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个百年的历史节点，而这百年历史节点，被历史地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而且，这意义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分子血脉关联。对于只争朝夕的普罗众生而言，百年太久，人们日常的经验视野和人生比例尺，大多够不着那么长的距离，以日子为计算单位的人们，对于长时段的岁月多是近视的，见不到那么远。

不过，总有一部分人或族群，能超越同类或同辈的视野，他们用更大的焦距透视更远的风景，以更大的时间单位度量历史的深长背影。人类正因有这一群人在，历史才有大写的刻度，并赋予人类更远的视力和更坚固的记忆。《易》云：“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代又一代的仁者、智者不仅见证历史之大，他们还能成就历史之大。

观照长时段的历史，仅靠近视的经验眼光是难以抵达的，须有一双能穿越幽深历史的慧眼，需要大历史观和大比例尺方法论的伴随。今天，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马克思。此去百年，中国因马克思而改写自身历史，进而改变人类历史。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思想具有洞穿历史的力量，更在于他的思想具有改造世界的伟力。

提及马克思的思想伟力，熊彼特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他的论证处处都建立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几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只要是具有一般意义或全面视野的，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他不仅借助巨幅历史画卷，而且还借助很多具体细节，来生动地说明他的社会构想，其中大多数细节的可靠性，非但不低于、反而要高于当时其他社会学家的标准。对于他采信的这些事实，他一眼就穿透了其表面的毫无规律，直抵历史事物的宏大逻辑。他努力阐述这一逻辑，即所谓的“经济史观”，其结果无疑是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

马克思这种思骛八极、视通万里的宏大理论视野以及长焦方法论，曾遭到包括波普尔、米尔斯等一批重量级大家的批判。比如，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批评西方社会学研究存在三大趋势性的误区：其一，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很容易偏向于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而从这紧身衣中又跑出来对未来先知性的观点。其二，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在此，历史被完全抛弃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太容易成为一种精致却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对概念的分解和无休止的重新组合成为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中心点。其三，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对当代的事实研究很容易变成对一定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也不大重要的事实的罗列。其中的有两点显然指向马克思。米尔斯对构建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抽象理论和规范理论的敌意，在当时英语世界里，是有代表性的。

随着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行为主义等理论的纷沓而来，宏大理论遭到社会科学界的长期冷遇。但这种去宏大叙事的理论偏向和方法论偏执，其后果是，理论视野的褊狭和方法论的短视，由此而来的是对长线问题的漠视和近视。连米尔斯也对其当时的学术界不满：现在，许多学术上的狂热不到一两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种热情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佐料，但却没留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

维特根斯坦说过，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就需要召唤宏大理论的回归。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宏大理论，我们始终信仰且坚持，因为这种理论与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深度关联，它已经过百年历史检验，也能经得起千年考验。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