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受限于传世文献，先秦文学被称之为零落的碎片，始终是研究者的一大难题。所幸近年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更激活了先秦文学研究，进而有助于重新认识、改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相较之下，木斋教授的《先秦文学演变史》，则是抱持他一贯的“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大文学史观，在“原典第一”、“独立思考”的研究态度下，对先秦文学的源流与演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

该书观点新颖，力求突破。木斋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说：“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无不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陈陈相因、层累积淀出来的对文学历史的解读，鲜有撰写者能真正从作品出发，从原典出发，从对文学史纵横交错的深入研究出发，来做出对文学史起源和流衍的解读。”如木斋关注到“在理论上，诗歌被视为中国文学最早的体裁；而实际的文学史写作，往往是以神话为开篇”，于是省思传统文学史以中国古代神话为开篇的书写惯例，认为“当下文学史以神话作为开端，主要是采用《山海经》、《淮南子》等后来之文献，是以写作题材所显示的所谓远古内容替代了写作时间，是以想象替代了中国文学史发生的时间次序”。又对诗歌先于散文这种“不验自明”的定论，重新考察先秦诗歌的起源，提出：“诗的因素是在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萌生，以后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音乐的音律节奏引导了这种原本从散文文体中孕育出来的诗歌雏形，从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诗歌”, 并进一步指出：“不论是诗歌早于散文之说，还是神话为中国文学之起源的说法，都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推断，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误区”。另对时间跨度极大的先秦文学，进行分期：从甲骨文、金文到《尚书》的出现为第一阶段，即先秦文学的滥觞时期；西周早期“诗”的出现为第二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阶段，《周颂》—《大雅》—《小雅》—十五《国风》，正代表这一阶段的演变历程；以孔子作《春秋》为标志，其后史传文学、诸子散文、辞赋文体依次出现，展现了从诗歌向散文的回归，是先秦文学的第三阶段。书中不乏振聋发聩之见，在此仅是略举数例，相信在学界一定会激发出更多的火花。

该书文史并重，视域宽阔。作为一部新颖的文学史著作，需要具备充足的文学史料与突出的文学史识，作者自然有所考虑，强调需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前后联系的有机的整体，而非孤立的、静止的、局部的、片段的总和”，并致力于探究“文学史的起源、演变的历时性关系”。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有着比后代文学更宽广的内容范围，体现出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如中国文学最早的经典是“六经”，所以研究者不能不涉及此时期的经学、史学、哲学的研究。文史并重者，如木斋致力于梳理《诗经》中《风》、《雅》、《颂》三类作品的写作年代与演变历程，或排定先秦诸子散文儒、墨、道、法的发展次序，并主张《老子》一书应晚于《论语》、《孟子》，而早于《庄子》等，进行了相关的考释、论证，勇于提出新说。视域宽阔者，如书中论及“甲骨文”、“金文”时，关注到书写工具、载体对于散文写作的制约与影响；或第二章《周公制礼作乐与先秦文学的发轫》，从这一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文化史变革的历史背景，探讨其对先秦文学的催化，并肯定《诗经》是两周礼仪制度的产物等，都是颇具特色的视角。

该书注重原典，述评精要。如同作者在《跋语》中提及“原典第一”的学术原则，在历史文献的参酌下，极大程度地凭借文学作品的内在逻辑，进行比对、考辨，尝试将先秦文学整理成为具有基本规律而可称之为“史”的著作，确实不易，更是一项突破性的挑战。尤其，季羡林先生曾指出，研究中国文学的重点在于弘扬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其中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而木斋不论是从诗歌、散文的文体互动发展，或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技巧及其承衍，都有精要的述评与概括，使读者宏观地认识到先秦文学形式美的发展脉络。诚如书中所言：“文学的审美属性是天生存在的，没有了审美，也就没有了文学”，所以《先秦文学演变史》可说是一部相当注重“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著作，而有别于文学知识概述与代表作品选读式的讲义，充满着文学史家的观点、诠释与解说，令人耳目一新。

总而言之，该书是木斋教授经数年之功结撰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对《诗经》文学发展历程的考索，钻研甚勤，剖析独到，而被著名诗经学者刘毓庆教授称之为“学术史之第一部诗经写作史”，不愧为近来先秦文学研究中极具新意的著作，值得向学界推荐。（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柯混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