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出版的《浙江文史记忆》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文化是条来自远古、途经现在、流向未来的河流。在这条大河之上，浙江文化如一颗璀璨明珠，从古闪耀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浙江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为深入阐述、传承灿烂厚重的浙江历史文化，讲好浙江历史上的人文故事，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2018年，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发起的《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20年，在各地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丛书编纂工作在11个地市全面铺开。丛书力求从文史视角，系统地介绍浙江历史上的主要文明演进、重要文化人物和重大文史事件。

丛书由省卷1卷、市卷11卷、县（市、区）86卷，共98卷组成，填补了浙江省文史研究成果在简明性、普及性和全域性方面的空白，让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掌握浙江各地历史人文特色，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浙江文化建设和文史工作取得新进展。

8月1日，首批《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即省卷，以及嘉兴市、县（市）卷率先出版发布。全套丛书预计今年年底将陆续出版。日前，我们对话丛书编纂的参与者们，进一步明晰这套丛书的特色、价值和意义。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会议现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供图

文化先行

勇挑文化建设重任

我们为什么要记忆文史？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根和灵魂，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行。”省卷绪论的这句话，宏观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进一步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深厚的历史根基。浙江历来“人文渊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约一百万年的长兴七里亭遗址，就有古人类在浙江境内活动的痕迹；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普遍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距今约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文化有着中国史前文化史上最早的独木舟、最早的漆器、最早的“中药罐”等多个“第一”；距今约7000年的余姚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距今约5000年的余杭良渚古城有着“中华第一城”之称……

这片历史厚重的沃土，孕育了丰饶的文化积淀。

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经典”——比如“和合文化”象征“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浙东唐诗之路”上历史遗存和人文典故众多，唐代四百多位诗人在此留下了1500多首传世名篇；南宋建都在临安，留下风雅宋韵；阳明心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

更有红色文化在此萌芽、焕发生机——南湖上起航的红船成为浙江传承“红色根脉”的源头坐标，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核心的“红船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红色根脉”也有了新时代的标识。

“历史文化真的看不见，摸不着吗？显然不是。她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基因，是一股久远深沉的力量。”在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永昌看来，当下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也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

记忆文史，是时代之需、现实之需，更是浙江之需。

2003年，浙江开始实施“八八战略”，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十多年来，浙江正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诗路文化带建设……徜徉在这股强劲的文化建设大潮里，全省范围内一批重要文化工程的相继开展，大力推动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

“我们文史馆也要承担起应有的职责，为浙江发展做点有情怀的事。”王永昌认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是激励浙江文化发展前行的强大动力，也正是丛书想呈现给读者们的浙江发展主题和主旋律。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项目启动以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召开各类专题会议30余次，组织馆内专家力量赴各地调研指导20余次，省市县三级参与丛书编纂工作的人员达1000余人。

嘉兴南湖，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红船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吕之遥 拍友 周晨磊 摄

追古述今

勾勒人文历史脉络

泱泱中华，文明博大。和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史一样，丛书有着厚重的气质。

丛书省卷字数30万字左右，市县一级每卷字数15至25万字不等；也在于它书写的故事以时间朝代为序，从史前文明曙光初照起，绵延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辛亥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

“浙江几千年文明是一个整体。编纂组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把书稿分成上半部讲整体历史演进脉络，后半部分再来写一个个故事。这样有机械凑合的感觉，人物、事件的故事会缺乏有机的历史背景。”王永昌说。

因此在内容排布上，丛书的每一卷、每一章的最开始，都有这一时期的历史沿革、发展进程整体概述，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这个朝代浙江历史发展的特色和特点。

和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一样，这套丛书也有着宽广的选题。

文化是个抽象的大概念。“人文指向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则指向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与制度习俗，包括民族或族群精神活动的方式、精神活动成果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精神文明传统。”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在省卷绪论中说。

如他所言，丛书内容不拘泥在狭义上的“人文文化”。鬼斧神工的山脉水系、烽火硝烟中的抗战历程、且行且吟的诗词歌赋……浙江在文史哲、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精髓，书中都有所涉及。

历史说到底，在于人的故事。丛书以历史人物叙述为主线，兼顾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特点，从各个章节的标题中频频出现的人名即可发觉。

人的行踪又是不定的。要如何规避内容写作时的重复？丛书秉持的原则是，详略得当，各有侧重。比如，省卷中，王阳明是“明朝时期的浙江”一章的“主角”之一，叙述重点在概述他的“阳明心学”。编纂组工作人员透露，有关他更详尽的故事，涉及早年的，可能会出现在宁波相关卷，后期的则可能在绍兴相关卷中出现。

文史也并不只代表过去。所有历史，都从今天出发。与时俱进的浙江，正向世人展现她的新风貌。

省卷里，锚定了这样一些节点性的时间和事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现代化建设新成就在世纪之交探索发展；“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纲领和总方略；“红船精神”被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挥理论伟力与实践活力；新时代的“重要窗口”正打造；这个全国第一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正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先行……

沿着省卷留下的线索索骥，嘉兴市卷截取了具有地域性的“文史记忆”，比如，步鑫生的“剪刀传奇”剪开了中国城镇企业改革的帷幕、公共图书馆的“嘉兴模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走在全国前列的典范、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时代以来，浙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与悠远的历史一同被编进了书里，为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实践成果提供了有益参考。

历史观照现实、远观未来，文化浸润时代、推动进步。省委领导评价：丛书主要以大历史观的视角，重点讲好浙江历史上的文史记忆故事，生动叙述重要历史演进、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实践和重要历史文脉，多视角展示浙江历史文脉、浙江文化风采、浙江精神风骨，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基本属性和浙江独特魅力，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浙江韵味，是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的重要成果。

老虎岭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董旭明 徐彦 拍友 摇慧敏 摄

厚史“小书”

生动讲述文史记忆

丛书项目参与人数之多、编纂体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开创了省文史馆建馆史上的先河。如此浩大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必然有许多难点需要克服、思想需要统一。

仅针对省卷，省文史馆就专题召开了20余次会议研究文稿的修改完善；组织专家累计近百人次对全文各部分内容进行审核；作者、省文史馆馆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作了多达18轮的文稿调整和修改。

丛书既是一套纵观古今的“大书”，也是一套简明易读的“小书”——以尊重历史为前提，它定位为面向大众的普及性书籍，需要平衡文学性、史实性、知识性的关系。

“话说那秦始皇，横渡浙江时威风凛凛，观者人山人海，谁知就有一个天下大英雄隐身其中，正是秦国的死对头、楚国贵族名将项燕之孙项羽……传说此时的项羽和他的叔叔项梁正站在岸边观看，禁不住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项梁大吃一惊，急忙伸手捂住项羽的嘴，小声责备：‘别乱说！你不怕全家合族都要杀头吗！’”

随手翻开省卷一页，类似这样富有文学色彩的叙述是丛书的一大特色。有人曾提出质疑：历史应不应该这么写？

“为什么不行？历史是严肃的，表达可以是多种的。时代变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也要变化。丛书是‘记忆’，不是严肃刻板的‘史志’；它是通俗的‘读本’，不是学术研究。”王永昌说。

为确保史实性，丛书不仅每卷都附有“参考文献”，省文史馆馆员、研究员以及馆外相关领域专家对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王旭烽还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每个章节前后留下精简的评析。“写历史性文章不是纯文学，不能通篇意境。真实、公认的观点阐述，既能引发读者思考，又方便读者提纲挈领。”

德寿宫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暨南宋博物院（一期）项目正殿效果图 望海潮公司供图

历史有“扬”有“抑”。两者的舍取，考验着丛书的格局。

南宋是个矛盾的朝代，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方面都极为发达的同时，政治制度扭曲。南宋王朝如何在仓皇中狼狈南赴、如何重用权臣贾似道误国误民、又如何卑怯地辜负像文天祥这样忠诚朝臣后走向灭亡……这些“负面”，省卷的“南宋时期的浙江”章节并没有刻意回避。

写作过程中，王旭烽拒绝了回避一些“灰暗”的历史侧面、让故事“好看”的建议。“没有一段封建王朝的历史是全然光彩的。”她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

王旭烽是颇为合适的作者。她毕业于历史系，具有专业基础；写过《走读浙江》，对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人物有知识储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文学性写作更是游刃有余。2020年，以她的省卷初稿为母本，市县卷工作全面铺开。

市县一级能找到像她这样的作者吗？有的县没有文史馆，又该由谁来组织呢？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一度犯难。

很快，省内各地市的参与热情，打消了这一顾虑。在各市宣传部的统筹协调下，市县卷编纂出版工作有力推进，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编委会，形成了组织机构，集中了编纂力量。

对于当地来说，丛书是一次整体梳理当地文史的难得契机。丛书的嘉兴卷及县（市）卷是嘉兴首次市、县（市）联动参与编纂出版的有着通史性质的文史丛书，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可谓嘉兴“一方之全史”“百科之全书”。“记录历史有必要从‘史’向‘文史’靠拢。我们记录历史向来只偏重史，丛书把‘文’和‘史’结合起来，‘补史之缺、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嘉兴市政协副主席、嘉兴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王登峰介绍，不少对当地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专家都积极参与其中，丛书不仅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学识专业性，更赋予了他们灵活多元的书写空间。

对于作者来说，编纂丛书也是深入了解家乡人文历史的过程。海宁卷作者张镇西是海宁市档案馆专家、史志学者，却依旧对一些地方文化记忆存有疑惑。他说：“比如《搜神记》作者、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干宝南迁后的籍贯问题，一直以来说法不一。通过史料查证，我认为干宝南迁后定居于海宁，多年后由于战乱中老宅被强盗霸占，家族才迁居到海盐。因此作为干氏南迁第一代的始祖干宝就是海宁人，他的后代却大多成了海盐人。”他还把“潮文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记忆主线，强化海宁地方特色。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能在无形之中增强海宁人的文化自豪感。

知史鉴今，观照未来。丛书出版，任务只完成了一半。编纂组希望，未来，丛书能成大众的案头书籍，用生动的浙江故事，打造浙江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进程中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我们期待着。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