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湖北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提出一个疑问："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

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答："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在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

以上对话，当时的新闻报道并未言及。三十年后，梅白撰文《毛泽东看黄梅戏》，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第7版。再后来，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政协黄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湖北文史资料》一九九六年第二辑（总第四十九辑）《黄梅戏史料专辑》，又将此文作为特稿收录为该专辑的第一篇。

梅白的答词很肯定。可是，数月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又重问了一次。

1958年9月，安徽合肥，稻香楼。毛泽东问曾希圣："湖北有个黄梅县，为什么黄梅戏出在安徽？"这回不是说"到安徽去了"，而是说"出在安徽"——莫非老人家对"大水冲去"的说法有所存疑？

时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长的杨杰回答："黄梅县与安徽宿松县交界，旧社会可能黄梅县灾民逃荒到安徽，他们既唱黄梅调，又吸收了安庆地方民歌，形成了现在的风格，成为黄梅调。"毛泽东又问："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杨杰回答："她是安庆桐城人。"接着，主席高度评价严凤英和地方戏曲，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黄梅戏更好听。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

这段对话，当时的新闻报道也未言及，也是后来由杨杰撰文《严凤英与黄梅戏》，发表在《黄梅戏艺术》1997年第1期。

杨杰的回答较谨慎，加了"可能"二字，但这个"可能"也非空穴来风——它来自一种流传很广的道路传闻，而这传闻说得言之凿凿：确切到时间——清乾隆五十年左右；确切到人物——黄梅县的灾民；确切到地点路线——从湖北的黄梅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确切到演唱形式——敲着"道情筒"，打着"连湘"和"金钱板"； 确切到歌唱的曲调——"采茶调"。虽然1954年距乾隆五十年（1785）有169年了，但传言者说得就如亲见亲历一般，以致许多读书人乃至一些领导干部都采信了。（参阅《采茶的足迹》一文所引，见《黄梅戏艺术》2018年第1期第15页。）

看来，"大水冲来黄梅戏"的判断，已经成了那个时期带有共识性的结论。

正是这么言之凿凿的确切而周全，引发了我的探索兴致——因为他们都只是作出判断和陈述，而没有提出陈述的依据和判断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考究。如果能找到一些材料，来证明这个判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岂不就是一道很好的研究课题？

然而，刚开始研究，还没来得及搜寻材料，就发现了问题。

首先是对演唱形式产生了质疑——"道情"又叫"渔鼓"，是一种说唱故事的曲艺，所使用的配合节奏的乐器叫做"道筒"或"道仙筒"或称"渔鼓"，还有"简板"。"金钱板"也是一种曲艺，使用的击乐器也就是"金钱板"。"连湘"则是一种民间歌舞的道具。"道筒"、"连湘"和"金钱板"都是特定节目的特定乐器或道具，与"采茶调"无关。"采茶调"，无论是茶农单人清唱、多人散唱，还是乞讨者演唱，都是既不敲"道筒"，也不打"连湘"和"金钱板"。即便是灯会上群体性载歌载舞的"采茶灯"，其道具乃是十二"采茶女"各执特制的"茶篮灯"，两名队首擎着缀满彩花的彩灯或特制的"茶树"；所用的伴奏乐器则是锣鼓，有条件时或加笛子、胡琴，是需要另派乐队人员的。任何一个"采茶灯"班都断不会用"道筒"、"连湘"和"金钱板"来伴奏，清唱和散唱更不会使用。所谓"乞讨时敲着'道情筒'，打着'连湘'和'金钱板'来演出家乡流行的'采茶调'" ，不符合民间艺术表演的实情。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乞讨时有的唱道情，有的打连湘，唱金钱板，唱采茶调。当然，实际上乞讨者的表演还不止这些，还有莲花落、打花鼓、唱凤阳歌等等。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又产生了更大的质疑："大水冲来黄梅戏"的说法，与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和逃水荒的自然规律很不相符，与当地的历史记录也不相合。

先看看地理形势。

从黄梅县到安庆地区，不论走水路还是陆路，宿松县都是必经的第一站。

黄梅与宿松是山水相连的紧邻，同处长江北岸，大别山西南麓。两县城间距离仅20公里。地势也很相近：北部属大别山区，中部多丘陵和田畈，南部临江是冲积性洲地平原。具体比较一下——

黄梅县总面积1640平方公里；宿松县总面积为2393.53平方公里，比黄梅县大。

黄梅县耕地面积79.6万亩；宿松县耕地面积为65.95万亩，比黄梅县少。

黄梅县境内长江流长41公里；宿松县境内长江流长63公里，比黄梅长22公里。

黄梅县水域面积21万亩；宿松县水域面积为125万亩，比黄梅多104万亩。

附：黄梅县1982年人口76.8万；宿松县1982年人口为64.7853万。

黄梅县境内的主要湖泊：龙湖（或称感湖、龙感湖，与安徽宿松县共有），太白湖（与本省广济县共有），源湖（县辖）；宿松县境内的主要湖泊：龙感湖（分龙湖、感湖；含小赛等子湖；其中龙湖与湖北黄梅县共有），大官湖（含大赛湖等子湖），黄湖，泊湖（即古雷池，跨本县与太湖、望江三县）。【1】

将两县的地图并列着比较，就看得更清楚：

宿松县的几个湖泊都相连通，把全县陆地截然分割为南北两片，南部江湖之间是冲积性洲地，湖泊北岸以上是田畈、丘陵和山峦。当地人把这两大片分别称为"洲上"和"后山"。而黄梅县境内陆地完全连片畅通，最大的湖泊便是东南与宿松共有的龙湖即龙感湖，与宿松县内的湖面不可比拟；西边的太白湖与广济县共有，面积更小；县辖的源湖又比太白湖还要小。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以长江论，黄梅位居上游，宿松处于下游。以湖泊等水域论，宿松境内的水域面积是黄梅的数倍。按常理，无论是山洪暴发，湖水暴涨，还是长江溃堤，宿松县受灾不至于殃及黄梅，而黄梅县受灾则往往会殃及宿松。两地都受灾则宿松偏重。黄梅人逃水荒，应该是向高处走，逃到无灾或轻灾区，而不至于反而往下游，逃到灾情更重的宿松县去。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大水冲去"的说法存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但是位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还是军事家、战略家，对中国地理是了如指掌。当年布局渡江战役，他对长江中下游的地势水情，就早已烂熟于心了。惟其如此，听了杨杰的回答后，他还紧问一句"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在听了梅白的回答后，他又告诫："你们黄梅人还是演自己的土戏好。"

再从历史记录看。

《黄梅采茶戏志》说："从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黄梅县发生特大自然灾害一百零三次，其中大水灾有六十五次，平均六年有一次大的灾害，水灾连年不断。清乾隆、道光时期又最为突出。""频繁的灾害，特别是年复一年的水灾，迫使青年男女纷纷学唱采茶戏，以适应灾年逃荒求生存的需要"。【2】

从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共有572年，时间太长，记录太多，恐怕读者嫌繁琐。那么，我们就来查阅一下灾情"最为突出"的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间，黄梅、宿松两县的灾情记录：

以上历史记录表明：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道光三十年（1850），这97年间，黄梅县受灾28次，宿松县受灾36次，其中——

水灾：黄梅县19次，宿松县20次；

旱灾：黄梅县4次，宿松县8次；

蝗虫：黄梅县3次，宿松县5次；

其他：黄梅县不知什么灾而闹饥荒1次，发生冰冻1次 ；宿松县受风灾2次，地震1次。

两县的记录，详略与程度或有不同，那与撰稿者行文措词有关；而灾情数据不至于有错漏。相比之下，还是宿松县遭受灾害更加多一些，频繁一些，也严重一些。

从这些"祥异"记录中，我们注意到，黄梅县逢"大有年"3次，"平原有年"1次，"秋有年"2次，"麦大熟"1次，"天雨豆麦谷米"1次。而宿松县则无此类"祥"记录。"大有年"即大丰收之年；"平原有年"即平原地区丰收；"秋有年"是秋季丰收；"麦大熟"是夏季丰收。"天雨豆麦谷米"则是一种特别的奇异事件，不亚于"天上掉馅饼"——大概是"龙卷风"，把外地某个稻场上晾晒的粮食卷起来，恰巧落在黄梅县境内了。

中国是农业国，官方、民间对农产的丰歉都相当看重，但作为县志"祥异"，正常年景是不作记录的，只有特别的丰收年和灾歉年才载入史册。黄梅县记录了7次丰收，1次奇异，足以说明黄梅县的年成，总体上比宿松县好。

我们还注意到，两县县志记录米价所用计量单位的区别：黄梅县用"石米"，宿松县用"斗米"。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官府征收"皇粮"，地主收租和大户仓储，粮商贸易转运，这些都是大批量进行，所以计量单位就大，用"石米"；普通市民、手艺人、小商贩等平民百姓之间的粮食交易，则是少量而零星的，所以计量单位就小，用"斗米"。两县县志撰稿者措词用语习惯的不同，也可以看得出，黄梅人显得比宿松人要大气些，底气足一些。这又从侧面印证：黄梅县的财政实力强一些，宿松县的财政实力弱一些。

据此，如果反过来说，宿松的灾民逃荒到黄梅（于是把"采茶调"作为乞讨手段也带了过去），则既有史志记录依据，又有黄梅人的诗句可作旁证——黄梅人喻文鏊的《流民叹》诗，这样描述：

携妻挈子一路哭，狗声狺狺鸡升屋。

千村万落遮道来，去者未已来者续。

夜则露栖日乞粮，成群数百逃灾荒。

自六月尾至九月，结队渐多渐分张。

问渠来自何处所？庐、凤一带连淮、楚。

前者被旱已二年，今春徂夏又不雨，

二麦干枯荒特奇，大田插莳况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