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讲义系列”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四种，此系列收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讲授的多门课程的若干讲义：《中国经典十种》《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教授常说，“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一系列完整呈现了他多年的研究、教学理念和实践。11月2日，“文史教学研讨会暨《葛兆光讲义系列》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市“1925书局召开”，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术思想和大学文史教育的交流。

会议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主持，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上海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复旦大学章清教授、黄洋教授分别致辞。陈小文表示，葛老师功底扎实、思想通透。扎实体现为文风平实，学问厚实、知识坚实。思想通透体现在生活世界与学术思想之间的互通、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打通、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葛老师强调，“传统的学术领域，要用现代眼光、现代方法、现代取向和现代规范来研究。”让“过去在边边角角、犄角旮旯的东西，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暧昧走向敞亮”，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资源。王为松表示，葛老师的四本讲义，不仅让课堂上的学生学了，也能够让更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来了解传统经典的意义，打开自己的视野，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章清表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套讲义中第一次出版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来到复旦以后，葛老师明确阐述了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理念，中国大陆的文史学界，是否能够在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出发，对传统中国文史有新的研究，不仅成为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预流者，而且成为对中国文史进行新诠释的平台。针对目前学界存在的问题，实现思考已久的学术理念，建立一个新的方向，组织一个好的学术团队，规划一个能够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研究中心。黄洋表示，这些讲义的出版是葛老师从事教育工作以来自然而然的结果。葛老师对本科到博士生研究的教学有一整套理念和思想——常识、方法和视野。常识不仅仅是常识，是领域最基本的功夫，最扎实的基本功。同时，常识里面也包含了方法，也包含了视野。

葛兆光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我写讲义就遵循三条：一、有没有启发人的新意，内容不重要。二、是不是有按图索骥的形式和方法，学生能够照猫画虎跟着做。三、有没有给学生提供新的线索和方向。我们上课花了那么多时间做讲义，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个当老师的心情。我经常讲一句话，“一生心血半在课堂”，不是一半，而是大半在课堂。

葛兆光教授展示讲义手稿

在随后举行的专家研讨中，各位学者就“大学里该如何传授文史知识和学术思想”及“‘葛兆光讲义系列’的讲述特点与方法”展开讨论，以下为发言摘录：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

葛老师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五四”以后陈寅恪、顾颉刚那些学术大师所开创的延长线上进一步拓展。我在想延长线是对“五四”以来新学术的推进，但是学术是不是直线行进的？我最近看了丁则良史学，他学术起步的也是在“五四”，1949年以后他就在新的延长线上起步了，1978年我们又回到“五四”的延长线上。我们如何在以往学术的延长线上推进，这是我们在传授文史知识和学术思想上应该加以考虑的。但是有一点，不管在什么形势下，作为教师兼学者、学者兼教师，至少有一点要坚守良知的底线。

陈平原（北京大学）：

葛兆光的讲义我用三个词概括。一、个人性。讲义是个人的，教材是通用的，通用的教材必须考虑到上下左右，不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到教材里。二、探索性。他本身在往前走，学生也跟着往前走。能走多远不知道，但起码在往前赶。三、系统性。我以为这跟他明确的信念有关系，大家可以看他的每一讲每一节，里面有参考书目和补充的材料，这一系列都是在为学生考虑。

陈思和（复旦大学）：

讲义是可以留下的。不管超越多少时代，不管分开多大的空间，它该包含的内涵都在那里。一代代人有新的体会，去碰撞、去理解。感谢商务印书馆，这条路要走下去，真正把一些好的成果分享出来。葛老师刚才拿出来一份讲稿，我以前只知道托尔斯泰写开头有不同版本，葛老师一份讲稿每年都在修补，这个很可贵。

刘钊（复旦大学）：

葛老师是学古典文献学出身的，在北大接受过严格的文献学的训练，中国的古典文献本来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所以这个学术背景形成和造就了葛老师的学问和成就，把文史哲打通并熔为一炉加以淬炼锻造，体现在葛老师的所有著作里。他把讲课和研究加以充分结合做到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取向。

李剑鸣（复旦大学）：

我理解葛老师讲课的理念，在他脑子里有一个宏大的框架，有一个贯通的线索，讲课的时候抓住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选取一些最精当的个案，再做四方上下的展开。这个讲课方式给我很多启发，今后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在西方文化的框架内，有两个东西一定要学。一是基督教和圣经的研究，二是古希腊罗马史，这两个东西如果你不做，做欧美近现代的历史，都是搞不通的。

孙江（南京大学）：

总结起来葛老师的讲义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三点：一、文献。怎么才能使学生回到历史现场或自己真正能感知的世界？文献的阅读非常重要。葛老师在这方面的设计，实际上是规范教育的实践。二、传承。在《学术史讲义》里，葛老师的编排非常讲究，有禅宗、道家、学案，这样的体例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只有把学统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学术才能接着讲，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三、关于他者的认识，也就是《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这一本。按道理我对这个领域是很熟的，但是翻阅里面的内容，很多文本我都没读过，我非常有感触。我经常说天下很近，家乡很远，我们的学生对国史非常了解，对家史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们对于自己近邻的历史也不了解。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

葛老师为我们提供了教材的典范，不是提供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而是道路和引导。也为社会上的人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入门方式。葛老师在写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的时候，有一个恰当的距离。这个距离既不以古典信念为前提，也不以进化链条上自以为站在更高位置的自负的现代人为假设，而是非常平实地面对古代的经典学术、文化历史，这就使葛老师可以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讲义里蕴含了一种人文理想。葛老师说大学应该是理解文化传统和精神自由的导引，阅读经典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化解文化特质和普适文明的张力，从而取得平衡。

段志强（复旦大学）：

当我开始我的教师生涯的时候，葛老师是作为一个老师的标杆摆在那里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位老师那样认真地对待教学。讲义只是其中一方面，包括上课的节奏等各方面，葛老师非常认真，完全超出了我对于一个大学教师的预想。

章益国（上海财经大学）：

葛老师的讲义展示了“我的”思考过程。我们都觉得前辈学者的功夫往往会把他的成学过程抹掉，但是整个学术探知是一个充满着困惑，甚至可能失败，而且充满着歧路的过程。如果有学者把这个过程给大家展示开来，这对学生来说非常珍贵。当然这不仅仅是教学上的意义，它有知识论的意义。葛老师的讲义还特别强调展示 “我们的”思考过程。这本《学术史讲义》的开场白，最让学生受益的是，有大量月旦人物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是常识也好，方法也好，视野也好，归根结底还是学术鉴赏力即学术品位，甚至只能通过讲义这种方式传达学术品位。

顾云深（复旦大学）：

葛老师开的关于亚洲研究的方法这门课，非常具有问题导向意识，符合这里讲的常识、方法以及视野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研究的可能性。二、研究的路径是什么？其实就是学术史的视野。三、对象。通过作为历史世界的东部亚洲的很多发生的事情来切入。四、文献和史料。这四部分实际上就解答整个亚洲史研究的方法问题。通过这样一门课程，一方面能够打破原有学科之间的隔阂和壁垒，另一方面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从而建构一个从中国出发的亚洲史的知识体系。

金光耀（复旦大学）：

葛老师的讲义里面讲到，希望学生能切实理解学术界的心情，就是来自社会关怀和现实感受。它可能是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背景以及知识背景，所以葛老师也提到历史研究不能犯自闭症，自顾自地离开公众领域。历史研究的价值就是让人们理解历史的传统和现在的位置，从而引导一个族群、一个国家思考未来，否则就是屠龙之技。

邹振环（复旦大学）：

葛老师是一个纵横都通的学者，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了。他不光是“纵”的问题，他其实是横通的，比如周边看中国，就是横向地认识中国。他的《且借纸遁》我非常仔细地读了，不只读了一遍，每年我都跟研究生讨论，这里面不仅有中国的东西，也有日本、西方的，各种各样的题材都有，里面还有一篇评台湾出的白描图。葛老师的确是一个博识和专精都做到顶尖的学者，这一点非常难得。葛老师的讲义，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刚才大家都反复讲过，给本科生以常识，给硕士生以方法，给博士生以视野。这是非常重要的，将来还可以不断拓展，可以由年轻人不断进行演绎的方法论。

吴震（复旦大学）：

思想史跟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要用一种多元、多维的立体视域去审视，它不是单纯的一方影响另一方，或者决定了某一方面的走向，反过来也是一样，都不是单方面影响另一方面，而是要用整体做思考。葛老师提出了三个思想史或者社会史发展的环节，从典范到规范，从规范到典范，又一次从典范到规范，这写到点子上了。阳明学曾被认为是思想的解放，但根据葛老师所讲恰恰不是，而是由典范又进入到了一种新规范，而不是把规范打破。这个看法非常深刻。这跟我研究的阳明心学的心得体会有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讲，阳明心学恰恰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文化的摧毁者、解构者、秩序的破坏者。现在把阳明学解释成什么样的思想解放力量，我觉得都是不准确的，没有仔细地读他的书。通过《明儒学案》这样一个小小的案例，能够涉及那么多复杂的大问题，可能只有葛老师能做到这一点。

汪涌豪（复旦大学）：

葛老师的研究是既广博又专精。他的专著极具方法论和观念论的意义，值得我们稍作一点展开。具体来说，我觉得葛老师将一种机械的、复繁的、笼统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一种生动的、深描的、具体的叙事。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葛老师从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角度切入。这三者有着不同的边界和诉求，对造成传统中国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要将它们开显出来。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

我个人感觉，讲义的重要性和意义大于专著。几十年来，学科的评价体系不一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编教材、写讲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葛老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另一个感觉，一方面，历史学的成长与民族国家齐头并进，民族国家既帮助了历史学的成长，也限制了它的范围。另一方面，共享共同历史的国家需要制造一种集体的记忆，官方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有志于它的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知识分子怎么做也是一个考验。今天的民粹分子对希腊文明、西方文明否认乃至全面否定，在这种氛围下，葛老师的讲义保持了一种独立，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皮庆生（中国人民大学）：

我对葛老师上课深有体会，很多学生特别感兴趣，课后都去提问，有些同学还看到葛老师在讲义上标得花花绿绿的。我还记得当时我毕业的时候，葛老师对我要求，毕业之后一定要把课上好。现在高校老师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教学和科研如何平衡，或者是结合，当然最好的是像葛老师这样能够相得益彰，教学相长。

黄振萍（清华大学）：

葛老师说，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意思是视野有它的主体，作为一个自我或国家，它有主体性和客体性，所以他才希望把中国作为方法。我们现在不能陷入一种传统式的自恋，要揽镜自鉴，认识自己。这也是一种科学认知的需要，而并非回到中国中心的老调。现在有一种批评很有意思，从周边看中国还是讲中国，还是讲的是中国社会文明中心，还是一种民族主义。并不是这样，这是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科学认知，不能混淆。

郭长刚（上海社会科学院）：

葛老师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第五讲讲到佛教征服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佛教？讲到“沙门不敬王者”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我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葛老师通过这个问题也在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因为这是一个经典的政教关系的问题。在欧洲，上帝一段时间曾征服了恺撒，整个中世纪是上帝的世纪，这就是政教关系的问题。在中国，我们的“王”把佛祖、玉皇大帝收拾得服服帖帖，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政教之争。我们历史上不存在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也不存在宗教异端的迫害。葛老师这种问题意识做得特别好。

黄洋（复旦大学）：

葛老师在讲义中对断裂和连续的问题，有一个我作为世界史研究者非常认同的解释。他说，连续和断裂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来判断。联系中可能有断裂，断裂里可能有更深刻的联系，这对我们理解希腊罗马文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有帮助的。葛老师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历史的视野，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没有直接的评价，包含着开放性的态度。

陈引驰（复旦大学）：

葛老师一直说常识、方法、视野。这三者之间是有侧重的，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学生有侧重，但确实是融通的。葛老师讲到《庄子·非十二子》，一一梳理他们是怎么讲的，做了非常简要而清楚的分析。这部分虽然不长，但是立场和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葛老师以问题为导向，有一些基本的判断。诸子的文献比较复杂，因为它都处在变动当中，每个人是有时代定位的，著作则是不断移动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这是给硕士生一种方法，不应该用后代形成固定的知识去反照。

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

读葛老师的讲义，有三个感受，第一，史家的鉴别力。他特别重视全球史、区域史的研究。他举了一些例子，台球撞击式的全球史，从微观见宏观，它不是一个高远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当下可以操作的一种全球史的研究进路。葛老师讲方法、视野的时候不是抽象地讲，讲一些范例性的成就。这就暗合库恩讲的科学典范。第二，葛老师讲好的学术书列出的三条标准，都在讲创新，找到新的材料，新的证据，有新的思路，新的概念，新的典范，都指向了创造。葛老师想传递给学生的是鉴别力、品位、判断力这样一些东西，给出的标准让我进一步思考“才智”这个概念。才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创造性。第三，史家的价值关怀。史学讲了方法、视野，其实还有一个价值的问题。传统史学有春秋笔法，讲的都是价值。人文学的特异之处就是开辟了一个价值界，比如正义、真理、自由、善、美、仁爱、慈悲这样一些东西。人文学教育很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学生建成一个正大的价值观。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葛老师今天给大家看的手写讲义，那是我上他的课的第一印象。他的书法很漂亮，讲义贴满了各种纸条，能够把研究和教学结合，带有一点艺术性，对我来说很向往这样一种教学方式。葛老师好像没有特别专业的拘束，他读的书特别多，涉及的研究领域特别广，这是非常特别的。其次，他思想变化特别快，每年我听他的课都不断地有新的东西。葛老师逻辑性非常强，文章逻辑推进的脉络非常强，这是我读书时感受非常深的。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

我今天发言三重身份，一是葛老师多年的读者，二是葛老师不称职的译者，三是提问者。在读葛老师的著作过程中，我的维度可能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们做外国学问产生的身份焦虑或混乱。我读葛老师的书，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对话和批判性的文化交锋的维度。我们讨论中国的时候，尤其是中国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接受文明的普遍性，特别是制度普遍性的角度，同时维持自己所谓的中国性，或者至少提出合理的中国性的诉求。第二个体会，在全球史、东亚史的格局下解读中国。中国不是封闭、自足的，不是一个区别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文化的孤立。

刘国忠（清华大学）：

我觉得葛老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教学相长的典范，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完美地结合起来，所以他的讲义不仅是读者进入本学科领域的著作，同时也是文笔流畅的科研成果。讲义因为要给学生讲授，所以会特别注重所传授知识的全面性、严谨性和逻辑性。葛老师的讲义可以完美实现三者的结合。

张佳（复旦大学）：

葛老师在上海只要不开会，一年365天包括过年，天天都在办公室看书。葛老师有一只眼睛现在不能看东西了，原因是葛老师之前在电脑上看了近万页从韩国拍回来的燕行文献照片，后来葛老师的名作《想象异域》以及他提出的研究方向“从周边看中国”都是以这只眼睛为代价的。实际上另一只眼睛也是经过了修补，大夫说如果好好保护的话，还能坚持十年，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五味杂陈。但是，手术之后葛老师的阅读习惯依然没有改。葛老师是在用整个生命在教书和做学问，想到这里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

葛老师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里给从事亚洲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两方面的视野，第一，将东部亚洲这个区域看成是中国史，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中国史、日本史、朝鲜史和越南史。这一点对我们日本史的研究、教学同样重要。日本跟中国国内学科划分有同样的问题，日本国内是东洋史、西洋史、日本史的三科并立体制，所以在日本，日本史同样不是亚洲史的一部分，一样有学科壁垒，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第二，葛老师在这本书中强调注重对他者及异域的文献资料，以多角度、多方面来看待东部亚洲历史，具体来说，就是充分地利用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的汉文文献。葛老师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应该关注非汉文文献，避免陷入单一语言史料的陷阱。

翟墨（上海理工大学）：

葛老师既是一个研究者，同时又是一名教师，与那些未来潜在的研究者进行对话，所以在这套书里可以看到，一个老师带着他自己的问题和关怀，把无序的关于学术的历史变成有序的学术史，帮我们找到什么才是特别好的点。作为一名老师他又拿着这些典范启发学生，到底怎样像典范那样继续为自己的研究拓展空间。书上从来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他提供了很多知识和方法，在那些阅读文献、参考文献、注释、年表里。这些东西像导航一样，既能让我们有机会独立享受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又不至于沉迷于摸石头，而忘了自己其实是要过河的，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很厉害的地方。

会议最后，葛兆光教授表示：讲义绝不是教材，教材是取平均数的，讲义里面有很多个人想法。讲义是尽可能用有限的知识和能够看到的资料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线索，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知识。不是让学生吃现成饭，而是告诉他们哪儿有饭可吃。我们现在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想做的事情，想使研究生做到的和达到的方向和程度，都没有真正地做到。一方面，以亚洲史这个领域来讲，一方面是语言，我们的语言教育、语言训练差。另外，我们还受制于现有的资料，我们的资料不够，我们的资料没有那么广泛，也没有那么国际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每天做的是普通的教学、备课，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资料，只不过做到一个教书匠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