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发表的推荐古典文献学入门书的文章很少。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学入门书举要》[1]结合作者多年讲授“文献学研究”课程的教学经验，向读者推荐了文献学经典教材、注释类的文献学专题著作、文献学家的考证专著等入门书，包括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和《四库提要叙讲疏》，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史》（第1卷）和《中国历史文献学》。

笔者参与制定了《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指定阅读书目》，并负责拟定了其中属于古典文献学领域的指定阅读书目，包括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修订本），杨琳的《古典文献及其利用》（第4版），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等五种必读书目；孙钦善选注的《中国古文献学文选》，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含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典藏编），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蒋礼鸿的《目录学与工具书》，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王雨著、王书燕编纂的《王子霖古籍版本文集》第1册《古籍版本学》，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宁等的《十三经说略》等十种选读书目。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长期讲授“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课程的教学经验，并结合自身使用中的体会，在下文中就古典文献学的入门书谈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就古典文献学概论性著作而言，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2]、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3]内容较为全面而系统，在不少方面后出转精，较为适合初学。来新夏的《古籍整理讲义》[4]论及分类、目录、版本、句读、工具书、校勘、考据、传注，以及《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总集与别集、类书与丛书、地方志、佛藏与道藏等内容，深入浅出，也是初学者理想之读物。黄永年的《古文献学讲义》[5]是在著者的《古文献学四讲》[6]之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四大部分，其中融入了著者多年来的学术积累以及使用相关工具书之心得，条理清晰，对初学者很有帮助。不过由于该书的文史工具书简介部分是1979年10月完成（1982年1月略作增改）的，因此内容有些旧了，未能收录新版工具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材料丰富，内容翔实，别具一格，颇有价值。[7]项楚、张子开主编的《古典文献学》[8]之最大特色是，选择了一批与文献学相关的古代重要论著之全文或节选（大多不加标点），作为“原典阅读”附在各章之后，篇幅几占全书之半。该书对于培养初学者阅读古籍原典之能力大有帮助。同时，孙钦善选注的《中国古文献学文选》[9]、张舜徽选编的《文献学论著辑要》[10]，对初学者也很有帮助。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古典文献学史的有关内容，可以阅读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11]。

杨琳的《古典文献及其利用》[12]论述了纸质和电子文献的检索方法，类书、政书、丛书、出土文献、古代图像资料、古籍书目及其利用，资料新，实用性强，介绍中融入了著者本人使用之体会以及研究之成果，非一些东拼西凑的所谓的社科文献检索、文史工具书使用之作可比拟，建议初学者认真阅读，同时也可作为工具书来使用。值得称道的是，该书著者精益求精，不断修订，第一版自2004年问世后，第二至四版分别于2010年、2014年、2018年推出。该书每一版都尽力搜集最新刊布的文献，如第四版是2018年1月出版的，所评介的资料截至2017年12月。这在同类书中并不多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给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林庆彰主编的《学术资料的检索与利用》[13]包括“古代典籍的检索与利用”“伪书和辑佚书资料的检索与利用”“域外汉籍的检索与利用”“文集篇目的检索与利用”“现有文史资料库的检索与利用”“期刊论文的检索与利用”“学位论文的检索与利用”“类书资料的检索与利用”“古籍丛书的检索与利用”“出土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文字的检索与利用”“敦煌遗书的检索与利用”“虚词的检索与利用”“古文资料的检索与利用”等三十一个主题。对于大陆学者而言，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众多关于台湾地区的古代文史类学术论著及工具书之信息。笔者认为，该书应该像林庆彰的《学术论文写作指引》（文科适用）[14]那样在大陆重版，以便为更多的读者所利用。张旭光的《文史工具书评介》[15]虽然出版时间较早，但对于有关工具书的评介很到位，其中有许多著者本人的使用及研究心得，至今仍有较大参考价值。赵国璋、王长恭、江庆柏的《文史工具书概述》[16]，系裘锡圭、杨忠主编的《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之一种，也是这类著作中质量较高的。

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17]介绍了历代重要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著作，以及重要的文书档案、类书、总集、丛书、表谱图像、方志等，对初学者也有帮助。如果需要了解古代经史名著，可以阅读王宁等的《十三经说略》[18]，王锺翰、安平秋等的《二十五史说略》[19]。这两部著作中的各部分多为名家亲自撰写，如《〈尚书〉说略》系刘起�撰，《〈孟子〉说略》系董洪利撰，《〈尔雅〉说略》系王宁撰，《〈史记〉说略》系安平秋等撰，《〈隋书〉说略》《〈旧唐书〉说略》和《〈新唐书〉说略》系黄永年撰，《〈宋史〉说略》系裴汝诚撰，《〈元史〉说略》系陈高华撰。这两部著作深入浅出，颇便初学，但其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十三经》和《二十五史》，如果要了解更多的历代四部要籍之情况，可以阅读董治安主编的《经部要籍概述》[20]、黄永年的《史部要籍概述》[21]和《子部要籍概述》[22]、曾枣庄的《集部要籍概述》[23]。此外，赵国璋、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大辞典》[24]收录正条词目4400余条，另有附目1600余条，涉及文献学基础理论、文献载体、文献整理、文献聚散与流通、重要文献、文献阅读、文献学家等内容，是较为理想的工具书。

古书多无书名、古书不题撰人、先秦子书不皆出于手著、序传常置全书之末、篇章题目列于正文之后等古书特有之体例，对于古典文献学研究十分重要，这方面最重要、最全面、最理想的著作当属余嘉锡的《古书通例》[25]。但该书有一定难度，初学者可以先阅读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26]第一编第三章“文献的体例”。李零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7]之第六讲“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林清源的《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28]、骈宇骞的《出土简帛书籍题记述略》[29]、程鹏万的《简牍帛书格式研究》[30]、张显成的《简帛书籍标题研究》[31]，以及[美]顾史考的《以战国竹书重读〈古书通例〉》[32]、李锐的《〈古书通例〉补论》[33]和《新出简帛与古书书名研究——〈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补》[34]，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材料进行论述，可补余氏《古书通例》之不足。此外，梁涛、白立超编的《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35]，收录了历年来发表的多篇这方面的重要论文，为大家提供了便利。

避讳也是阅读古书以及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时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这方面重要的论著有陈垣的《史讳举例》[36]、向熹的《汉语避讳研究》[37]等。王彦坤的《历代避讳字汇典》[38]、王建的《史讳辞典》[39]，则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

清人在小学、文献学等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古典文献学研究者对相关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40]乃传世名著，取精用弘，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笔者认为该书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其总体成就至今尚无其他著作可以取代，故推荐该书。

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41]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多次重印、再版，影响甚大，便于初学。同时，收入《蒋礼鸿集》[42]第4卷的《目录学与工具书》[43]一书，最初是蒋氏在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开设“目录学与工具书”课程之讲稿，曾在发行量颇大的《语文战线》（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主办）1983年第8、9、10、11、12期和1984年第1、3、5期分八次连载。该书虽然仅有约五万字，无论是篇幅还是书名都不起眼，但言简意赅，善于结合著者本人的治学经验和甘苦，融入了诸多个人研究心得，通过生动的实例，传授有关知识，介绍了目录、表谱、地方志、丛书与类书、字书韵书词书、注疏笺注、索引等类型的常用工具书。该书实用性和可读性很强，特色鲜明，极具价值，尤其是对于古典文献学、汉语史、古代文学等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十分有用。“目录学与工具书”课程后来在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今浙江大学中文系）分成“目录学”和“文献检索”两门课程，由笔者任教，每年都将《目录学与工具书》列为学生的指定阅读书。[44]当然，因为《目录学与工具书》刊行于1985年，此后蒋先生的身体一直不佳，而收录该书的《蒋礼鸿集》则是蒋先生去世之后整理出版的，所以该书无法反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出版及重新修订的工具书。在我们今天利用《目录学与工具书》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阅读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目录编》[45]和徐有富的《目录学与学术史》[46]、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47]。

尤其需要向初学者重点推荐的是（清）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48]。《书目答问》是一部带有导读性质的重要著作，曾经影响了几代学者。梁启超曾云：“得张南皮之《�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49]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50]胡适于1923年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将其修订精简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书目答问》位居该书目之首。余嘉锡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余氏1942年在辅仁大学开设“目录学”课程时，即以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和他自著的《目录学发微》作为课本。余氏谓：“书目诸无序释而能有益于学术者，自樵（引者按：指郑樵）之外，惟张之洞所作，庶几近之。”[51]又谓：“但欲求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亦惟《四库提要》及张氏之《答问》差足以当之。”[52]顾颉刚曰：“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

”[53]陈垣在少年时代，就熟读了《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汪辟疆对《书目答问》评价甚高：“其书之善亦有十：一举要籍，二注板本，三别良�，四著通行，五存次要，六示概略，七列众本，八审异同，九存未刊，十标足本。凡此皆极便于学人者也。自光绪元年刊布后，各省督学使者翻刻尤多，诸生赴试获隽者各赠一册，而坊间椠本、石印、铅印尤备。以故近六十年中，海内志学之士受此书之益者，几遍全国。殚见博闻之彦，复就本书或订补未备，或罗列众本，其后出之书并得详加著录。以余所见，则有桂林王鹏运、南昌熊罗宿之书，细行密字，几无隙地。今此本不知流落何许矣。若范希曾氏之补正，则挂漏尚多，未足与王、熊抗手也。”[54]王重民曾经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专门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开设“《书目答问》课”。[55]张舜徽在《曾国藩张之洞学术思想之影响》一文中指出：“辨章学术，晓学者以从入之途，则张之洞所为《�轩语》、《书目答问》影响最大。张氏为清季疆吏中最有学问之人，其识通博而不拘隘。《�轩语》中《语学》一篇，持论正大，几乎条条可循。益之以《书目答问》，则按图索骥，求书自易矣。”[56]

古籍数量众多，人的精力有限，许多古籍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精读甚至泛读，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很多古籍仅需了解其大体情况。虽然近现代曾先后推出了多种古籍导读著述，但就总体而言，至今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书目答问》之作。《书目答问》仍为此类读物之翘楚。笔者每年为浙大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课程时，均将《书目答问》列为首部向学生重点推荐的精读之书，避免学生在学习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生在初读之时，确实感到满纸书名、人名，颇为枯燥，但渐渐入门之后，感觉收获甚大。如果读者需要对《书目答问》所收各书的版本等情况作进一步了解，可以利用来新夏、韦力、李国庆汇补的《书目答问汇补》[57]。该书材料丰富，内容较为完备，堪称增补《书目答问》的集大成之作。

在阅读《书目答问》之基础上，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阅读或利用（清）永�等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58]，（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59]，（清）永�等的《四库全书总目》[60]，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61]，陈尚君、张金耀主撰的《四库提要精读》[62]，陈国庆编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63]等。

《四库全书总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等三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目之总序和小序，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相当于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颇具价值，建议古典文献学学习与研究者阅读。李致忠的《三目类序释评》[64]不但有上述三部书目的总序和小序之注释及按语，而且书前还有《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一文，颇便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