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贵州文库》是彰显贵州文化力量的特色资源”，2021年7月，在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向与会嘉宾、观众大力推介这套大型古籍文献丛书时如此说。同年9月，《贵州文库》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涛也十分欣喜地表达自己对《贵州文库》的赞赏，“文化自信，往往从对本土历史的深度了解和仔细研读开始。”
名人专家的推介让人不禁好奇：《贵州文库》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贵州文库》收录了贵州这片热土自有人文发轫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经典文献，以精装点校、精装影印和线装影印三种形式进行出版。自2016年启动至2021年3月，《贵州文库》一期编辑出版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共计出版图书106种414册。
《贵州文库》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取得亮眼成果的背后是专家学者、出版人员一点一滴的心血与付出。为了完成这项重大工程，贵州省在文史、文献、方志、版本目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汇聚到《贵州文库》编委会专家学术组及其办事机构“《贵州文库》总纂办公室”中来。据了解，2018年的初选书目就涉及200多位作者的400余种图书。
编纂过程漫长且有价值，那些沉浸在《贵州文库》项目中的人们就这样穿越漫漫时空，以时光和匠心传承了经典，重塑了经典。
汉文献精装点校本
贵州建省较晚，黔地文献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文库专家组成员兼副总纂、省文史馆《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主任、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王尧礼介绍说，黔地早期的原始文献，除国史里的“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之类外，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千许言。黔地文献匮缺，面目难清。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当时，明朝因纂修《天下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遍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
汉文献线装影印本
借此契机，修志之风盛行，贵州本土汉文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一批受教化的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辛苦历年，最终有所成，如黄运昌、谭瑞均分别撰写的《黔记》。可惜没能流传。”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说。
文史专家、省文史馆馆员黄万机也表示，贵州地方汉文献以及学术文化发展，皆是到清代达到发展的高峰，但最后也只有极少部分留存下来。直至民国，《贵州通志》诞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本地古籍文献征集、整理工程。
汉文献精装影印本
新中国成立后，1984年，省文史馆主管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在该研究会的努力下，编印了《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这部至今研究贵州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整理、点校了《丁文诚公奏稿》《西洋杂志》《清实录贵州史料辑录》《（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万历）贵州通志》等重要乡邦文献古籍陆续点校出版。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摸查家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到2014年，我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登记以及条目审核工作均已完成。此次登记，涵盖了1912年以前以稿本、抄本、印本、拓本等形式行世的古籍（包括残存古籍），剔除了1912年以后出版的线装书，1949年以后发行的新版古籍、复制件、晒印本、油印本等，最后确认贵州省图书馆藏古籍10288部，117638册。
2016年3月，《贵州文库》编辑出版工程启动，为观照黔地文献、重温本土先贤文献整理史，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回望契机。
《贵州文库》是贵州建省近600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少数民族文献，还有汉译外国贵州研究著作。其总序称：“初纂巨制，事繁人少，虽任重道远，各方抱弘毅之志，知难而进，誓成此编，为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寥寥数句，意义尽显。
《贵州文库》专家组组长、总纂顾久表示，“我们系统整理贵州建省600年来历史文化文献资源，形成本地古籍文献经典集成。打造的标准只有一个：回望前600年，不负先贤；展望后100年，无愧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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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向秋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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