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坦鄂其尔事略(上)
陶布新
阿拉坦鄂其尔(阿王),号宝珍,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扎萨克郡王,曾任伊克昭盟盟长等重要职务,为伊盟王公贵族中重要人物之一。
他一生政治活动很多,兹仅就我所知和访问杭锦旗旗长色登道尔吉、杭锦旗政协副主席图们桑等所谈,写在下边。
阿王的父亲阿拉宾巴雅尔,曾任杭锦旗扎萨克亲王及伊盟盟长等职务。阿王年幼时在王府学习蒙文,长大在旗府担任金肯笔帖式①,办理文书工作。
他娶了三个福晋,第一个叫拉西朝克珠玛,生有长女奇默色楞;第二个叫明拉,是拉西朝克珠玛的妹妹,未生育,第三个叫赛吉德玛,是达拉特旗人,生一子三女。在他未娶赛吉德玛以前,曾过继阿尔吉卜彦色楞的孙子哈斯包特尔为子。
阿王二十七岁,其父病故后,继承了杭锦旗扎萨克,从此官运亨通,不久即担任了伊盟副盟长职务。
阿王对于宗教信仰很深。信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的。他在王府中专有念经室,室内陈设富丽堂皇,放着一些经卷。每天早晚,他穿上喇嘛服装,手持佛珠,正襟危坐地去念经。
有时还召集各寺庙喇嘛,自带食粮前来旗府所在地的贝勒庙②上,陪伴着他共同念经。他以为这样一来,可取得喇嘛们的好感,并通过宗教势力的帮助,取得人民的拥护,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不意却因此引起喇嘛们的不满。以浩钦召的大喇嘛为首发起“独贵龙”运动,到盟长公署告了他一状。第一告他召集各寺庙喇嘛自带食粮到旗府所在地念经,是增加众僧负担;第二告他以王爷身份,穿着喇嘛服装是僧俗不分。
盟长接状后,即把他叫去,当面做了申斥性的劝告,叫他不要再这样做。阿王碰了这个钉子后,便不再到各大庙去念经,只在自己王府中念。他知道宗教在蒙古人民中的信仰是很深的,要想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非借用宗教势力不可。
因此,他于一九三四年,又专意把班禅喇嘛请到杭锦旗来诵经。这一来,招惹了伊盟七旗蒙古人民争先恐后地来参谒班禅。当时杭锦旗除设有几百座蒙古包外,又搭起了很多帐房,还不够朝拜者居住。蒙古人民在参拜班禅时都把自己世代积累的血汗财物踊跃捐献,使班禅一行人员都满载而归。阿王也因为把班禅活佛请来,在本旗提高了他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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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肯笔帖式——主要秘书。
② 贝勒庙——即贝勒的庙。
阿王不吸烟,不喝酒,饮食上也不大讲究,但却好阔气、讲排场。住则必有像样的王府,行则必备新型的汽车。在杭锦旗阿其楞图本来就有祖居的王府,却又在锡尼镇修建一座新王府,仅修建费一项就化了一万四千多元,再加府中豪华奢侈的设备,数目就更大了。同时因常去包头、归绥、北京等地办公或游览,还在这些地方置有府第。
如归绥新旧城各置一处住所,每处均价值数千元。北京置有一处住所,价值一万多元。他坐的汽车旧了就买新的。除了以前曾买过两辆汽车外,在伪蒙时期又经西协理①色登道尔吉在天津为他买过一辆崭新的汽车,化了六千五百元。
他平时广交友,好请客,每到归绥,绥远饭店、麦香村和风林阁三大饭庄,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不是他请人家,就是人家请他。尤其在兼任乌、伊两盟办事处处长后,更常是“宾朋满座”。
据说有一个时期住客很多,一日就花招待费四百五十多元。他这样纵情挥霍,所需钱财当然是向人民摊派。因此他每到归绥、包头或北京等地走一趟,就要给本旗人民增加一项沉重的负担。而他则乐此不倦,目的是为了多拉拢当时的头面人物,巩固和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和声望。
但他对部属和家奴却非常吝啬,不但很少赏赐,还要求部属对他献赠。他心眼太活,变幻无常,对大的政治活动是这样,在小的生活方面也是这样。就以服装方面来说,他时而穿上蒙古长袍,打扮成旧式王公的派头;时而穿上喇嘛服装,打扮成佛门弟子的模样,时而又穿上军装,摆出高级将领的气派。
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思想,就是爱官。不仅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现有的统治地位,并且还尽力向上爬,做官是愈大愈好,兼职是愈多愈妙。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个时期,作了杭锦旗的扎萨克郡王、伊克昭盟副盟长、乌、伊两盟办事处处长还嫌不过瘾,仍然到处钻营找官做,就是空头的包头区防副司令他也肯干。
他对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虽然没有积极参加,并且还反对过,但是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发展他为委员兼实业处处长还不满足,还希望给他更大的官。嗣经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劝说,才勉强接受,虽心怀怏怏,仍遥领干薪。
他知道武力是巩固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对组织武装,统率部队,颇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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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协理——见29页注②。
在民国初年,就以防御匪患、保卫地方为名,着手组织杭锦旗游击队。一九一七年适逢卢占魁队伍里有个格尔计老五率领的一部分蒙古兵,形成流寇,到处窜扰,阿王便乘机向这一部分人进行了收抚工作。
对自愿投降者,每人发给帐幕、牲畜,还给娶妻安家,结果有四百多人归顺,编入了杭锦旗游击队。这些人安家落户,生男育女,不但成了杭锦旗的人,也成了阿王一股有力的亲军。他为了装备这个游击队,一九二八年曾亲赴归绥向李培基主席赠送马匹和毛毯等物,希求帮助。
李培基拨给他一些枪械子弹,从此杭锦旗的游击队就有了初步的装备。在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时期,他更是常去谒见,馈赠礼物,进行拉拢。傅作义除了给他以枪弹外,还给了他一个包头区防副司令的头衔。
一九三三年他又亲率西协理色登道尔吉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献送马匹。阎当即拨给他三八式步枪一百支、山西式自来得手枪十支。他回来后就进一步扩充武力,依照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颁布的保安队编制大纲的规定,正式建立了杭锦旗保安司令部,自任保安司令。
除把保安队扩编为两个团外,还编有两个直属警卫连和一个炮兵队,作为他的卫队。两个团长分别由东协理乌勒吉巴雅斯古楞、西协理色登道尔吉担任。全体官兵约一千二百多人,从一个蒙旗来说,真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
所有官兵均系义务制,仅给服装,不给薪饷,所需给养,一律责成各营所在防区的人民供应。当然这又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沉重的负担。
阿王认为这支武装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一定能够忠实于自己。不意第一营副官阿木古郎,自恃剿匪有功,骄傲蛮横,擅收所在防区捐税,打死四人,声言谁如告发,就处死谁。他把阿王也不放在眼里。当傅作义给阿王以伊盟区防司令的名义和拨给经费时,阿王私吞了经费,反叫杭锦旗人民均摊区防司令部所需各费。
阿木古郎大为不平,就揭露阿王私吞公款的隐私,并力持反对摊派之议。事为阿王所闻,对阿木古郎恨入骨髓。适值阿木古郎与其舅桑杰感情恶化,有一次在喜庆宴席上,阿木古郎酒醉,大骂桑杰,桑杰也不相让,结果桑杰被阿木古郎用木杠子痛打一顿,并扬言要杀桑杰的两个儿子。
桑、阿二人因此到王府衙门打官司。当时阿王正去归绥,西协理色登道尔吉即将双方管押,并电阿王请示,阿王正要除去阿木古郎,即电令以擅收税捐、反抗旗府、杀害人命的罪名,将阿木古郎处死。色登道尔吉接电后,以处分过重,不忍遽行加害。
旋又接到阿王电令速即执行,如再迟延,即以违抗命令论处。色登道尔吉无奈将何木古郎在狱中处死。可见阿王排除异己的手段是多么毒辣。事后阿木古郎的亲属虽曾向盟政府告发,由盟派员调查此案,但来员因受阿王厚贿,竟以阿木古郎罪有应得上报了事。
阿王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统治,还有他狡黠之处。如一九二八年杭锦旗遭受严重的旱灾,草原枯干,牲畜由于冻饿而死者甚多,以致民不聊生,纷纷逃亡。
阿王面对这一情况,至为焦急。他知道如果杭锦旗人民跑光,自己就成了空头王爷,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税收来供他任意挥霍了。于是和仕官们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发放户口地,给人民土地权,可以使旗下人民不向外跑。
阿王采纳了这个意见,就给本旗每一户蒙民发放一里宽八里长的户口地一份,小召庙也给一份,大召庙给十份,总计达千顷。而对本旗官员也都发放户口地:协理每人六份,管旗章京和两个梅伦,每人四份地,其他官员们也都依照职位大小,分别给以户口地。
另外,还发给土地执照,规定不许典卖,不许出租,不许闲置不用,只许合伙耕耘。在开始发放户口地时,每一份地收洋十元,无力缴纳的贫苦旗民,准予缓期交纳。保安队士兵不发放户口地,但得就地征收粮草和一切供应物品,并具体划定征收地区。
至于收租标准,在平年每一犋牛收三斗五升糜子,丰年多收,歉年少收,无力缴纳者得酌量少收或免收。这个办法实行后,在旗居住的蒙民,便安下心来,外逃的蒙民也陆续回旗要求发放户口地。
取得户口地的蒙民,有劳动力的除自行垦耘外,均和汉民合伙垦种;无劳动力的却打破了“不许出租”的限制,转租与汉民耕种,一般是按三七或二八收租,各庙所得的户口地,也是这样转租。
这样一来,榆林、神木、府谷、包头一带的汉民,纷纷前来租种土地。当时限定汉民春来秋往,不准盖房久居。但日久天长,禁令废弛,汉民也就春来而秋不往,盖下房子久居下来。
这可以说是阿王把本旗人民拴住的妙法。在发放户口地当中,他还得了很多的肥沃土地,征收了很多的租金,真是名利双收。
阿王对于振兴教育,培养青年是漠不关心的。他在杭锦旗执政时间很长,仅设立国民小学一所。学生不多,设备简陋,时开时停,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对于保送青年到外地求学,更是很少的事情。以致杭锦旗在解放前的长时期中,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极少。
一九三三年,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发起自治运动,曾派员前来归绥和阿王联络。阿王当时力表赞成,曾将伊盟各旗王公名单开去,在要求自治通电上署名。
嗣因迫于绥远当局的势力,又不敢公然参加,只是徘徊观望。尽管德王屡次来信催促,他仍是逡巡不前。接着就改变了态度,常去归绥和傅作义打交道,赴太原和阎锡山拉关系。据说他到百灵庙请班禅活佛时,曾暗中劝说各王公应当维持现状,不可与国民党政府脱离。
在蒙旗代表赴南京要求许可统一自治时,他曾和伊盟盟长沙王向绥远省府声明:“伊盟七旗不愿与乌盟共同组织一个自治区,愿自成一个自治区。”这个声明转到国民党中央发表后,惹起蒙旗进京请愿代表的反对,声称这是绥远省政府对蒙旗横施压迫恫吓所致。
国民党中央政府却因为有了他俩的声明,将蒙古自治问题延搁了一个时期,才加以许可。一九三六年他与沙王赴南京给蒋介石献马祝寿,得了很多的馈赠。这些都说明他始终不愿放弃国民党的立场,怕的是惹翻了国民党,丢了他的王位和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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