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整理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上篇，主要讨论课题与期刊问题。

“唯课题论”不可取

甲：这几年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太严重了，唯课题论、唯帽子论、唯权威期刊论。我们还有点理想主义的教师当然有很多“槽”要吐。

以前申报到课题很正常，不会给你平行资助，但这几年因为大家不积极，学校里课题拿的少。现在，如果申请到课题，学校给的科研奖励非常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还有“唯帽子论”，如果是什么头衔的学者，那么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也不管获得者实际水平情况、如何得到这些帽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荒唐，也不正常。

乙：刚才甲老师讲的这种情况，我们工科大学更加严重，而且重视指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像对某类刊物、某些项目加大奖励，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指标的功效加以放大。

这种一味崇拜指标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的没办法预料。因此在这里吐一吐槽。

丙：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情况，目前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唯课题”对高校科研风气的不良影响要更大。

课题并不是成果，但现在高校里面把课题搞得比论著的分量还要大，首先跟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在“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里面，课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论文”，无形中更加大了课题的比重。

其次是实际利益的影响。最初的时候，拿课题就是获得一笔经费支持。因为一开始国家没钱，给各个高校财政拨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钱更少，各个高校就只能靠额外拿课题来增加科研经费。后来受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研发经费（R&D），作为衡量科研实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标，清华、北大等校带头晒每年的科研经费，结果慢慢就成了风气，到现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近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各种资源越来越向高校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分这块蛋糕。各个高校为了鼓励拿课题，纷纷加大课题经费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对这个没什么感觉，自然科学的就很吓人了。文科拿几十万的课题已经高兴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顾的。自科课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然后一个提成、一个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现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门也是一样，管自科的科技处比管文科的社科处地位高很多。

再次跟财政拨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现在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是人头费，科研经费越来越注重效益，很多钱都通过课题的途径发放。学校拿的课题越多，科研经费就越多。课题少，科研经费就少，学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各级管理部门都讲绩效，经费、收入都跟绩效挂钩。学校的绩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对标对表来打分。分数越高，等次越高，奖励就越高，学校获得各级经费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绩低的话，那就要倒过来扣你的钱了。

所以，层层指标、层层落实，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师，想跑都跑不了。

甲：这几年对课题太重视了，而且课题很容易以现实风气为导向。但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专业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现实走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风头越多，说明学者越功利，学术研究成果就容易质量不高，胡乱应付了事。

现在很多课题和学术评奖其实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越是从事专业纯学术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那些看起来可以马上“经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

丙：课题跟平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校的层次越好，给的指标就越多。

乙：我觉得项目课题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不平衡。纯基础的、纯学术的学科，吃亏很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另外，课题管理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只重视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学校就根本不考察了。

前一段时间有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唉，好多人拿项目拿得很起劲，拿到以后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过嘛，反正对个人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们目前课题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课题最后没有结项，会有一定的惩罚，比如省级的项目没有结项，三年以内不能再报省级项目。

乙：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没有限制，他拿到了一个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过三年再拿。

丙：的确不应该这么强调课题，因为课题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资助还好一些，毕竟有个相对成型的成果。

丁：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首先课题天然就有导向。“导向”不是我们学者或者职能部门简单地去附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是中国人，对现在的国家和民族都抱有热情和热爱。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可能更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如果把学术与宣传的边界明晰化，会更加合理。

其次，重申报、轻结项。以前学校规定，评副教授不需要国家级课题，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报副教授、教授，压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谓重申报、轻结项，就是只要中了课题就可以去评职称，假设课题最终没完成，不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撤项的话，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如何把处理申报和结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另外，最近几年招标课题、专项课题大量增加了。专项、招标也等同于重大课题，专项、招标就造成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学术同仁的局面，当然有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私相授受的资源。

今后项目导向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侧重智库、项目导向，就说明以前人文学科或者更广领域的学术研究跟社会、国家的需求脱节了。现在项目导向在高校里面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学校之前项目是不配套的，因为这样的项目太多了，但这两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因为经费相对较少，学校给配套，同时奖励。

甲：这导致某些“大佬”不断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课题垄断度太高了。

丙：现在文理科都强调要拿纵向课题，但“纵向课题”的来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课题级别是根据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确定，并不是根据学术水平来定的。省级课题的选题、成果水平就比国家级课题差吗？不一定。

近年来申报课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限额申报。课题申报的时候，不限项跟限项差别非常大。一旦限项，第一关是出校门。出校门是最麻烦的，就像评职称一样，在学校里面搞筛选。好学校名额多一些，也更重实力而不是人情关系，一般的学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脉关系。只要限项，搞校内推荐，肯定是有“优先”。

课题这种体制化的存在虽然暂时很难改变，但也不应过分突出课题的地位。论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课题不是科研成果，只是获得资助资格、拿钱。而且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科不同，许多学者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一样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课题强调的这么重，成果反而不强调、不重视，这实在说不过去。

乙：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样，最后偏差应该会小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评审项目时应该加大后期项目的资助数量、力度和权重。项目是什么级别，能不能立项，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设计。

混乱的期刊

丁：关于权威期刊，科技部已经发文了，明确不允许奖励SCI论文了，我们学校已经改了，理工科老师现在收入可能要减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为教育部没有直接发文，还没有跟着调整。

甲老师他们很幸福，因为XX大学历史系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我们学校人文学科在一起评比，导致了文史哲多个学科同时去竞争职称、人才称号或者是人才推荐的资格。虽然文史哲说是不分家，但其实专业领域的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很多领域的著名学者也不能把握跨学科，或者说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应该以文章级别来衡量学术水准，但如果不用期刊级别，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那咋办？

权威期刊肯定会调整，但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不好预计。权威期刊淡化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引导学术的评价体系？

甲：……比方说国家社科的成果文库，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视，但这几年为什么重视了呢？因为表格里加了这一项，各高校就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

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标化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评价标准。

丙：现在指标体系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

甲：我觉得权威期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权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权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当然不光是权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来越差，而且号称是权威期刊经常发很多的烂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学问，很糟糕。我看一些学者在所谓权威期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问题很多：引文的错误，误读材料，抄错材料，还有做“伪注”。其中当然有些是编辑的错误，有些是作者的错误，但编辑应该校对出来。

总体上，权威期刊比别的期刊质量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强调某几种期刊，就导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出现。其中之一是这些期刊编辑到处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怎么研究、怎么选题，其实他自己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还要去指导别人做研究。这是非常荒唐的现象。

课题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有意识形态导向，有应用导向，但核心期刊的威风可以说完全是被体制造出来、被大家捧出来的。这样对于年轻人不太有利，年轻人投稿，经常会遇到文章再好也难得到发表的情况，不要说权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为杂志担心转载率，担心无名作者会抄袭，导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包括博、硕士生、讲师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发文章很难，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很优秀，不能发表文章很影响他们的成长。

乙：是的，甲老师讲的这些期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期刊问题的根源是评价体制。某个期刊，在有的学校是第一层次，在有的学校又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数权重有大小之分，分数占比高的，就变成了高校的权威期刊。

另外，我觉得目前在期刊问题上，对教师个人影响比较直接的是：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时，落实在期刊指标上，就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不公平。举个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属于第三个档次，而台湾地区出的《哲学与文化》是所谓A&HCL，排在第二个档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学术水平应该要比《哲学与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评职称还是申报人才项目，学校把名额分到各个学院，学院内部评选就会看期刊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历史学就亏大了。

这一点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恶痛绝。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应该要分学科作评价。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再分到一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有三个名额的话，文史哲要各占一个名额，然后每个学科内部再来评比。

丁：期刊的事我再讲两句。我们学校很大，管理层当然要用一种标准单一的方式量化，肯定会形成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评价，就导致越是发达、成熟的学科，可能越吃亏。

我们期刊的名录，是按照一级学科或者学科大类来划分的，历史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了，这个学科从业者很多。历史学科举出五六个水平顶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学科门类确定权威期刊的话，你就只能挑一种。其他很多新兴的学科，或者说逐渐成熟的学科，也是一个学科门类，必须得给它一个指标，定为权威期刊。这就导致非常成熟的学科在期刊评价体系中严重内耗。

再就是刚才讲的外文发表SSCI，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SSCI可以分区，有转载率等影响因子。国外的很多同人期刊杂志是超越体制，靠学术共同体来维持，质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们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进入SSCI，就把这个名录视为一种天然的质量保障，这其实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靠学术判断，只看期刊名录了。

然而，SSCI本身又是种商业行为。那么，怎么突围呢？教育部几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权威期刊相对较广。起码把原来那种金字塔的格局变梯形的格局，每一学科里面有五六种在同一个平台。这样对学术生态的维护有好处。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种多样化范围和名录，不是一家独大，大家都良性竞争，可能比较好。

丙：权威期刊开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观地说，部分权威期刊论文确实给学界研究树立了标杆。但毕竟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样，都是期刊评价的标准，一刀切地把它拿来作为评价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标，显然就弊大于利了。

从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来源说，多数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来的行政级别转化来的——如原来的国家级、省级期刊——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体系，所以它的源头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可能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国外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区别。

除了期刊问题，研究成果评价还应该注意“大同行”评价和“小同行”评价的差异。自然科学方面，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很多问题由“大同行”评价很难进行，只能看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评价就好解决一些。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问题，那么文科的学术评价是不是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小同行”评价方式呢？

当然，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缺乏严格学术规范和道德监督，学界自身学术自律也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小同行”评价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评价。这是目前“小同行”评价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许多人也出于担心学术评价变成人情关系下的私相授受，继续支持相对客观、公正的核心期刊评价。

解决办法，或许可以仿效国外，扩大评审人的选任范围，严格限制本校、本系统、本省评委比例，强化评审人的回避制度和诚信惩戒。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从全球选任评审人。不过，根本解决办法，恐怕还是要靠学界自身开展“扒粪运动”，重新树立良好风气。

甲：有些学校特别看重外国刊物，主要是因为大学要冲国际排名。实际上很多国外刊物发的文章很多很烂的，翻译成中文没法看，主要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国内学者找外国学者代写，或者跟人合作，质量其实很难保证。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定位很高，奖励的金额也很高。

乙：教育部前几年搞的A刊目录，公布后意见很大，就没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学科的A刊数量不平衡。据说当初是由各学科专家评出A刊目录上报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统筹，但最后是按每个学科上报的目录公布了。有些学科上报的A刊数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进去了。像历史学的A刊数量就比较少些，估计当时历史学科的专家挑选期刊非常严格。另外一个问题是崇洋媚外，国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国内刊物。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录里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

例如，《近代史研究》属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录里面属于第三个等级，而台湾地区《哲学与文化》是A2刊物，在我们学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说，国外某个历史类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录里面可能是A1，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属于A2，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所以说A刊要推行的话必须作些修改，根据每个学科的情况，在学科内部权衡一下，在各个学科之间再平衡一下。

丁：我们学校没有采用A刊体系。我还特意问过人事处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教育部A刊实行的话，我们肯定按照A刊，因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标为指挥棒。教育部明确把A刊给撤回来了，因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筛选，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大佬，他们过滤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过滤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

行政老师心里都有数，SSCI和SCI其实不能体现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在评价体系里面它们确实是权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个部委发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学校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称之为“国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变成国外重要期刊的话，不用英文，用其他语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国史杂志。这样，可能非英文国家的杂志也可以变为国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唯SSCI，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洗牌。

甲：我觉得大家反对权威期刊，不是因为不应该有，而是因为标准很乱。我也帮一些杂志做过专家评审，发现有我通过的文章，杂志没有发；有些我知道被毙掉的文章，杂志发了。

丁：期刊名录毕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它的关键点。

甲：但有时候没办法评价，你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评价呢？最后还是得回到期刊的级别上，这就很不好说。

乙：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下比较，有些人在《哲学研究》每年可以发一篇，但是在《历史研究》每年能发一篇的有几个学者呢？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

丙：换一个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对国内学术刊物造成改进的压力和动力。

（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