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考据的走红及其利弊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一个电子时代亦即“E（electronic）时代”不期然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也在习焉不察中与网络媒介、电子文本等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完全拒绝对电脑、手机等产品的使用，也不可能无视互联网的海量信息而闭目塞听。如果真要彻底排斥这些高科技带来的新变化，恐怕你就会被人视为大大地落伍了。

与E时代相伴而生的新变化在大学校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由于大量传统纸媒的数字化、电子化，师生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得到了显著的改变，其教与学的效率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在高校课堂里，老师授课使用多媒体课件已非常普遍，由此逐渐告别了手拿粉笔在黑板大段大段书写的辛劳。学生也可借助多媒体的文字或声画展示，获得更为准确的元典知识和视听乐趣。倘若为师者偶尔讲错某一词语、某一史实，甚至读错某个字音，台下的学生通过互联网“百度”一下，立马可以指出你的失误。如果是课堂讨论或课下交流，遇到难解的问题，大家也会不约而同地求援于网络信息或电子文本。以古典文献的电子化为例，就笔者目力所及，当下已投入??场并可供检索的大型电子文本就有《文渊阁四库全书》（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四部丛刊》（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合作出版）、“国学宝典”（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研制）、“汉籍全文检索系统”（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研制）、“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制作），以及多种多样的网络版文献资料。从功能来说，这些电子文本包容量大（仅“中国基本古籍库”试用版即有10000种古籍书目，300种古籍全文数据和382个版本的图像数据），排列方式多样（如“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就有四部序、时代序、拼音序），检索速度快，使用起来非常便捷（如在《四库全书》电子版中输入关键词，在几秒或几十秒时间内，即可在其3461种著作79309卷中找到所有与之匹配的资料）。利用这些电子文本，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人力，一人一天的工作成效或许胜过此前千百人一年甚至多年的工作效率。由此我们看到：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背景，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当此之际，敏于接受新事物、新方法的众多青年学子对电子文本和与之相伴的检索方式青睐有加，并在读书写作中频繁使用，便不足为怪了。

这种充分利用电子资源进行词语检索、问题考证的方法，被称作E考据。如果对此方法作一全面审视，一方面固然具有如上所说查阅范围广、检索速度快、使用极便捷等优长，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因资料存量大而杂乱无序，因录入、校勘不精而多有误差等弊端。更重要的在于，过度地依赖电子文本，易于导致对传统纸媒特别是原著阅读的忽视。习惯了网络资源的摄取和电子文本的便捷，易于导致使用者贪多求快，不讲关联，不作深思的治学惰性。长此以往，对初入治学路途、急需打牢文史根底的青年学子，势必产生不良影响。

既然存在如上问题，是不是应该摒弃E考据的方法呢？回答是否定的。世间任何事物都包含利弊两端，一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伤人。发达的互联网，可以传播海量信息，也可以成为谣言家的乐园。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科技犹如双刃剑”，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作为一种与高科技相伴而生的方法，E考据不可能不带有母题本身就存在的某些缺憾，认识不到这些缺憾而一味高度肯定，无疑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因为它有缺憾就无视其远超传统方法的优长，甚至拒绝使用，那就如同让人从大机器时代回到手工作坊，其僵化、冬烘更是不言而喻。人们常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此而言，方法本身并无好坏，关键在于人如何运用而已。与其只围绕方法说长论短，不如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如何提高使用者自身的学养上，以及如何更科学地使用此一方法上。而就高校教学来说，对学生迷恋互联网、电子文本，使用E考据进行文献检索的行为，不是简单的阻止，而是给以行之有效的指导，便成了高校教师必然面临的一项新的任务。

二、运用E考据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受青年学子青睐的研究方法，高校教师应如何加以指导，使学生在正确轨道上进行E考据呢？据我的粗浅理解，大概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1）应让学生明白：E考据方法不是不能用，但不必操之过急，尤其不能过度依赖。应在有了相当的学术根基和研究经验后，以阅读原著为主，附之以电子文本的检索，这样会使基本功厚重扎实些。我们知道，治学的基础在于知识积累和提出问题，而不是一两种新方法的使用。回顾学术史可知，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学者，都经过苦读、勤练、博闻、慎思、明辨的治学历程，由此形成丰赡的腹笥和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换言之，学术能力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需要坐冷板凳，只有将书一本一本地读过，对遇到的问题认真细致地思考过，培养起对历史文化的深切感知，才有可能在比较完整的知识背景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会有真知灼见。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就是“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1]。倘若没读过几本书，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仅凭现代检索手段快速查到一堆词汇，就想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认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情况下，功利意识太强，凡事急于求成，反倒会心浮气燥，乱了方寸，最后搞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急就章，其结果是误了自己，也害了学术。 （2）在充分肯定新方法长处的同时，应强调使用E考据从历史语境出发、讲求事物间内在关联的必要性。事间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彼此关联的，这种关联有些是直接的、显性的，有些是间接的，隐性的。

只有在学习、研究文史过程中，从事物的内在关联出发，才能提出真正具有学理性的问题，才知道用哪些关键词去搜索自己所需材料，也才能对搜索到的材料去粗取精，逼近问题的核心。倘若只将注意力放在某些孤立的词语上，而忽视了它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联，进行单一的线性搜索，固然也能很快得到某些数据，但这些数据对问题的真正解决未必有利，有的甚至可能南辕北辙，使人深陷片面化、非学理化的泥潭。退一步说，即使查找某些孤立的词语，如果不注意具体语境和前后关联，不作细密甄别，也难保证其准确度。例如，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输入“自然”二字，可检索到19148个条目，或为“天地自然”，或为“自然而然”，或为“自然之性”，其含义各不相同。又如输入“民主”一词，共出现644条相关项，或为“封建君侯以为民主”，或为“一君二民主一而治众”，或为“但有君民主役之分”，如不细细分辨，将其笼统地作为一个词语，或皆视为今日所说民主自由之“民主”，讹误可就大了。至于人名，问题更多，如仅“子美”一词，即出现4186次。但这些子美并非都指杜甫，其中从先秦到明清均有字子美者，尤其是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亦字子美，在检索项中多次出现。倘若将这些“子美”不加分别地都视为杜甫，则其数据统计的准确度就大打折扣了。

（3）指导学生利用E考据构建学术数据库，为更长远、深入的研究作前期准备。数据是证据的延伸和扩大，数据搜集到一定程度，便有了规模，有了系统。将这些数据通过计算机按一定组织方式集合在一起，便形成“库”，即存储、管理数据之库[2]。数据库的突出特点是存储数据广而全，管理数据有序而查找便捷。它要求对所要论证的某类问题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搜罗，要求对搜罗到的材料进行必要的精简删汰、系统归纳和分类排列，以使其在最大范围、最大限度上以最便捷的方式对相关论点提供支撑，对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准确性、科学性提供保证。一个数据库的建构，最初往往只是围绕某些具有固定指向的问题进行的，但随着数据的逐渐丰富，数据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完备，其所指向的问题便已不局限在一两个方面，从中还可发现此前未曾意识到的新问题，并对相关或相邻的课题作出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数据库的建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细化和深化问题的过程。它一举而多得，虽费力而成效显著。表面看来，以高科技手段为依托、以资料搜集、统计等为主要内容的资料库建构，还只属于基础层面的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本身。但深入一步便会发现，这种基础层面的工作从一开始便已构成学术研究的必要环节，而且要做好这些基础性工作，仍然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知识，从多方面进行思考和创新。简言之，一是需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面对汗牛充栋的古典文献，搜集哪些资料，建构什么样的数据库，这些资料、数据库能解决哪些学术难题？都应在思考范围之内。人们常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实际上，数据库建构之有无特点、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想、善想、会想，要既出人意料，又在人的意料之中，以奇兵制胜。二是需要提高应对现代高科技的技能。亦即尽可能多地利用电子文献并掌握其检索功能，习练电子计算机的各种操作方法并充分发挥其潜能，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建构完备而独特的数据库服务。这两个方面，对知识结构已趋定型且多疏于电脑技术的中老年研究者来讲，恐怕真还有些困难；但对青年学子而言，正符合其敏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探索之天性，如果指导得宜，在大学阶段或研究生阶段即涉足其中，坚持下去，必然会有大的收获。

（4）借助数据库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获取科学的结论。建构数据库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对数据库所提供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的方法有多种，而计量分析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计量分析又称定量分析，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量值，把可测的量与数值联系起来，排比论列，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化[3]。通俗点说，计量分析就是通过对数据之数量特征?p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考察研究对象之内部构成、所占比重、时空分布、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明晰的整体定位和价值评判。通过计量分析，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客观化、精确化、科学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正是由于计量分析具有上述长处和特点，所以这一最初起源于西方并在自然科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采用，诸如社会统计学、教育计量学、刑法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等的兴起，皆其显例。对中国文史研究来说，计量分析法同样不失为一种可资采借的方法。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研究着眼于社会背景、时代精神、作者心理、作品风格等“软指标”不同，计量分析更重视研究对象的数量构成及其显在变化等“硬指标”，更重视对这些“硬指标”及于对象之各种影响的分析和评价，而对涉及与数量关系较密切的时空变化、发展格局、接受态势等文学“外部”研究而言，其效果尤为显著[4]。虽然，计量分析还不能成为文史研究中占主流的方法，如果要对问题有更深入的解会，还需要通过定性分析、实证分析、历史―文化研究等多种方法作深入考察，但其严格依靠数据以推导结论的科学化训练及所起作用却不容低估。同时，也只有向这个方向发展，E考据才能从纯技术性的词语检索上升到具有学理性的考据，其作为方法论的功用才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彰显。

三、E考据的使用案例及相关思考

利用电子文献检索之后，对资料甄别归类，定量、定性分析，最终达到文史考证的目的，这是E考据的一般步骤。这一步骤，在笔者所指导的本科学位论文的撰写中也得到体现，并有若干成功的案例。

案例一：学生甲通过对古代乐府诗的研读，拟定了《中国历代拟作乐府诗〈行路难〉研究》的选题。这个题目涉及面不算大，但却有历史的延展性和纵深度，假如研究得法，是可以深化对某种文学体裁、题材传承嬗变之认知，并借以窥斑知豹的。该同学的研究步骤是，先就《乐府诗集》所收乐府古题、拟作进行对比，接着设定关键词，通过电子文献细密检索，发现在众多乐府诗中，除《子夜四时歌》、《杨柳枝》等民歌类作品以及相和歌辞中表现军旅行役的《从军行》外，《行路难》是被历代文人拟作最多的乐府古题，现存115首。其中南朝以前已不可考，唐代写作最多（43首），宋元明趋少（33首），隋代、清代未见拟作。在获得上述基本认知后，该同学又对《行路难》乐府古题进行溯源，考察其由北人旧歌变为文人歌诗及其音乐流传的具体情形，对历代拟作之内容题材和形式、音律、风格等展开分析，发现其中所用意象、典故存在着的突出的类型化特征，其所用诗体多以七言、五言为主，间有杂言，且多以“连章诗”出现。至于《行路难》作品中透露出的“路难行”、“道险阻”、“京难抵”等寓意，则一方面从自然环境方面反映了道路险阻给人心理造成的惊惧与不安，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方面表达了士子的宦游之苦、世路艰辛之惧。而通过历史的承传和比兴手法的使用，“行路难”也成了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母题”，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文本意义。 案例二：学生乙亦注目于乐府诗，而以《唐五代乐府诗创作情形之定量分析》为题，将唐五代三百余年的乐府诗创作纳入视野，其涉及面较之学生甲便宽广了许多。但在所用方法上，亦是纸本与电子文本并重，通过阅读《全唐诗》、《乐府诗集》，附之以电子文献检索，归纳出唐五代乐府诗作者443人、作品3428首这一准确度远超前人的数字。而后依据初、盛、中、晚和五代几大时段，分析其诗作量的变化，勾勒出中唐为繁荣期（1194首），初盛唐（502、757首）、晚唐（676）为次繁荣期，五代（160首）为低潮期的发展曲线。

由此再进一步，将443名乐府诗作者的创作量纳入视野，发现10首以下的一般参与者共计402人，11～30首之间的活跃参与者43人，31～50首之间的多产者11人，50首以上的高产者12人。而在创作量30首以上的诗人中，李白（167首）、白居易（113首）、李贺（112首）最为翘楚，刘禹锡（93首）、杜甫（75首）紧随其后，温庭筠（63首）、张祜（59首）、张籍（56首）、贯休（56首）、王建（55首）、孟郊（53首）诸人，乃是中坚力量，元稹（36首）、王昌龄（35首）、薛能（35首）、陆龟蒙（33首）、王维（30首）、令狐楚（30首）、李咸用（30首）等人，创作量虽相对较少，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作者。

在了解作品分布、诗人创作情形的基础上，该学生又拓展视野，考察了唐五代乐府诗中旧题乐府（1546首）和新题乐府（1263首）的数量，以及这两种乐府诗在初、盛、中、晚、五代的数量分布，以见其消长起伏。伴随考察的深入，又发现无论是征战题材还是女性题材，唐人皆多用旧题乐府来表现，尤其是女性题材，旧题乐府的数量是新题乐府的7.32倍，占旧题乐府总数的35%，由此可见乐府旧题与女性题材的紧密关联。而从征战题材看，初唐比例最高，盛唐次之，中、晚唐相当，五代最低。这样一个数量变化，恰好印证了唐代国力由初、盛之强到中、晚之弱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说明初唐乐府诗的表现题材相对狭窄，而至中晚唐已大为扩展，开始走向成熟和多样化的演进情形。

以上两个案例，都与E考据方法紧密关联，都是通过电子文献检索达到对相关数据的尽可能掌握，其中学生乙占有的数据已渐趋“库”的规模。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两位同学都未将电子文献检索作为唯一手段，而是在检索前，就已大量阅读了相当一批传世文献，而在检索后，更借助定量、定性和历史―文化研究等方法，对采集到的数据甄别分类，细密分析，并从不同层面予以观照，既物尽其用，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又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作出合乎逻辑的事实判断。同时，这些案例也启发我们，所谓E考据要真正实现其“考据”功能，就必须将其检索优势向多层面、多角度的学理分析推进，而不能只停留在不少人赋予它的单一性“检索”的尴尬处境。

当然，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还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它诉之于学术的，不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一种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的有机结合。如此看来，问世不久的E考据方法在自身不断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不少纸媒尚未电子化，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E考据功能更全面的发挥。所有这些，无疑需要更多的青年学子投身其中，从理论和技术两个层面发展它，完善它；而由此向大学教育提出的应对E考据的任务，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必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