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唐宋散文研究综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谢琰

散文概念众说纷纭，散文研究的范围也几乎可以无所不包。笔者对散文的理解，遵循郭预衡、郭英德所秉持的“大散文”概念，即将古文、骈文、赋，以及经史子集各部乃至释藏道藏中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文章或段落，统统都算作散文。笔者对散文研究的界定，也务取宽大，举凡考证生平、整理文献、考索文本、探讨思想、分析艺术、梳理历史、提炼理论，只要与文学研究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便可划入“综览”的范围。既然“取宏”，评价起来便应“用精”，以免汗漫之讥；既然“取宏”，便也导致以笔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无法对如此广泛的研究成果进行公允、到位的评价，只能处处蜻蜓点水，观其大势而不能权衡细节，更不好随意批评。因此，本文以“综览”为题，意在描绘学术动态，而不作真正意义的学术批评。为便叙述，本文将2017年唐宋散文研究成果分成三种类型：著作，论文，学术活动。

一、著作

古代文学研究通常成材期较长，而当今学术著作出版又习惯采取积文成书的方式，所以著作类成果的学术史意义，通常表现为对于学者本人动向和近期学界潮流的回溯与沉淀。2017年出版的唐宋散文研究著作，基本反映了近五年乃至近十年来唐宋散文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发展趋势。

首先是批评文献纂集工程的大规模、集成化发展。根据唐诗研究和宋词研究的经验，总集编纂、别集整理、批评文献纂集，是该体文学研究得以繁荣的三大基础文献工程。总集编纂提供最全面的研究对象，别集整理使重要研究对象实现深耕细作的突破，批评文献纂集则提供丰富的审美角度与理论方法，三者相互影响，构成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唐宋散文研究不仅远远落后于唐诗研究、宋词研究，而且落后于宋诗研究。虽然《全宋文》的体量与质量堪与《全宋诗》相颉颃，但深耕细作的宋文别集整理则极为匮乏，不但不如宋诗，也比不上唐文。更重要的是，唐宋散文的批评文献纂集工程，远远落后于词话、诗话的纂集，更不用说，“散文学”在诗学、词学面前显得多么幼稚。十年前出版的《历代文话》，既解燃眉之急，同时也激起新的焦虑：研究散文所需要的知识水平和审美能力，亟需提高，否则我们连古人的“文话”都看不懂；祝尚书花费大力气撰写出《宋元文章学》，可见一斑，而达到相似水平的理论著作，还非常罕见。有鉴于“散文学”的幼稚和《历代文话》的收书局限，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主持申报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并获批准，2015年复旦大学王水照主持申报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并获批准。两大项目的诞生与运行，标志着散文批评文献纂集工程进入大规模、集成化的发展阶段。2017年，踪凡、郭英德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全二百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就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此外，王水照主编的《王安石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朱易安等主编的《全宋笔记》第八编（大象出版社），也在该年出版，对于唐宋散文研究而言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也在2018年1月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王安石的全集与年谱出齐，可以期待王安石散文研究即将迈上新台阶。

其次是应用型文体的深细研究。唐宋散文研究告别艺术散文研究，是其提高学术品位的关键。用“美文”观念来遴选和分析唐宋散文，其本质是用诗学来研究散文，其结果只能是削弱散文的博大厚实的质地，乃至遮蔽、歪曲散文的历史形态。因此，如何恰当推进应用型文体的研究，对于唐宋散文研究而言至为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复原这些文体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认清这些文体的历史原貌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时刻警惕，不要使文体研究停滞于文化研究，应始终从体制、章法、句法、修辞、风格等角度去观察其“形式”，从而确认其文学价值。此种以文化研究为基石的审美研究，才是散文研究的正途。2017年，学界对应用型文体的研究便有可喜的收获。唐代部分，主要有朱红霞《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宋代部分，则有方笑一《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浙江大学出版社）和胡建升《宋赋研究：权力与形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朱著研究唐代制诰文的生成、下达、传播的种种细节过程，进而研究其本身的文学性和文体特点。方著既从宏观上梳理了宋代科举、经学与古文的关系及其关键发展阶段，又着重选取经论、经解序、策问、策文等文体，细读其重要文本，分析其文体特点。书中对经解序、殿试策问、殿试策文的形态分析和品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书中时常流露的一种观念也发人深省：在很多时候，不仅文化影响文学，而且文学也塑造文化，因此，宋代古文的文体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思想表达和政治行为。这种观念，同样渗透在胡著《宋赋研究》中，而其副标题“权力与形式”，恰可移作以上三部著作的注脚：它们都是一方面研究权力影响下的散文，一方面关注散文自身的文学形式。胡著对宋赋与科举、宋学、党争的关系作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又从批评、辨体、理趣、结构、语法、用韵等多角度研究宋赋的形式新变与特色。在他的描述下，宋赋既具有“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应用性和实用性，又包含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浓郁的艺术美感。除了以上三部著作之外，顾宏义所编《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成娟阳所撰《三界津梁：道教科仪文献的文学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钱毅所撰《宋代诗文用韵研究》（人民出版社），也都与唐宋散文的文体研究相关。尤其是成著，事实上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研究的文体范围和可能性。

再次是个案研究的稳步推进。洪本健《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2017年欧阳修散文研究的重大收获。作者凭藉多年笺注欧集、研究欧公的功力，汇集多篇重要论文，编成这部堪称“欧阳修散文通论”的权威著作，几乎涉及欧阳修散文研究的一切重要问题，如其生平重要阶段，思想特点，对北宋散文及后世散文的影响，与唐宋八大家其他诸家散文的异同比较，重要友人，“六一风神”，碑志、书简、笔记各体特点，等等。此外，卓希惠的《欧阳修散文“风神”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论“风神”，也是个案研究的一种方式。而王辉斌出版《唐代诗文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收录作者近30年来的31篇论文，其中“唐文考论”部分着重探讨初唐散文，虽是旧作，但功力深厚，可温故知新。

最后是新材料的利用。唐代文史研究向来注重出土文献，近年来更趋踊跃。2016年陈尚君出版《贞石诠唐》，是其历年相关研究的总结。胡可先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先后出版过《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而2017年又出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该书将大量新出土石刻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从士族文学研究的角度，考察南北朝门阀士族到唐代科举家族这一历史转型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家族。墓志是石刻文献的主体，所以该书既是一种基于新材料的文学生态研究乃至文化史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视阈下的墓志文体研究。此外，2017年出版的卞东波《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中华书局）、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华书局），显示了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的持续爆发力，其中也有与唐宋散文研究相关的内容。如卞书研究《醉翁亭记》在朝鲜汉文学中的追摹与变形，从文人传记角度研究《宋史筌》，都是利用新材料而提出新论题。对于宋代散文研究而言，出土文献、域外汉籍或许会起到越来越多的推动作用。2016年出版的《宋代墓志辑释》（郭茂育、刘继保编，中州古籍出版社），规模尚小，但预示着新的学术生长点。

二、论文

由于散文研究的边界不易划定，所以2017年唐宋散文研究论文的数目，很难确切统计。笔者浏览了60余篇论文，以此为范围讨论该年度的学术动态。论文发表比著作出版更为及时、灵活，往往能够更立体、更具体地呈现学术生长点的分布。笔者根据浏览体会，将该年度唐宋散文研究论文的学术生长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文体学研究中，碑志文研究最为活跃。碑志文数量多，信息量大，与思想史的关系往往极为直接，从中可窥测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张兴武《欧阳修引发质疑的逻辑与史实》（《文史哲》）、谢琰《“不朽”的焦虑——从思想史角度看欧阳修的金石活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即从此处着眼。碑志文的写作方式也变化多样，衍生出一些文体小类，如生碑记、自撰墓志铭，叶晔《论官僚体制下生碑记的书写转变》（《北京大学学报》）、仝相卿《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厦门大学学报》），便分别探讨二者。两篇文章对于特定文体的生态环境与书写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精准的把握，而叶文的时间跨度尤长，所揭示的文体发展规律（政治与文学的博弈、管控与迂回的博弈）对于其他应用型文体的研究很有启迪意义。碑志文中的墓志铭，又是出土文献的主体。胡可先《墓志铭与中国文学的家族传统》（《江海学刊》）一文，总结出土墓志铭的多重属性（文学属性、文物属性、书法属性、艺术属性、家族属性），并着重探讨家族属性，这也是其著作《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立论基础之一。胡可先还发表《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浙江大学学报》），杨琼发表《新出土唐代文学家韦瓘墓志考论》（《文学遗产》），何新所发表《陈晞篆书疏证》（《古籍研究》），王洁、罗昌繁发表《辨误三则——基于所作的考辨》（《井冈山大学学报》），都是墓志研究的新收获。

由此可见，宋代研究者对于出土文献的重视，正在追赶唐代研究者的脚步。如果说上述研究皆偏重于文学外部研究，那么鄢嫣《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河南大学学报》），则属于文学内部研究。此种传统文本鉴赏之法，虽不宜泛滥使用，但断不可缺。此外，徐海容一人一年之内便发表碑志文研究论文8篇：《碑志文的定型及相关问题》（《湖北社会科学》）、《李商隐考论》（《学术论坛》）、《元稹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西南大学学报》）、《论初盛唐碑志文创作的兴起及原因》（《中华文化论坛》）、《论唐传奇对碑志的文体渗透》（《社会科学家》）、《伤悼与彻悟——晚唐文人碑志创作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西北大学学报》）。这些文章，涉及唐代碑志文发展的不同时期，宏观、微观并重，文化论、文体论兼备，显然已具著作之形。

第二，文本生成与传播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由此引发个案研究的新突破。文本生成研究，是将传统文献考证与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相结合。学者不再满足于文献事实的交代，而是希望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描述出思想文化背景及意义。浅见洋二2017年新著《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包含多篇讨论宋代文本生成的论文。再如户崎哲彦《刘禹锡编三十卷本新探——由南宋永州刊三十三卷本窥探刘禹锡“编次”及其用意》（《文学遗产》），杨碧海《与宋代刘禹锡别集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屈宁《述往思来：的编纂思想和特点》（《求是学刊》），都从“编辑”角度探讨文本生成，希望揭示某一个体或历史群体的文化实践规律。又如孙思旺《作者问题释证》（《文史哲》），成玮《褒贬即从字面求——由看欧阳修学的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程章灿《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清华大学学报》），或从文本生态出发来解决文献问题，或从文献考述出发进而阐发文本生态（学术或政治）。以上文本生成研究，结论或可商榷，但都富于创新色彩。同样道理，从传播角度来研究文本，亦可激活很多名篇的学术价值。王兆鹏《宋代的“多媒体”传播》（《文学遗产》）和陈文忠《“历代文话”的接受史意义——接受史的四个时代》（《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便是这方面的典范成果。而唐雯《宋元本溯源》（《文史》）的前半部分，张振谦《移文流变考述——兼及在唐宋时期的文学接受》（《清华大学学报》）的后半部分，也涉及这方面。总的来说，文本生成与传播的研究有利于增强个案研究的“历史现场感”，提高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不仅其方法本身具有创新性，而且便于学习和复制，有望在未来继续催生丰富成果。不过，复制多了必然会形成惯性和套路，从而丧失创新性，这也需要提前引起警惕。

第三，宋代科举与散文关系研究、唐宋骈文研究、唐宋赋研究，仍是可持续的学术生长点。唐代科举研究似已放缓脚步，而宋代科举研究仍是文史学界的热点。2017年诸葛忆兵出版《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全五册，凤凰出版社），就是一个标志性成果。中青年学者中，诸葛忆兵、林岩、钱建状、方笑一都是文学研究界中重视科举研究且成绩斐然的学者。2017年，诸葛忆兵撰有《论宋代时文之传播》（《西南大学学报》），林岩撰有《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以殿试对策为中心》（《文史哲》），方笑一撰有《论宋代殿试策文的文本形式》（《文学遗产》），钱建状则撰有《宋代荐举制与士人之执贽干谒》（《北京大学学报》）、《宋代制举与行卷》（《励耘学刊》）、《进士行卷与宋初古文的复兴——以宋白为考察中心》（《教育与考试》）等多篇论文。他们的研究，或论制度与风气，或直接论科举文体，皆对宋代散文研究富有启迪。他们之外，管琴《论南宋的“词科习气”及其批评》（《文学遗产》）和程海伦《论科举制度与宋代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是两篇颇有创见的论文。前者角度巧妙，将制度、创作、批评熔于一炉予以观照，探讨的是作为历史事件的文学风格论；后者探讨与《史记》相关的文体写作、文学教育现象，有助于我们认识宋代散文观念的丰富来源与多重表现。

2017年还有三篇文章，着意从“文章学”角度探讨科举与散文的关系，它们是：戴路《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程维《从律赋格到文章学》（《中国韵文学刊》），蒋旅佳《科考视野下南宋总集分类的文章学意义》（《海南大学学报》）。需要引起学界注意的是，“文章学”一词目前至少出现三种涵义：一是古人研究散文创作之学，最为狭义；二是古人研究、创作散文的整体观念与实践；三是今人研究以上两者之学。笔者以为，以上三种涵义最好各立名目，或至少各自加上限定语，不宜混称“文章学”。至于唐宋骈文和赋的研究，数目不多但质量上乘，比如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文学遗产》）、熊礼汇《试论李白骈文的美感特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周剑之《宋代骈文“应用观”的成型与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赵成林《唐代讽谕赋的指向及作意》（《求索》）。另外，踪凡、郭英德《历代赋学文献的变迁、类型与研究》（《求索》）是《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的导言，刘培《文史哲视野中的宋代辞赋》（《中国社会科学报》）则是对其所从事项目的概述，预示着唐宋赋研究有可能迎来新的突破。前文述及的胡建升《宋赋研究》，或许正是极佳信号。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是2017年唐宋散文研究的主要学术生长点。然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未必需要“入流”，而完全可以“独造”。还有几种类型的论文，笔者择要叙述如下：一是传统而扎实的散文品鉴与作家考证，如朱迎平《读序记文札记》（《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熊礼汇《简论苏轼三类论体古文的书写艺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刘真伦《韩门师友弟子考索》（《华中国学》）、刘成国《新见史料与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文学遗产》）。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刘真伦《韩愈学行谱系》（《周口师范学院学报》），表面看是行实考辨，实际是韩愈理论思维的成长史，类似于“学案”，颇见新意。二是散文文献的新考辨，如杨国安《蜀刻考论》（《河南大学学报》），尹波《考略》（《文学遗产》），黄盼《夏竦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艾冰梅、钱建状《重收作者考》（《江海学刊》）。三是文体交叉及文体学研究，如任竞泽《辨体对立角色与破体开拓意义——欧阳修的文体学思想探微》（《甘肃社会科学》），吴振华《论“古文运动”与中唐诗序的散文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四是全面的文体研究，如孙文起《宋代传记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五是其他有创见的研究，如刘宁《中唐古文家文道观研究之反思》（《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管琴《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方笑一《庆历之际的经学新变与古文》（《山西大学学报》）、许浩然《从“文化中心”到“官僚机构”——北宋后期词垣文化的演变》（《文学遗产》）、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产》）、谢琰《“道喻”的日常化趣味及思想史意义——的一种文学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其中，刘宁作为包弼德《斯文》一书的译者（该译著于2017年再版），她对《斯文》的反省值得关注：“由于《斯文》专注于唐宋转型这一语境来进行观察，它对古文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事实上，‘文’对于古文作者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并非仅仅来自于他们要通过中古的‘斯文’传统来帮助确立自身价值观的基础。……对古文意义的思考，如能既重视唐宋语境，又能同时关注古文长期的影响力，有关的认识可以更为丰富。”

三、学术活动

在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举办会议、参加会议、主办期刊杂志、组编学术专栏，都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但这些学术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小觑。然而，在近些年的学术管理体制下，以上学术活动又变得极为频繁，堪称“文山会海”。即便统计2017一年之内的相关学术活动，可能也难知其详甚至难有准数。笔者限于见闻，亦懒于四处求问，故仅对2017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有代表性的、与唐宋散文研究相关的学术活动，略作描述。

首先，散文研究刊物在2017年获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共同主办的《斯文》杂志顺利创刊，并连续出版第1辑、第2辑；莫道才主编的《骈文研究》创刊并出版第1辑。前者是大型古代散文研究专刊，后者是骈文研究专刊，在国内均属首创。戴伟华主编的《刘禹锡研究》出版第1辑，也有望推进刘禹锡散文乃至中唐散文研究的发展。复旦大学中文系近年来一直举办文章学会议，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至2017年已出版第三集，名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中国古代文章学三集》（王水照、侯体健编）。该系列论文集质量极高，已成为古代散文研究的标志性刊物之一。由于其中论文多在2017年之前即已发表于各大期刊，故不在本文“综览”的范围之内。而《斯文》第1辑所揭载的唐宋散文研究论文，如熊礼汇《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论——以韩欧等唐宋大家作品为例》、阮忠《刘知几的文章观》、李伟《礼乐雅颂与政治讽喻——晚唐五代古文创作之文学观念的文化学考察》、刘成国《王安石的书启编年与交游网络考》，可反映斯编的学术视野及文章质量。

其次，2017年各种学术会议中，与唐宋散文研究相关者大致有：第十二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第五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骈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骈文学会年会，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联席会议。由此可见，古代散文研究会议的专门性正在提高，古代散文研究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此外，在域外汉学汉籍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材料研讨会、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会议、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研讨会、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能见到唐宋散文研究者的身影。以宋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为例，会议论文中与散文相关的论文约30篇，虽不及宋诗（50余篇），但超过宋词（24篇），由此可见宋代散文研究的蓬勃生长之势。

综上所述，2017年唐宋散文研究的发展动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批评文献纂集工程的大规模、集成化发展，出土文献、海外汉籍的不断发现与利用，必然导致新的学术增长点。第二，唐宋散文文体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文本生成、文本传播等研究方法的持续发酵，也同样会造就多姿多彩的学术增长点。有新意的个案研究（文体、文本、作家研究），在未来十年间仍会不断涌现。第三，就文体研究而言，科举文体、骈文、赋的增长潜力仍非常充足，有望迎来突破性发展。第四，就作家研究而言，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应该是既具热度也具潜力的上佳研究对象。南宋散文家则亟需开掘，似最宜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象。第五，具有理论高度、能够提高“散文学”理论水平的论著，目前仍很罕见。换句话说，与散文相关的高质量研究很多，但是以散文为中心、以“散文学”为旨归的高质量研究则很少。如何在处处开花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基础上完成理论升华，是唐宋散文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原文刊于《斯文》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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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胜利：2017年先秦散文研究述评

作者介绍

谢琰，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博连读，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郭英德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