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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汎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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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0 ]( [3 |3 F; ^: {# z4 T/ l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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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闇，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H7 i8 e3 B4 ~i. |

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儒林传》称《通义》，固本传称《通德论》，后人去义字，称《白虎通》，非是。)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盖章句训诂，末流浸失，而经解论议家言，起而救之。二子为书，是后世标通之权舆也。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杜预《左传》、范甯《穀梁》、何晏《论语》。集注、(荀爽《九家易》、崔灵恩《毛诗》、孔伦裴松之《丧服经传》。)异同、(许慎《五经异义》、贺玚《五经异同评》。)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郑玄《驳议》、谯周《五经然否论》。)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郑玄论。)圣证、(王肃论。)匡谬、(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书》。)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经部流别，不可不辨也。若夫尧、舜之典，统名《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皆题《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亦题《虞夏传》。)《国语》、《国策》，不从周记；《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离合铨配，惟理是视，固未尝别为标题，分其部次也。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於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也。史籍标通，以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於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后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后，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於斯为极盛也。(大部总选，意存掌故者，当隶史部，与论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统史》(唐姚康复。)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氏》、(宋罗泌。)邓氏《函史》(明邓元锡。

)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骕《绎史》之属，皆采摭经传之书，与通史异。)范氏《五代通录》，(宋范质以编年体，纪梁、唐、晋、汉、周事实。)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吕夷简《三朝国史》、王珪《两朝国史》、李焘洪迈等《四朝国史》，以编年体为九朝书。)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为代，传统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寿。)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俱有《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类，虽通数代，终有限断，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统合古今。)其馀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於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於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於子部儒家，(应劭《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再变而入於俗儒语录，(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后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於庸师讲章。(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於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

向来著录，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於《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於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於通载，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后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夫经师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费直之《易》，申培之《诗》，《儒林传》言其别无著述训诂，而《艺文志》有《费氏说》、《申公鲁诗》，盖即口授章句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袭讲义，沿习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书出而舛讹莫掩，记诵之陋，漫无家法，易为剽窃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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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8 Y# [6 B5 x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其后方技兵书，合於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於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於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至於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於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摄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是著录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 _6 {- [3 kt"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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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於班固，而实仿於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著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於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官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於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后；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

)《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於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於一。)於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若巫祝符箓、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著录之误。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於后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於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

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后人之著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经籍志》别出归《论语》。)有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者。(本《大戴礼》篇名。《文献通考》别出归时令。)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书，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嘉瑞记》既入五行，又互见於杂传；(《隋书·经籍志》。)《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於地理；(《唐书·艺文志》)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录，重复而至於讹错者尔。夫末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歧误之由，则理本有以致疑，势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别出、所以互见者，析其精微，其中茫无定识，弊固至乎此也。然校雠之家，苟未能深於学术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断部而互见，将破碎纷扰，无复规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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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0 @- q3 E' y王鏊《姑苏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风俗，次户口，次土产，次田赋，次城池，次坊巷，次乡都，次桥梁，次官署，次学校，次兵防，次仓场，次驿递，次坛庙，次寺观，次第宅，次园池，次古迹，次冢墓，次吴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乱，次宦绩，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儒林、文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凡一十三类；殿以纪异杂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为齐。名宦分卷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总六十卷，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无义例也。《苏志》名义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吴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姑苏志》，所谓贵耳而贱目也。然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书，虽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今本《苏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断不出於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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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3 ue! L1 Z* [, H2 I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县为郡邑，其谬不待言矣。表以州国郡军府路为目，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无论体例不当，即其自标郡邑名目，岂不相矛盾耶？且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尤可异者，表之为体，纵横以分经纬；盖有同年月而异地，或同世次而异支，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录，县之令丞簿尉，横列为经；而以朝代年月，纵横为纬。后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纵标而得其时世，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或先或后，或在同时，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后，必不同时，则无难列款而书，断无经纬作表之理。表以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夫州则苏州也，国则吴国也，郡则郡也，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称吴国时并无苏州，称苏州时并无吴郡，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则按款罗列，阅者自知。今乃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义例，是徒乱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颠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权摄，犹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无权守，有尉即无摄尉；权摄官与本官，断无同时互见之理，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虚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为也。职官列表，当以时制定名；守令之表，当题府县官表，以后贯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义固无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知县，名实之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县官但列知县，而削丞簿之属，此何说也？又表有经纬；经纬之法，所谓比其类而合之，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故类之与表，势不两立。表则不能为类，类则无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晓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异制，简编繁重，画时代以分卷可也。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上书乡会科年为纬。举人进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为名，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二表，是分类之法，非比类也。且第进士者，必先得举人，今以进士居前，举人列后，是於事为倒置，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又胥吏所不为也。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渍於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4 R) r% `6 S/ U% ^%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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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官署建置，亭楼台阁，所列前人碑记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叙述创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称为州，忽称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后，名为平江路府；终宋之世，无吴郡名。《范志》标题既谬，则志文法度，等於自郐无讥。王氏不知改易，所谓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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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叙自古兵革之事，列为平乱一门，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赋，坊巷风俗，户驿兵仓，皆数典之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皆传述之体。平乱名篇，既不类於书志数典，亦不等於列传标人，自当别议记载，务得伦序；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乃不致於不类之讥。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责於此志也。其馀文字小疵，编摩偶舛，则更不足深求矣。《苏志》为世盛称，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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