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但生在一个不寻常的满族家庭中。我的曾祖爱新觉罗·奕譞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七子，清王朝第一代醇亲王。他的次子为光绪帝载湉；第五子爱新觉罗·载沣是我的祖父，第二代醇亲王。祖父长子、我的大伯父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祖父载沣在宣统即位后亦任监国摄政王。宣统三年即公元1912年，载沣主动请辞摄政王，赋闲回家后，抵制遗老遗少复辟活动，反对日伪满洲国政权，被周恩来总理赞为“具有政治胆识、魄力和民族气节”。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我的家族中先后有多人担任政协委员，至今已有四代。我自2003年始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而今也历四届。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在此选取家族中几位我比较熟悉的成员，写一写他们的生平经历与政协情缘。

人民的“弼马温”载涛

载涛是我的叔爷。他生于1887年，1970年去世。清朝灭亡后，这位昔日的“七贝勒”与兄长载沣一样，赋闲在家，不问政治。载涛还先后婉拒张作霖、日伪政权等发出的“出山”邀请。1950年，载涛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载涛好友、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周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受到周总理鼓舞，曾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一生爱马成痴的载涛向会议提交了“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

同年，毛泽东主席签署委任状，载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在任期间，他圆满完成了为抗美援朝志愿军选购转运2.5万匹军马、远赴东北和西北调研并改良马种等工作，当好了人民的“弼马温”。当时他已年过六旬，奔波在甘肃、宁夏、青海，身上长了虱子，棉被缝里还有老鼠屎，仍然干劲十足。有人问这位过去的“贝勒爷”哪来的这劲头，他回答：“当年，日军土肥圆拿手枪逼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我宁死不做民族败类。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做事，我心甘情愿吃苦。”西北之行，他还以人民解放军干部的身份会见了十世班禅，特约畅谈并互赠哈达。

1954年，载涛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他和自己的女婿、原蒙古族阿拉善旗亲王达理札雅，以及札雅的女婿、出身藏族世袭土司之家的班麻旺秀，三代人、三个民族、三位代表一起参会，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两位女婿进京赴会，载涛特意不让他们住会议安排的高档饭店，而是挤在自家低矮的平房中。三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还特别得意：“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杂院里才能更好地接近人民。”

同年，载涛开始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推举为民族组副组长。他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学习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听报告、讨论发言、下基层搞调研，什么活动都少不了他。细心的政协工作人员发现他听力减退，听人说话时总爱把手掌拢在耳廓后。一次民族组会议后，政协领导专门把他请到休息室，送给他一副助听器，令他十分感动，从此他履职和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

后来，载涛还历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出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期间，作为满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他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据他的儿子溥仕回忆录中所述：所到之处，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载老”时，载涛感慨万千。从“七爷”“贝勒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载”“载老”，称谓的变迁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更令他感到：只有在新中国，人们的关系才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新时代，看到了中国的新生、民族的新生、家庭的新生和自己的新生。他有幸经常聆听周总理教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听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溥仪三兄弟

除去一位早殇的男婴，我的祖父载沣共有三子七女。三个儿子均担任过政协委员。

第一位是我的大伯父溥仪。他1906年出生于北京什

刹海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1908年，年仅3岁的他承慈禧太后懿旨入宫登基，自此，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开始了他极为不平静的人生。

1959年冬，他特赦从抚顺回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我父亲、五姑等人去火车站接他，他穿着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发的棉袄棉裤进了家门。当晚家族成员都赶来聚会，由于正处于困难时期，所有出席的人自带二两粮票，主菜两只鸭子和胡萝卜来自醇亲王墓的一位看坟人。醇亲王墓位于京郊西山，俗称“七王坟”。我曾祖父奕譞乐善好施，收养了20个孤儿看坟，教他们读书，长大后给他们分地，帮他们娶妻成家、繁衍生息。这些看坟人后代对我家很感激，有事都会出力。得知溥仪特赦回京消息，他们把胡萝卜像宝贝一样揣在怀里，走了几十公里路送来。

由于长期改造形成的习惯，溥仪不管和谁见面都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刚回北京时，他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学习劳动，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亲手种植花草。之后，他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主要鉴别处理文史资料以及写作《我的前半生》一书。国家给予他的待遇很好，他搬入了全国政协的宿舍，因为他生活自理能力不好，还有一名老服务员负责照顾他的生活。他的工资也很高，刚特赦回京时月薪约100元，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后，月薪约200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

据全国政协机关干部回忆，溥仪的最后一段婚姻，介绍人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位专员和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1964年，溥仪出席了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溥仪在会上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溥仪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但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他的生活经验极其缺乏，闹了不少笑话。比如，他看到有人扫大街，就拿起笤帚帮助他们扫地，一路低头扫出去，扫完了却发现迷路了。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有一次去“红都”定制西装，试穿衬衫时把有扣子的那面穿在了后面。全国政协组织参观一个景点，溥仪由于缺乏生活常识，被困在卫生间的弹簧门里，一动不动，也不喊人。直到大家上车清点人数时才被发现，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还站在卫生间门边、等人来“救驾”的溥仪。

溥仪出门常常迷路，常把钱包随手落在别处。因此，在亲戚中逐渐形成了他来做客就负责送他回家的惯例，因我是家中长子，每次来我家都由我送他回去。当时他还单身，我和他一起坐13路公交车回全国政协宿舍，有几次他还盛情邀请我一起在全国政协的公共食堂和小食堂吃饭，我能感受到他和我这个晚辈一起平等用餐时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在过去他几乎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1967年10月，溥仪因病去世，终年61岁。1980年，全国政协秘书处为他补开了追悼会，并把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移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二位是我的二伯父溥杰。他15岁就进皇宫伴溥仪读书，从此，他的命运与溥仪的命运紧密相连。

1937年，经日本关东军策划安排，溥杰与日本皇族亲戚嵯峨浩缔结政治婚姻。但这一政治婚姻却被传为佳话，婚后两人感情和睦，历经磨难，相依相伴。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溥杰获特赦回京，热切期盼与妻子团聚，但却因嵯峨浩的日本人身份，遭到了兄长溥仪的反对。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我们家族成员开会，做通了溥仪的思想工作。周总理对我们家族一直关怀备至，多次接见，还邀请家族成员一起吃年夜饭。每次见面周总理都以兄弟相称，如称呼溥仪为大哥、溥杰为二哥、溥任为四弟。

1961年，溥杰与妻子在北京重逢，夫妻团聚后一直居住在护国寺52号。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是我祖父载沣购买的产业，分家时分给二伯父，那时他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国家专门安排一名保姆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另有我们家族中的一人做他的生活秘书。“文革”期间，周总理曾经给溥杰夫妇特批了日本护照，让其可以自由回日本，但他们始终居住在中国。“文革”结束后，夫妇俩多次回日本省亲，为增进中日两国友谊做出了努力。

溥杰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第四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务。我常去他家中走动，知道他的日常生活都由我二大娘安排，但凡涉及接待外宾、外国记者等大事，溥杰总是先请示全国政协再做决定。生活上有困难他也会想到找政协，1981年溥杰陪嵯峨浩去日本看病，给北京子侄的信中就提及回国后打算由政协介绍新保姆。我在他家见过一些他在全国政协的同事，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关系很好，经常来往。他和廖承志关系也很密切，周总理几次接见溥杰和其他家族成员，都有廖承志作陪。1982年嵯峨浩尿毒症病情加重赴日本透析治疗，负责陪护的表姐没有护照，还是廖承志亲自协调公安部为她办理护照和加急签证。

溥杰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且公私分明。除非办公事，绝不用单位的小轿车。二大娘嵯峨浩因行动不便需要用车时，他都向护国寺口外的出租车站打电话叫车。曾有日本亲戚要送给他家一辆小汽车，他也没有接受。他出门常坐公交车，因岁数大、个子小，他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慎多次丢过钱包。

溥杰夫妇相继逝世时，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日本皇室和大使馆、全国各地的满族人士有很多人前来吊唁。1994年溥杰去世时，我帮着父亲为他操持后事。当时在护国寺52号院设立了一周灵堂，前来吊唁的人把护国寺花店的花都买空了。和他在全国政协共事过的好多老同志都泪流满面地说：“他是个好人啊！”溥杰去世前后，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加急整理出版了《溥杰自传》一书。去世后，遵照他的遗愿，护国寺52号捐献给了全国政协，后来成为全国政协的办公用房。

第三位是我的父亲溥任。他是祖父载沣最小的儿子，溥仪的幼弟。

与其他兄弟的命运不同，溥任终生与父亲载沣相伴，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努力维系着一个大家庭的生存。1947年，为避免国民党军警特机关强占王府房舍，我家利用王府闲置房屋开办了竞业小学，一切开支靠变卖字画文玩。祖父载沣任董事长，我父亲以金友之的名字任校长兼教师，七姑韫欢协助任教，我也在这里上过半年学。因为经费紧张，据说小学第一批桌椅是用王府的旧木料打造的。

竞业小学当时有一定影响，老师中有很多名家，如书画家爱新觉罗·毓峨、昆曲名家傅雪漪。学校免费招收附近贫困孩子、满族子弟就读，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个学生。1949年以后，我父亲把竞业小学无偿献给了国家，也不再担任校长，而到其他小学任教直至退休。竞业小学师生并入现在的鸦儿胡同小学，原址则成为北海幼儿园分园的前身。

我父亲的认真、和蔼和责任心在学校是出名的。他非常守时，早上8点上课，他常常提前穿戴整齐，拿着自行车钥匙，盯着墙上挂钟坐在床边等候，一到时间起身就走，从不例外。在学校值夜巡逻抓到破坏桌椅的学生，他打着手电苦口婆心地教育，还和学生一起把桌椅搬走锁起来。他一生教书育人，每当有早年前的学生在路上和他打招呼，或者有学生写信找他时，他都由衷地高兴。退休时他是厂桥小学高级教师，退休后还担任了多所小学的名誉校长。

我的父亲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顾问、恭王府书画社名誉社长，担任了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他退休后致力于清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鲜为人知的是，我父亲陆续向故宫、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等文史机构捐献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包括曾被八国联军劫掠到英国后又被高价买回的乾隆御题澄泥砚、“醇亲王宝”金印、清康熙等书法和《二十四史》等古籍图书。父亲做这些的时候，他总觉得“如释重负”。

其实不止我父亲，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向国家捐献过大量的文物和其他很有价值的物品。对古玩字画相当懂行的父亲，还定期将家中的书画和自己多年积累的藏品卖掉，甚至组织家族中一些成名的书画家，将书画换来的钱用于“希望工程”等对失学儿童的捐助，并筹办了“友之奖学金”。他捐献文物和资助学龄儿童的各种证书有厚厚一沓，至今仍保存在蓑衣胡同的故居里，其中好多已经泛黄。

不同于很多富家子弟，我的父亲非常节俭、勤劳和务实。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他用王府里拆除的附属建筑材料，自己动手设计和修建了几处房子，使家人从王府搬出后有足够的房屋居住。生活困难时期，家中7口人仅靠他的工资和二伯父溥杰资助，常常缺油少盐。有一天，他从外面地上捡了一个萝卜回家，还告诉我们物质匮乏时有萝卜吃就应当满足。他80多岁时还会骑着自行车出门，90多岁时还不时拄着拐杖拿着笤帚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做一些简单的劳动。我女儿幼时害怕胡同里一位患有侏儒症的清洁工，不敢招呼人家，我父亲一反平日的温和慈祥，严厉地批评了孙女，告诉她，工作没有高低贵贱，这位清洁工凭自己的勤劳工作养活了家人，为环境整洁作出了贡献，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爷爷唯一的一次训斥，我女儿至今仍然铭刻在心。

溥任居住的四合院条件比较简陋，冬天暖气不足，国家曾三次要为他拨款修缮，他都拒绝了，不愿给国家、给别人“添麻烦”。溥任2015年逝世，享年97岁。从我父亲住院开始，北京市政协、北京市民委领导就多次来看望他。他去世后，北京市政协、市民委都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在我家中帮忙料理父亲的后事，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

本人金毓嶂

溥任儿女5个，除了我，其他4个，3个在高校和中学任教，一个从工厂退休。耳濡目染，又亲见长辈们办教育的创业历程，我们这一脉的后代大都比较务实本分。

1968年，身为长子的我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物理探矿系毕业。学校最初分配我去河北，同班一位女同学去青海。我主动提出与那位女同学对调，除了考虑女孩子去边疆太艰苦，还有一个不愿说出口的私心：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以我复杂的家世背景，能正常参加工作分配已十分知足，而当时家中经济尤为拮据，作为长子，我迫切希望通过青海工作的额外补贴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最终我被分配到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在青海东北部的祁连山区从事野外勘探工作。

在地质队干了17年，我从最开始扛坑木的山地工干到工程师，负责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技术项目，与同事们一起饱尝了野外勘探作业的甘苦。1985年，根据中组部对青藏地区工作15年以上干部的内调政策，我调回北京，在崇文区环保办公室工作。1999年，当选为崇文区副区长，兼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在区里，我分管民宗侨、法制办、计划生育、档案局等部门，在市民委我分管民族古籍工作，还兼任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副会长。

自2003年北京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开始，我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常委、民宗委副主任，迄今已连任四届。不当区长后还担任了一届原崇文区政协副主席。

与政协结缘16年，作为北京市政协民宗委副主任、少数民族界别召集人，我牵头开展了不少关乎少数民族民生的调研：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北京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实施情况调研、中小学清真餐饮规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企业发展，一件件提案、建议案，一次次实地调研和督办视察，倾注了少数民族界委员们的热情和心血。

斗转星移，作为家族中还活跃在政协舞台上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虽已年逾古稀，也尽力多做一些对社会、对家族有意义的事情。很多群众知道政协办事好使，找我反映各种问题。在北京市政协期间，经我提出的提案从危楼改造到救护车增设担架员，涉及了市政建设方方面面的问题。多年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参加少数民族界的各种活动，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份责任。2013年，东城区档案局编辑的《生正逢时——清皇族后裔金毓嶂口述家族史》出版，该书历时四年终于成书，用我的亲历亲闻延续了家族历史的书写。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西山妙高峰古香道旁的醇亲王墓祭祖。醇亲王墓是我曾祖父奕譞的园寝，也是目前北京现存较完好的一座清代王陵。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醇亲王墓虽整体建筑保存下来，但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我虽有心呼吁尽快修缮，但一直心存“修自家祖坟会不会有公权私用”的顾虑，不好意思向有关部门反映。2016年，了解到醇亲王墓阳宅寝院部分墙壁坍塌，若不及时抢修，雨季极有可能酿成险情，我认识到这不只是我一家的事，而是关系文化遗产保护的大事。在当年的北京市政协全会小组会上，我在发言中反映了这一情况，得到了北京市政协领导和少数民族界别委员的响应和支持。北京市政协组织委员赴醇亲王墓现场视察，少数民族界别提交了《关于加强醇亲王墓文物保护》的集体提案，推动了有关修缮工作。

女儿金鑫

我的独生女儿金鑫出生于1976年。她年幼时，我在青海工作，与她一年才能见上一面。好在她聪明活泼，比较独立，小学毕业还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二中。大学毕业后，像我的父辈当年教育我们一样，我鼓励她自食其力。她上大学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刚毕业几年，就已在好几个知名外企工作，凭一己之力成家立业了。

金鑫自小在我父亲身边长大，受家族前辈的熏陶，从少年时代便师从名家和祖父溥任学习国画。工作后，她又逐渐萌生了继续学习国画的想法，后来她考入北京画院研究生进修班，专攻工笔花鸟。经过多年的学习，她的画作得到了家族前辈及业界的好评。受祖父影响，她还喜爱金石篆刻，与祖父溥任一起成立了养山印社并任社长，专门从事寿山石、巴林石的印章收藏。

金鑫深受我父亲的影响，热心公益事业。她常年捐助东兰县贫困地区学生，向西藏等地区的基金会捐款，热心参与改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学生的生活条件等慈善活动。她与其他家族成员一起成立了畅襟斋书画社，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2017年，在北京市民委、北京市政协的支持下，由金鑫一手操持，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爱新觉罗画派书画艺术展”，展出家族的艺术精品，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

她对慈善公益事业有与我们这辈人不同的理解。她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公益当中，比如她参加了“文化·传承2030”工程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专家组，她不止向学校捐赠篆刻作品，还走进好几家小学，给孩子们讲解石头的鉴赏，让孩子们用篆刻工具亲手制作印章。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印章，这既是自己身份的代表，也象征着文化的传承和审美品位。”她有很多想法，比如制作一本附有各种石头标本的教材，能让孩子们在阅读的同时用手触摸感受石头的质地；比如在博物馆开设一个金石区，用美的方式去展示中国金石文化。

金鑫2017年开始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我希望也相信，她能在政协这个大家庭、大学校、大舞台上找到属于她的责任和担当。

忆往昔，看今朝，我感慨万千，满怀感恩。有幸受到党和国家的关爱和呵护，我家这几代人方能在新中国走上政协的舞台发光发热，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正逢时，我为能够生活在新时代感到无比幸福。虽已年逾七旬，我也将尽自己的努力，并教育自己的后代，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祖国、为社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