迪。再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中村中行等人，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小说和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也有许多新的成果，特别是樽本照雄先生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中国近代小说（1840—1919）13799件（各种版本均收，一种版本算一件，同一部小说有五种版本，就算五件），其中创作9437件，翻译4362件。剔除一书多种版本的统计，该《目录》计收创作小说6347种，翻译小说2504种。这个数字比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所收的小说数量（该书收创作小说462种，翻译小说608种）多数倍。樽本先生的这个《目录》为我研究中国近代小说和近代翻译文学提供了很多方便。多年来，我和樽本先生就有学术交流，又多次在海内外会面。从他那里，我也了解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信息和动向，这一切，对我的近代文学研究都有很多助益。所以我认为:处在今天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如果一个研究者，还是像乾嘉时代的学者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关起门来做学问，那显然是不够的。勇于吸取国外先进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于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大有好处的，闭目塞听、妄自尊大，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研究学问，即使能在局部或微观上取得某些成绩，但也不会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无愧于今天时代的大的成就和突破。以上三点只是我治学中的一点体会，正确与可行否，还靠学者自身的探索和体验。

1996年10月

（原刊《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1期）

稿件初审：李昭

稿件复审：葛云波 胡文骏

稿件终审：李红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