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只知道我是中科院院士，不知道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很荣幸一生当中拿到两张证书。

“我们老是‘文科班、理科班’，念文的不学理的，读理的不管文的——这个观念要打破，文理是相结合的。”5月8日，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坦言，“很多人只知道我是中科院院士，不知道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很荣幸一生当中拿到两张证书。”

这位现年82岁的核物理学家，当天在上海院士风采馆与上海电力学院新近共建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给大学生上了第一堂思政课，认为“文理结合”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科学、文史，没有分家

60年前，杨福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多年来力主“博雅教育”。在杨福家看来，博雅教育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文理结合。

他告诉研究生们，钱学森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其实有答，那便是：文理结合不够，把文理分开，搞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在美期间平时就玩乐器，海归回来下了船，一手牵着他的小孩，另一手就拿着乐器。“一个有科学创造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杨福家忆起，小时候父亲就是这样对自己进行教育和培养，让他学理科同时也送他去学画画、学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杨福家表示，因为科学创新不单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在萌芽之时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给你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按照逻辑思维去推演去计算，设计实验加以证实，从而有了创新。“科学家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才能大跨度地联想，所以科学和文史是没有分家的。”

顶尖本科，一流博雅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根据杨福家的解释，“博”指广博的知识，“雅”指素养、修养。通过在课堂上受到的讨论式、相互质疑的教育，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熏陶，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内受到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

从杨福家亲见亲闻看，世界上最顶尖的本科院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院校。比如，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就称之为“Liberal Art College(博雅学院)”，但有些博雅名校都以“学院”而非“大学”相称，在国内并不知名。事实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只占3%，职业型学校就是“高职”占60%，两者之外的就是占37%的这类学院。

杨福家的老师、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曾被邀请到一所博雅名校去教书。当时，卢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对此还大惑不解：堂堂一级教授跑到这种小学校去？后来才知，这所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全世界排第三名，能在校教学是非常荣光的。后来，杨福家还去了另一所相关学院，就是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念书的女校史密斯学院，“我发现他们图书馆写了一个词：Discover（发现），进图书馆不是背书的，看了书要有所发现，读书的目的是有创造有发现。”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

事实上，世界上一流本科教育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在杨福家看来，文理结合的“博雅”另一要素，就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哈佛红皮书’里早有了，还有耶鲁大学1828年报告也有，这两个学校都培养总统的，当然讲政治，”杨福家话锋一转，“这句话真正是哪里来的？从斯坦福大学来的。”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有名的科技大学，一位毕业生告诉杨福家，去斯坦福大学本想去学技术和理科的，没想到前两年没有任何科学课程，学到第三年才选定专业；而前两年里，有3个学期都要学的一门课就是“文化观价值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念。杨福家表示，这门课程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也接触世界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例如中国孔孟之道。课程的中心围绕着“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展开，杨福家说：“无论学生将来学习什么专业，都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搞科研，为谁而学？”听了杨福家的话，上海电力学院电气系统检测与控制专业研究生卞欢这样问自己，“我一直认为研究生就是要一心扑在学术上，多发些论文就是最牛，事实上并非如此。”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研究生李天成也边听边点头：“我已准备出国继续深造，但不论到哪里，都会牢记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努力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杨福家， 1936年6月11日出生于上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

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创会会长；2000-2012年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著名院校校长的第一位在籍中国人。目前兼任上海建桥学院名誉院长

1936年，杨福家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区骆驼镇河角村。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淘气顽皮，小时候多次转学。

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格致中学，在格致中学给了他人生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人生观，成为有梦想、有追求的人；二是点燃了他头脑里知识的火种，培养了学习和后来做学问的兴趣，更让他懂得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尊重知识。在杨福家4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时年43岁的一级教授卢鹤绂，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给他们开设了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课，而且有幸在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成了杨福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卢鹤绂把他领入原子核物理领域，让他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之美"，并使之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1日，杨福家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镇河角村。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淘气顽皮，小时候多次转学。

1954年，从上海市格致中学毕业，并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

1955年，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卢鹤绂（fu）教授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大学，并在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成了杨福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195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随即参加原子能系的创建。

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能系副主任。

1963年9月，被选派到原子物理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至1965年8月）。

1965年8月，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

“文革”过去，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

1980年，晋升为教授。

1981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年底，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邀请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所（现上海应用物理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

1987年8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

1988年，成为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中心特别委员。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993年2月，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在2月25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2月12日，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被推为院长。

2000年12月12日，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注：英国大学校长不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约相当于中国的名誉校长），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

2001年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成为出任英国知名院校校长的第一名在籍中国人。

2003年1月5日晚，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这一提议与杨福家不谋而合。

2003年底，原定3年任期已满，诺丁汉大学董事会继续聘请杨福家担任校长，任期从2004年到2006年年底。

2004年9月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开学，任校长。

2011年1月，受聘担任上海建桥学院名誉校长。

2012年6月15日，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8年12月23日，墨水河编辑于文登南海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