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引言
研读《说林》篇应掌握要领。首先，须要透过此篇类似于“随感”“杂说”的外表，而进窥实质的意义。
体会此篇乃章学诚申明本人自觉发扬自孔子以来重视“史义”、倡导“学术经世”的治学宗旨，和当考证之学风靡天下之时勇于持世救偏的使命担当精神。
再者，须要把握此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章氏寄意之重点在于:与《文史通义》书中《原道》等篇阐发的观点相呼应;大力针砭沉溺于繁琐考证之不良风气;而其对辩证分析思想方法的透彻运用，实为乾嘉时期哲理思维之闪光。
最后，章氏在倡导“史义”上见识卓越，又重视以形象鲜明、优美畅达的修辞方法来表达，二者相得益彰，因而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一、逆于时趋，持世救弊
为何《文史通义·说林》篇有令人叹服的治学警句的集萃、哲理思维的闪光呢?这就不能就《说林》论《说林》，而亟须放宽视野，做到一要理清其学术渊源，二要考察所处环境对他的刺激以及他如何勇于“持世救偏”。
章学诚学术积累至为厚重，史学思想远绍孔子、司马迁，出色地发扬了中华文化优良传统。
孔子修《春秋》，开创了私人著史的传统，同时也最早树立了“史学经世”的范例。
《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寄托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即通过褒贬手法，维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和“大一统”局面，对于僭越行为严加挞伐，因此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儒家亚圣孟子对孔子以《春秋》纲纪天下的政治意义有精当的阐发，称“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同时总结出孔子以“史义”去统帅“史事”“史文”这一重要命题，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从此，重视“史义”、主张史书要有益世用，便成为孔子留给后世学者的宝贵训诫。
古代有识史家对此竞相效仿。
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述往事，思来者”;
班固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并申明《汉书》记史必须做到“通古今”;
范晔著《后汉书》彰显“自得”之学，书中大力贯彻激浊扬清、表扬节义、声讨邪恶的义旨;唐杜佑在《通典·序》中提出“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提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北宋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中，总结其著史目的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而明清之际顾炎武，则申明其治学目标是“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以上所举，乃尤为荦荦大端者，但已确切表明，历经西汉至清初，有识史家无不前后相继，自觉发扬孔子所开创的传统，突出“史义”的重要作用，视之为史著的统帅和灵魂。
可是到了清朝乾嘉时期，章学诚所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当时学术风尚的特点是考证学风靡天下，学者们群相奔赴，几乎无人顾及遵循学术“经世”和“史义”指导的方向。
这使他深受刺激，所以他要大力救挽，重新唤醒士林对“史义”的重视，这正是《文史通义》撰著的目的。
本来，清初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其治学方向包括两个层面。
一为经世致用，他与黄宗羲、王夫之一样，处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大变动中，痛感明人学术空疏导致亡国，因此倡导学术应当结合现实的需要。
顾炎武所言尤为沉痛，云:“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他贬斥理学家抛弃了儒家六经之原义，拿空谈性理之理学代替有益世用的孔孟之学，因此他又主张必须借一字一句的训诂、考证手段，求得对经书的准确理解，而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
所著《日知录》中即有大量考证条目，由此成为清儒重视考证的源头。
然则此后风尚的演变则为顾氏所始料不及。
至乾隆年间，考证的风气弥漫大江南北，正如梁启超所描述的:“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
清朝统治者以“右文兴学”为标榜，对此起了提倡作用，而其屡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汉族士人的手段，尤使士人视关心现实为畏途。
在此情况下，学者们奔竞于考证之一途，终日疲精劳神于训诂、音韵、排比史料、考订校勘、辨伪辑佚一类工作，以此互相夸耀，甚至当成学问之全部和治学的终极目标。
考证学末流更沉溺于琐屑问题的寻绎，以襞绩补苴为能事。
学术应当向何处去?章学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他承认考证学有其价值，也对考证家所下的功夫和所施用的方法予以肯定。
他尤为尊敬钱大昕，对戴震、阮元的考证成果也予以称扬。
但是，他以孔子、司马迁所开创的史学优良传统相对照，确信学术的正途是有得于“道”，即认识客观事物本质和社会演进趋势。
以此来衡量，他深刻地认识到学风流弊的严重性。
因此，决心挺身而出，担当起道义的责任，痛陈沉溺于烦琐考证是违反了治学的正轨，指出盲目跟着风气跑的危害。
他明知这样做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势必饱受讥笑歧视，但无所畏惧。
在致钱大昕的信中，他以痛切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
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
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逆于时趋，在烦琐考证大肆泛滥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持世救偏，重申“史义”的统帅地位，力陈卓识，让学术回到正确轨道，此《文史通义》一书所为作也。
我们对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应予以高度评价。
这部名著是章学诚对于中国史学重视“史义”优良传统的大力弘扬，是当此学术风尚出现严重流弊之时发出的理性呼喊，表现出非凡识见和使命担当精神。
而《说林》在书中篇幅远较他篇为长，举证涉及范围广泛而又内容确当，议论非凡，因而在全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三项寄意重点，形散而神不散
《章氏遗书》本在文章编排上将《说林》紧接《言公》上中下三篇之后，再接《知难》《释通》《申郑》《答客问》上中下三篇，由此体现出这些重要篇目互相有紧密联系，诚然胜于大梁本的编排。
全篇共汇集45则短论，表面观之似乎内容分散，实则是形散而神不散。
仔细研索全篇，章氏寄意的重点，也即本篇最具启发性的地方有以下三项。
抓住这三项，才能更好地体会其深刻的思想价值。
一是，本篇与《文史通义》中一些重要的篇目互相发明，对于一些重要观点、命题再作阐释，加以强调、补充和发挥。
本篇开宗明义提出的“道公学私”的命题，就是对《原道》《原学》两篇的呼应和发挥。
《原道上》讲，“道有自然”，又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
故本篇进一步强调:“道，公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
“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这是对“道”的客观性作了进一步阐发。
又，《原道上》讲“道”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因事势自然，逐步发展，“渐形渐著”。
最初为“三人居室”，日常生活需要有分工，以后聚集而居，需要加以部别班分，再其后，才出现礼乐刑狱制度。
本篇第六则以形象的比喻，言山泉流注，“因微渐著”，汇集了众流，才有以后江河浩瀚、川楫之利，恰当地阐发“道”如何逐步发展。
《原学下》中指出当时学者因离开古人学问真谛而产生的沉溺考据、夸为文辞和耽于性理空谈三种不良倾向，强调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
在《博约中》中提出必须区分功力与学问的重要命题，有力地针砭考证学末流“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下之能事也”的错误取向。
本篇对此作了有力回应和补充，如言沉溺于考证者将“学古”等同于“古学”，“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诩然自矜其途辙，以为吾得寸木，实胜彼之岑楼焉，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第三十一则);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持世者，存乎识也”(第四十五则)。
章氏又言“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
古之糟魄，可以为今之精华”(第二十五则)，乃是对《书教下》中论述“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神奇”，主张“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前后呼应。
总之，《说林》篇内容丰富，此类与《文史通义》各篇互相阐发之处甚多，需要我们充分关注、体味，由此加深对章氏提出的重要命题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其“别识心裁”即理论独创性的意义，认识《文史通义》全书各篇之间的有机联系。
结语
这六则文字极其深刻而形象地强调志识对于文辞的指导意义。
首言志识有如三军之统帅;次言志识有如舟车掌握行驶方向的乘者;又如能够烹调丰盛宴席的厨师;又如能将矿石原料熔铸锻造成为农具兵器的炉锤;又将志识譬作善于经营货物增殖财富的良贾;最后言志识又如能够对症下药、治病救人的良医。
所用的譬喻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得，所言的道理简洁有力、鞭辟入里，排比句式形成互相照应，逐层递进，大大增强了议论的气势。
这一组排比句从各个不同方面，阐明只有树立正确的志识，治学才找到方向，搜集到的丰富史料和华美的辞藻才有统帅和灵魂。
兼具鲜明的针对性、深邃的智慧和隽永的意境，文章笔法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因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经常被人引用。
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
《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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