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开始传入中国，已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组织人辑译《四洲考》，其中提到英国的四位文学家，第一位就是“沙士比阿”（按：即莎士比亚）。早期阅读过莎士比亚剧作的还有辜鸿铭等人。清末思想界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都在其著译中谈到莎士比亚，中文译名“莎士比亚”即为梁氏首创。1907至1908年，鲁迅先生在他的启蒙文章中论及莎士比亚，鲁迅把莎士比亚看作是健全人性的精神战士，并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莎士比亚这样的精神战士来发出民族的声音。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中译本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卞之琳、朱生豪、孙大雨、方平、田汉、曹禺等大家都不同程度地翻译过莎翁的作品，由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逐渐传入中国，并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莎翁全集译本，即曹未风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

青木正儿虽是第一个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人，但并未展开具体论述。我国最早将汤、莎做平行研究的学者是赵景深先生和徐朔方先生。赵景深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汤、莎二人有五个相同点：他们的生卒年相近；他们都是戏剧大家；他们的剧作都善于取材于前人的著作；他们都不太遵守戏剧的清规戒律；他们的作品也都哀怨感人。【4】赵先生的论述虽未全面展开，但主要观点已相当清晰。

《汤显祖年谱》的作者、《汤显祖全集》的笺校者徐朔方先生的同名论文《汤显祖和莎士比亚》【5】在赵景深先生的基础上对汤、莎戏剧进行了开拓性的比较研究。徐朔方指出：汤、莎二人都在强调对人的生命和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尊重，都有各自生活的环境和背景作为依托，但相对来说，汤显祖提出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其难度要超过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早晨的一律晨曦，而汤显祖是黑暗中的一束烛光。

徐先生在文末写到：

与其说本文已经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作了比较，不如说只是对他们之所以成为汤显祖、莎士比亚的各种条件作了极其肤浅的解释。我深信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动摇的自豪感的人才能充分评价别民族的伟大成就而不妄自菲薄。一个最有信心的民族也一定最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而不骄傲自满。如果这篇文章能有助于人们心中这种情操的滋长，那就是我的意外收获了。

徐朔方先生的这段话可视为迄今为止对汤、莎比较研究最有学术价值、最具有指导意义的宏论了。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一个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的潮流迅速在中国兴起。

陈瘦竹先生1982年10月在南昌——抚州召开的纪念汤显祖逝世366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6】侧重于汤、莎剧作中两位女主人公杜丽娘、朱丽叶的生活道路、个人命运、性格差异和文学差异以及戏剧冲突的不同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讨论了人物形象和戏剧作品的文学意义，揭示了中西戏曲和戏剧不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笔者以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远隔重洋，互不影响，但两部外形相似的爱情作品《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无论在题材流变、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戏剧结构、戏剧冲突、悲剧风格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对两位作家、两部作品的对比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汤、莎戏剧的异同，探讨东西方戏剧乃至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和规律。【7】

第一部汤、莎比较研究的专著是苏州大学张玲博士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此书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切入，以汤显祖的《紫钗记》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为例，通过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分析其反映出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又以汤氏《邯郸记》和莎氏《麦克白》为例，通过政治题材的作品分析其反映出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汤、莎女性观与性别意识的思想根源比较，并展示汤、莎人文思想比较的意义。

张玲博士与江西师范大学付瑛瑛博士合著的另一部专著《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邹自振主编“汤显祖研究书系”之一，江西高校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则涉及汤、莎总体比较，汤、莎戏剧的海外传播与演出，汤、莎剧中的梦境比较、神话比较、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比较，汤、莎剧的人物形象及其改编，以及英语国家的汤显祖研究和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等。

说到英语国家的汤显祖剧作译本及研究，《牡丹亭》最早的英文节译本是1939年哈罗德·阿克顿（H·Acton)选译的《牡丹亭·春香闹学》（按：即《闺塾》一出），关于汤显祖及其剧作最早的英文论文，当以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C·T·Hsia)教授1970年发表的《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为最早。美国伯克莱大学的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教授是第一位将《牡丹亭》全本英译介绍给西方的学者，他于1980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译本，这是汤显祖剧作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事件。白之还于1991年撰写了《戏剧爱情故事比较：冬天的故事与牡丹亭》一文，是西方最早就汤、莎比较展开详细论述的论文。【8】

大连外国语大学原校长汪榕榕教授与张玲博士主编的《汤显祖戏剧全集》英文版（包括《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五部剧作）于2014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由中国学者翻译的汤剧全译本，它必将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汤显祖研究向纵深发展。

2016年对于这一课题而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对汤、莎那一时代中英戏剧及文化的理解，推动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研究的不断深入。

二．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学术含量

历史有时竟是这样巧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时天各一方铸造了《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剧巨制，又在同一年辍笔辞世，汤、莎二人虽然早已在400年前同时陨落，但他们的作品却永留人间，至今在世界舞台上历演不衰。

莎士比亚是不朽的，他属于全人类，属于所有的世纪。莎士比亚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学问。在纪念伟大的莎士比亚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不会冷落我们自己民族的戏剧大师。我们自然会想起我们的关汉卿、我们的汤显祖。于是，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的论著风起云涌。【9】

出版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总经理张秋林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出版家。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出版大量精美深湛、图文并茂的少儿读本的同时，全力扶持学术事业，推出了许多理论精品和前言宏著而启迪学界。2015年底、2016年初，秋林先生自然意识到“江西的汤显祖，世界的汤显祖”对他来说“责无旁贷”，于是就有了与李建军先生的“共襄盛举”，完成了这部洋洋39万言的汤、莎比较研究著作。

李建军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多年来笔耕不辍，已发表出版包括《小说修辞研究》《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的态度》《大文学与中国格调》等在内的大量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论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以宏观审视的角度，阐述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现实人生、时代风尚、人生际遇与写作机遇，进而挖掘两位戏剧家戏剧作品中的人生经验、人生哲学，并升华到作家人格和创作风格的层面，条分缕析，令人折服，可视为汤、莎比较研究中的一部佳作。

此书材料丰富，视角独特，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厚重新颖。

作者在通读汤、莎二人著作的基础上，又从前人、今人对汤、莎研究的角度出发，来夯实自己对汤、莎比较研究的理论根基。书中的材料，既有国内研究者的看法，又有海外学者的论证，更有作者自己新的发现。因此，本书各种观点的论证，都由原始材料出发，围绕主题，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使全书显得特别厚重而观点新颖。

第二，宽广翔实。

作者高屋建瓴，站在汤、莎研究的前沿，对汤学、莎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紧紧把握住汤、莎研究中的学术价值，把汤、莎放在世界文化史中进行研究，显示了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作者对汤、莎二人思想及作品的考索分析，材料翔实，论述严密，推本溯源，让人信服。

第三，精巧细密。

精，精致；巧，巧妙。汤、莎研究，已是学术史中的显学，前人论述颇多，超越不易，因此，本书在论述上，尽量避免那些在汤学、莎学研究史上前人研究比较多的论题，而另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让人耳目一新。如第三章《汤显祖的心意状态与写作风格》、第六章《崇仰与焦虑：阐释莎士比亚的态度》，的确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而通读之后便更能体会到作者布局的精致巧妙和理论的严谨细密。

除了以上特点之外，《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语言运用和修辞手法上，也很有特色。如书中第一章的“兰有秀兮菊有芳”来比照汤、莎二人，第二章又以东方的“牡丹”与西方的“玫瑰”来引喻《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凄美的爱情经典及其女主人公杜丽娘与朱丽叶，使得全书除了理论的深湛外，又多了些抒情的甜蜜。正如辛泊平先生所指出的：

我喜欢读李建军的文字。他的文章有阅读的广度和理论的深度，却没有

普通意义上文论的佶屈聱牙，而是饱含激情、酣畅如行云流水。他的文字是

诗化的，读他的文章，我没有一般情况下的劳心费神，而是有一种独特的阅

读快感。那高涨的情绪、整饬的修辞，以及错落有致的节奏，都会创造难得

的阅读享受。这不仅仅源自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李建军

对文学的虔诚和学养。他的批评文字绝不是哪一种文学的附属，而是具有独

立价值的学术随笔、理学美文。他并非不引用，但是他的引用只是证明自

己的见解，而非重复他人的观点，更不是无耻地拾人牙慧。可以说，他是

这个时代真正的批评家，是有肝胆、有情怀、有担当的批评家。【10】

读李建军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犹如行走山阴道中，风光旖旎，应接不暇。确如田汉先生诗云：“杜丽如何朱丽叶，不让莎翁有故村”【11】，李建军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杜丽娘与朱丽叶为知己，全书娓娓道来，一气呵成，真可谓是“玉茗堂前朝复暮【12】，牡丹园中芳与菲”。

三．汤显祖的伟大无须莎士比亚来证明

我历来不赞成“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之说，汤显祖就是汤显祖，他的文学地位与艺术成就不必由莎士比亚来证明。李建军先生的这部论著并没有在汤、莎之间“妄分轩轾”，而是“知人论世”，尊重不同样态文学的价值所在，这是我最为欣赏此书之所在。

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先生说道：

在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中，出于对东西方这两位伟大戏剧家的

尊敬之情，有人说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我想这只是一个饱含热情

的比喻，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之间是不能画一

个数学的等号的。【13】

赞同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之所以片面，是因为它隐含着这样一种思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所以汤显祖也是伟大的。显然，这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定论，而汤显祖的伟大与否，并不需要以莎士比亚为标准衡量之。其次，仅就比较研究而论，从历史的同一时期，选取不同国家或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进行横向比较，当然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横向比较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纵坐标，不能将被比较者从其原系统的整体架构中完全割裂出来。

汤显祖固然是中国戏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章，但如果要从中国戏曲史上选出一位与莎士比亚相类似，既创作了数十部剧作，又曾混迹于艺人之中，自己还粉墨登场者，此人断然不是明代的汤显祖，而应该是元代的关汉卿，或可是清代的李渔。与汤显祖相比较，关汉卿似与莎士比亚有更多的可比性，尽管他们并不处于历史的同一时期。不仅于此，若就被比较者与其原系统的关系来考察，还应该指出，即使是关汉卿与莎士比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

莎士比亚对于英国的影响不只是戏剧与文学，它还波及语言和整个文化。而在中国，至少在明清以前，能够深入影响语言和文化的文豪，不是关汉卿、马致远这样的剧作家，而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诗文作家。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不在于关汉卿这些剧作家，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文化系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诗文为正宗，戏曲、小说则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以上表述足以说明，从事中外戏剧、文学的比较研究，一定要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宽广的学术视野；要避免以偏概全，更不能为比较而比较，一定要在作家中比出个高低，或者以谁为标准衡量之。

李建军先生就是一个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宽广学术视野的学者。他在创作本书的主旨中写道：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共同之处，绝不只是“同时代人”这一点。他们都

是第一流的戏剧家和抒情诗人，都有不朽的作品流传下来。他们都是懂得爱

的真谛的人，都写过充满诗意和悲感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格和强

烈的正义感，总是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激情。他们的人生哲

学都具有低调而朴素的性质，都对人性的傲慢、贪婪和恣睢抱有警惕的态度，

都对人类在追求权力和金钱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疯狂行为进行了尖锐的讽

刺和批评。他们都反对战争和暴力征服，致力于培养人们认识和创造和谐生

活的能力。

的确，当莎士比亚的辉煌剧作轰动英国舞台的时候，中国的汤显祖也成为闪耀明清剧坛的最明亮的星辰。作为剧作家，汤显祖当属世界第一流。汤显祖还给我们留下2200多首诗歌、600多篇散文，新近发现的煌煌巨著《玉茗堂书经讲意》（据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一函四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足以证明他还是一个称职的学者。汤显祖的学问，涉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可以说，就天纵逸才和学问广博而论，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很难找到与汤显祖并肩的人了。

以“东方莎士比亚”称誉汤显祖，并不只源于他们人生轨迹中的“惊人的巧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新世纪以来汤、莎比较研究有效推进的历史结果。在未来的汤、莎比较的演进中，这种话语表述是否会出现新的逆转，难以预知，但汤、莎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策略，必将展示出新的维度、视野与方法，并保持持久的学术活力。汤显祖、莎士比亚的不朽思想的翅膀依然在我们头上翱翔，他们剧作的激情火焰将永远在我们心中燃烧。

得知《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荣获《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年度好书【14】，李建军先生很淡定，接受采访时，他发表了以下感言：

人们通过阅读认识世界和自我。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发展，依靠阅

读得以完成：他读什么样的书，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此而言，我们

就不能满足于阅读那些流行一时、注定速朽的低端作品，而要沉浸于那些百

世不衰的伟大经典。阅读没有完成时，它是照亮生命的阳光，是寂寞时的良

伴，因而，应该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和终生的爱好。

可以认为，李建军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除了从“平行”意义研究汤、莎提供最新读本外，也启迪了比较文学领域的更多反思，而对普通读者阅读文学经典也有着更多的指导意义。

百世不衰的伟大经典。

百世不衰的汤显祖。

百世不衰的莎士比亚。

2017年1月17日，福州王庄晋安河畔

注释：

【1】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讲，建议中英两国2016年共同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2】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30页。

【3】贵阳：贵州交通书局出版，1942—1944年。

【4】《文史选刊》第9期，1946年。

【5】本文写于1963年春，原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又见作者著：《论汤显祖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见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7】邹自振：《丽娘何如朱丽叶，不让莎翁有故村——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见《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8】见徐永明等主编：《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9】周育德：《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在中国》，见《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高峰论坛暨汤显祖和晚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辛泊平：《一个有担当的批评家——读李建军的文学因何而伟大》，见《悦读》（第24卷），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11】田汉先生1959年4月参访抚州“汤家玉茗堂”，赋诗三首。第三首云：“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有故村。”

【12】汤显祖：《牡丹亭·标目》，见邹自振、董瑞兰：《牡丹亭评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13】周育德：《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在中国》，见《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高峰论坛暨汤显祖和晚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4】笔者撰此稿时知悉，该书又获新华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组织评选的“2016年度影响力50种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