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文史互证 卞孝萱 内容提要 文史互证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文史互证中应注意七个问题。提倡文史结合，绝非回到文史不分家的老路上去，而是力求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使传统的文史互证与时俱进，呈现出现代学术的新面貌。 关键词 文史互证 与时俱进 一 文史互证，由来已久。近代学者中，正式提出以诗证史，并取得重要成就者，当推邓之诚、陈寅恪二氏。邓氏有《清初纪事初编》［1］，陈氏有《元白诗笺证稿》［2］、《柳如是别传》［3］，如双峰对峙，而目前学术界谈以诗证史，几乎无人涉及邓氏。我写了《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4］一文，阐明邓、 陈二氏是文史互证的两大流派：黄宗羲——邓之诚，采用纪事形式，钱谦益——陈寅恪，主要采用笺释形式。 梁启超、陈寅恪二氏都提倡小说证史，陈氏还写过唐小说证史的文章。 文学作品是文人心声的反映，从一个人的诗词小说可以见这个人的心；从一群人的诗词小说可以见这个时代文人的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造成了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心态，这在史书中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索出来，何况史书中有粉饰，有隐讳，有曲笔，不可都信，有赖于利用史书以外的材料进行比较、判断。

可见，文史互证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陈寅恪氏认为“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5］。至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描写、虚构情节等问题，可以透过表面的藻绘，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从而探知其隐微的心意。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具备这种“通识”。 我受梁、邓、陈三氏文史互证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不小，而对我影响更大者，是多年朝夕相处的范文澜先生。范老传授我“专、通、坚、虚”四字。在那个时代，全国强调“专”，而范老提出“专”与“通”结合，使我领悟到专精与通博的关系。井水、江水都是水，而井水没有江水那样波澜壮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以此为喻，专而不通者，不可能达到专而且通者的学术境界。范老的四字格言，指明了我的方向，坚定了我的信心，坚持不懈，锲而不舍，虚心学习，虚心探索，不知老之将至，不知老之已至。 所谓“通”，涵盖面广。文史互证是一种“通”。怎样才能文史互证？ 要具备文史兼通的学术修养和文史沟通的研究能力。从“史”的方面说，袭用别人著作中的现成观点，如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了解作品的背景，把握作者的用意，努力再现作者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此诗、此小说。

在进行文史互证的工作中，要注意七个问题： 1.个性、通性 梁启超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善为史者”，“能于（小说）非事实中觅出实事。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知。”梁氏虽未正式提出小说证史之口号，却已运用小说证史之方法。据陈寅恪氏弟子追忆，陈氏也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他说：“《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他还以《红楼梦》为例，“说尽管故事纯属虚构，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趋腐败、中衰状况”。陈氏称之为：“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6］ 2.古典、今典 陈寅恪氏在《柳如是别传》中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

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藉之出处。古典仅是字面，今典才是实指。钱谦益《赠侯商邱若孩四首》之四云：“橘社传书近卜邻，龙宫破阵乐章新。”陈氏释曰：钱诗用柳毅传书故事，邱若孩之卜居吴中太湖之洞庭山，殆有传达永历（桂王朱由榔）使命，接纳徒众，恢复明室之企图，钱诗以“钱塘君”比郑成功，而期望终有“雷霆一发”之日耶？这是陈氏融合古典今典，阐明钱诗真正用意之一例。如仅释古典而不考今典，便不能了解钱诗。解释古典诗词之“辞句”属文学范围，而考证古典诗词之“本事”入史学范围，合而言之为文史互证。［7］ 3.表层、深层 一般读者读《莺莺传》大多谴责小说主人公“张生”爱情不专一，对“崔莺莺”始乱终弃。这虽不错，但只不过是表层的分析。唯陈寅恪氏《读莺莺传》作了深层的分析。他从“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以及“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元稹“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这个著名的结论，是文史结合的产物。

4.实数、虚数 刘师培推广汪中《释三九》“实数可指，虚数不可执”之说，论证：（1）古人于数之繁者，约之以百、千。于数之尤繁者，则拟三百、三千，以见其尤多。（2）古人于浩繁之数，不能确指其目，则或曰三十六，或曰七十二。（3）古人记数，或出以悬拟之词，不与实符，亦非大与实违。（4）古籍记数，恒据成数言。（5）古人属词记事，语大则更少为多，语小则易多为少。（6）古籍记事，恒记后先之次，若律以一定之时期，则拘固鲜通。详见《古籍多虚数说》［8］。 刘氏举白居易《长恨歌》为例：“‘后宫佳丽三千人’，亦属表多之词，非必限于三千之数，亦未必足于三千之数也。”进行文史互证，要辨别古典文学作品中之实数与虚数。 5.明言、隐言 《诗经》创造了比兴的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离骚》继承《诗经》用譬喻来表情达意。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虹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喻小人。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谗构。历代文士大多遵用《诗经》、《离骚》的表现手法，以表达自己的寄托。试举一例。宋俞文豹释苏轼《卜算子》词曰：“缺月挂疏桐”，明小不见察也。“漏断人初静”，群谤稍息也。

“时见幽人独往来”，进退无处也。“缥渺孤鸿影”，悄然孤立也。“惊起却回头”，犹恐谗慝也。“有恨无人省”，谁其知我也。“揀尽寒枝不肯栖”，不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宁甘冷淡也。［9］苏轼自注：“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此词作于贬谪期间，前人多谓有寄托。其手法是：托鸿以见人，明言“孤鸿”，暗言自身，人与鸿凝为一体，合乎借物寓言，不失比兴之旨。古人咏古诗词之借古吊今，咏物诗词之借物传情，比比皆是。 6.正言、反言 宋黄彻《{K1O601}溪诗话》［10］卷四云：“坡云：‘后生可畏吾衰矣，刀笔从来错料尧’。周昌以赵尧刀笔吏，后果无能为，所料信不错。而云‘错料尧’，亦以涉讥谤倒用尔”。苏轼此诗，题为《次韵子由五月一日同转对》，作于元祐三年五月一日。此年二月，苏轼受到赵挺之的攻击，“赵尧”指赵挺之。汉周昌并未“错料（赵）尧”，苏轼倒用典故。读者如不了解苏轼与赵挺之间的矛盾，便不能发现此诗说的是反话。鉴别古典诗词中的反语，必须熟悉历史。如不熟悉历史，将反语当作正言，便上了古人的当。 7.言内、言外 《吹剑录三编》云：“诗人之意，多在言外。《猗嗟》诗本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而乃美其威仪伎艺。《君子偕老》诗本刺卫夫人淫乱，而乃称其姿容服饰。

《芃兰》诗本刺宋惠公骄而无礼，而乃咏其觿韎容遂，皆谓其德之不称也。《凯风》诗不言其母之淫，但称其性之善，所以感动之也。《四牡》诗不言行役之劳，但言其不遑将父母。《东山》诗不言征伐之劳，但言其不暇顾室家，所以深闵念之也。”鉴别古典诗词中的言外之意，也必须熟悉历史。如不熟悉历史，不知道古人言在此而意在彼，便误解了诗意词意。 以上所举，都是前人的研究成果，谨供有志于文史互证的同志们参考。 二 最近，新西兰坎特伯雷国立大学陈珏氏撰文评述中国人的唐传奇研究状况： 国人五四以来的传奇研究，诚如卞孝萱先生所说，是在“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的范围之内展开的。其中，不乏划时代的重要著作，例如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王梦鸥《唐人小说史话》四卷和《唐代小说校释》上下卷、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卷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周绍良《唐传奇笺证》等等，均在特定的领域中开风气之先，贡献甚巨，但研究的焦点则不出以上所列范围。少数另辟蹊径者，以陈寅恪先生、卞孝萱先生等的研究为代表，在上述范围之外，从唐人传奇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用如今西人习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于是形成二十世纪传奇文研究的“正”与“奇”两种风格的分流。

必须申明，我在这里使用“正”与“奇”的字样，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丝毫没有价值判断的成份。事实上，上列在这两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即使放在国际的范围内，都是最顶尖的学术成果，在质量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放眼二十一世纪，欲使传奇文的研究有更广泛深入的发展，亟需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中来，产生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自不待言。在研究的路线上，即可以承续上述两大流派，亦必有探索新的路径的尝试。［11］ 按照陈珏氏自注，“国人”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我先后出版了《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二书。前一本书，着重指出唐传奇作者运用的手法，如“影射时事”以“寄托愤慨”、“借题发挥”以“控诉不平”、“以古喻今”以“开悟皇帝”等等。后一本书，旨在论证唐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玄武门之变”、“永贞革新”、朋党纷争、翦除宦官，在唐小说中都有所反映。等等。 不是每篇小说都与政治有关系，要作具体分析。我以中唐时期记载女报父仇的四篇作品为例，只有崔蠡《义激》一篇是有为而作，因为作者也有家仇。识别小说有无寓意，“仅看作品的表面是不够的，必须联系作者的家世、生平与政治立场、观点，才能进入作者的心胸”。

有的作者已交代自己的创作动机，如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此赋是以秦影唐，杜牧以秦皇穷奢极欲，激起民众反抗的历史教训，告诫当时皇帝。又，唐末朝廷处在危亡之中，周曇关注时局，创作《咏史诗》，以寄寓隐忧，故所咏以亡国之君为多。其首篇《叙吟》云：“圣人观古贵知今”，次篇《闲吟》云：“剪裁千古献当今”，可见是“献当今”之“圣人”即当时皇帝而作。 最后，引用范老说过的三句话：“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12］。分得太截然的后果怎样呢？知识面不广，视野不开阔，研究工作难以取得重大的突破。提倡文史结合，绝非回到文史不分家的老路上去，而是力求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使传统的文史互证与时俱进，呈现出现代学术的新面貌。文学与史学各有领域。文学工作者运用文史互证方法，仍以文学为归宿。史学工作者运用文史互证方法，仍以史学为归宿。文学意境与史学意境有别。试举一例，以说明之。白居易《长恨歌》中描写上皇由蜀还京后，日夜思念杨贵妃，有“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自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皆认为太上皇宫中绝无点油灯而不燃蜡烛之事。

以史学言，此句失实，而以文学言，此句极佳。如云“红烛烧尽未成眠”，则远不如“孤灯挑尽未成眠”之能写出太上皇的凄凉景况而感染千百年之读者也。我用文史互证方法，“研究唐人小说的创作意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绝不意味着用来代替对作品的赏析。” 【参考文献】 ［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卞孝萱．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J］．燕京学报，2002，（新13）． ［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A］．胡守为．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7］卞孝萱．读柳如是别传［A］．胡守为．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8］刘师培．古籍多虚数说［A］．左盦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俞文豹．吹剑录全编［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10］黄彻．{K1O601}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陈珏．初唐传奇考［A］．冬青书屋同学会．文史论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12］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A］．范文澜全集［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3］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