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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上历史系的才上中文系”!历史学考研网

“考不上历史系的才上中文系”!历史学考研网“考不上历史系的才上中文系”十年前,我在南方一座海滨城市上大学,历史系有位副教授对当时“中文热历史冷”的状况颇为不平:“想当年,我们高考填报志愿时

“考不上历史系的才上中文系”

十年前,我在南方一座海滨城市上大学,历史系有位副教授对当时“中文热历史冷”的状况颇为不平:“想当年,我们高考填报志愿时,从来不选中文系;那是考不上历史系的人才上的,哪像现在这样。”记忆里的措辞或有误差,但大意是不会错的,老师那种不屑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头一次听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公开“系别歧视”,惊诧之余,对这种门户之见很不以为然。那么,历史系为什么会瞧不起中文系呢?这个问题要深究起来,牵涉太广,笔者无能力作全面系统的考察。只因最近乱翻书,恰好看到几则材料与此话题有关,遂稍事整理,权当抛砖引玉,聊供谈资。

1941年6月,沈兼士在辅仁大学史学会讲演“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他回忆说:“到了民国时代……首先革新的是文学北大新文学运动,那是人所共晓的。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蔡元培是在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其时,北大的文本科,只设有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和英国文学门,而没有中国史学门。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大之后,整顿校务,计划在暑假后文理科各增设一门,即史学门及地质学门。1919年,北大学科改制,废去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史学系”一名沿用了三十三年,直到1952年改称“历史学系”。历史学系也算北大文科的一个招牌,未曾想开办之初却不甚景气。

据尚小明先生研究,“大体上,‘五四’前后至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受新文学运动和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青年学生多愿学习文学和哲学,特别是哲学系,人数一度是最多的,而史学系的生源情况则不甚理想,在读本科生普遍少于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曾在北大政治学系就读的萧一山说:“回想五四时代,北大最时髦的学科是哲学系,人数也最多,现在几乎无人问津了。”不过到了30年代,北大史学系的生源逐渐好转起来。尚小明认为,这是由于众多名师到北大史学系任教,加上当时学界盛行古史研究,对青年学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1931年夏,钱穆在顾颉刚的推荐下登上北大讲席。钱穆晚年回忆,他初到北大时,历史系第一次开会,文学院院长胡适强调,“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系”,并“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161页)对于文史哲三科,胡适本人曾说,哲学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娱乐,历史是他的训练,而他又有严重的“历史癖”和“考据癖”。看来,“娱乐”似乎成了调剂,而“职业”一般都很累,难怪胡适重返北大以后这么重视历史系。

与钱穆同年进入北大任教的陶希圣,此前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政治和法律思想史。得知陶希圣要离开中大,校长朱家骅专意挽留,要他在史学系讲课。朱家骅说:一个大学的学风,以中国文学及史学两系为枢纽。他计划一步步充实文史两系,已邀请顾颉刚加盟史学系。(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119页)但陶希圣还是选择了母校。

有趣的是,陶希圣这段回忆跟他的《敬悼朱骝先(家骅)先生》一文颇有出入。在这篇悼文中,朱家骅曾想建立中央大学在思想界的地位,他要依靠的是哲学和历史两系(而非文史):“一个大学的哲学和历史系往往决定它的思想方向。‘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发起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不是北大的法学院,而是文学院的哲学和史学系。自‘五四’以后,北大在思想界居领导地位,哲学和史学部门之重要由此可见。现在首都是南京,中央大学应在全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心把这两系充实起来。”(《朱家骅先生纪念册》第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转引自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的确,北大在“五四”时期风头犹健,此后长期引领着全国学术思想的新潮。概言之,文史哲三系都与有荣焉,新文学运动的大张旗鼓之于国文系,诸子哲学的讨论与科玄论战的如火如荼之于哲学系,古史辨运动掀起的狂波巨澜之于史学系,它们在民国思想史上位置显赫,影响深广。那到了后来,为什么史学会给人更加强势的感觉呢?

这应该跟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简言之,西学东渐,科举废除,中国传统学问的中流砥柱——经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近代学人倡言“六经皆史”,经学转而融化为史学的一部分,不期然而然造成“史学独大”的格局。更有甚者,从前是“文以载道”,到了这般地步,便成了“史以载道”。譬如,钱穆在《国史大纲》开首郑重提醒读者要“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因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语)。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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