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所说的安达卢斯，是指今天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而阿拉伯人曾用它来指代包括西哥特王国和部分东哥特王国在内的广袤土地，即公元8世纪中叶的今西班牙大部、葡萄牙大部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我国宋代《诸蕃志》译为“默伽猎”），从而使南欧与北非紧密相连。

关于安达卢斯此谓的来源，学界众说不一。通行的观点是，它源于“旺达尔”（Vandals）一词。“旺达尔人”在古罗马时期意为“流浪者”，原系北方日耳曼部族的一支。他们最初定居于波罗的海北端，公元前2世纪开始向南迁徙，曾于公元1世纪前后移居高卢，后被罗马人所逐。在此后的300年中，由于匈奴人的西进，旺达尔人不断被迫沿大西洋沿岸南迁，并于公元40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地区。西罗马帝国覆灭前后，迫于西哥特人的侵伐，旺达尔人于公元5世纪继续南下，从而占领了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并在数年后攻陷罗马人在北非的首府迦太基。旺达尔人对迦太基地区的统治长达近一个世纪，由于他们的残酷与暴戾，其统治不断遭到北非原住居民柏柏尔人的反抗。公元534年，旺达尔人被拜占庭所灭。阿拉伯人由此将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与伊利比亚半岛统称为“安达卢斯”，即“旺达尔”的音译。西班牙语“Al-Andalus”中的“al”是阿拉伯语中冠词“ال”的拉丁拼法，后被西班牙语（或曰卡斯蒂利亚语）采用，是谓“el”（其阴性形式为“la”）。而今西班牙南部省份安达鲁西亚之名便是由安达卢斯演变而来的，它是阿拉伯人被逐出伊比利亚之前在欧洲的最后领地。

一

公元711年，阿拉伯北非总督穆萨（Musah Bn Naṣīr，640~716）派遣归顺阿拉伯帝国的柏柏尔名将塔利格（at-Talig Bn Ziyād，679？~719）率先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哥特王国。阿拉伯军队进而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于713年在塞维利亚建立总督府。此后，阿拉伯人征服的脚步并未停息。公元732年，阿拉伯人与法兰克人鏖战图尔，阿拉伯人兵败。有史书认为，这标志着阿拉伯人征服欧洲的梦想从此止步。而盛传于南欧的罗兰骑士的故事，便是由此次大战催生的。相传罗兰系查理大帝的外甥，曾亲率法兰克军队同阿拉伯人激战于比利牛斯山，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实，战线过长过远，帝国内部局势复杂多变，这些已经导致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左支右绌、兵员匮乏，从而不得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南麓。公元755年末，伍麦叶王朝倾覆时的惟一后人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威叶（后称阿卜杜•拉赫曼一世，Abd ar-Rahman I，731~788）登上伊比利亚半岛，最后入驻科尔多瓦，并于756年自称艾米尔，建立了以科尔多瓦为中心并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西方阿拉伯—伊斯兰政权。这就意味着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崛起并未宣告伍麦叶王朝的终结，阿卜杜•拉赫曼和他的后人（其中，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于公元929年始自称哈里发，正式建立后伍麦叶王朝，详情见后文）在这片西方土地上统治了近8个世纪之久，史称安达卢斯。然而，后伍麦叶王朝没有维持多久便四分五裂，分化成诸小王国（史称小王国时代）。小王国之间纷争不断，期间南有北非穆拉比兑人的干预和掣肘，北有基督教王国的“光复战争”，阿拉伯人的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逐渐萎靡。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阿拉伯人在安达卢斯的最后一个王国——纳斯里德王朝宣告倾覆，阿拉伯人最终被迫撤出伊比利亚半岛，残留部分则被迫改宗。适值哥伦布受西班牙“天主教双王”资助发现美洲，西班牙全面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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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百年翻译运动”（Ḥarakah at-Tarjamah）。其实自伍麦叶王朝起，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和古希腊罗马典籍，但这种翻译尚未形成规模。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翻译活动渐成规模。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754~775在位）、哈伦·拉希德（Hārūn ar-Rashīd，786~809在位）时期，巴格达当局是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组织学者翻译各国典籍，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星相学、宗教学、哲学、历史、艺术、数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个门类。著名的寓言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便是在这一时期由梵文移译和改编成阿拉伯语的。许多至今仍在沿用的技术词汇，也是阿拉伯人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如阿拉伯数字、代数和零的概念。公元9世纪初，阿拔斯哈里发麦蒙（Ma’mūn，813-833在位）建立“智慧宫”，更是将翻译运动推向高潮。“智慧宫”类似中国古代大型的佛经翻译场，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智者们进行翻译和学术研究。一时间，各方学者、翻译家辐辏云集，学术活动盛况空前。他们注重收集和翻译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典籍，肩负起了拯救和传播古典文明的任务。古希腊哲学在欧洲中世纪几乎被人忘却、陷于荒芜；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作品却被大马士革（伍麦叶王朝首都）和巴格达（阿拔斯王朝首都）等伊斯兰城市大量收藏，并被移译至阿拉伯语和拉丁文，使古希腊罗马文明得以传承，并被激活。同时，阿拉伯人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和传播，他们还加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和宗教理法，进而为中世纪后半页西方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巴格达学派”，以取代“亚历山大学派”。“巴格达学派”与科尔多瓦和开罗的学术活动形成互动，这些都使得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翘楚。

二

伍麦叶王朝后人带到欧洲的，便是这一文化传播工程的赓续。自8世纪中叶开始，科尔多瓦的伊斯兰学者在阿卜杜•拉赫曼一世的率领下，也开始翻译传播古典学术。帝国在领土扩张的同时，同样肩负起了拯救和传播古典文明、发展和推进伊斯兰文明的任务。公元9至10世纪，科尔多瓦进入鼎盛时期，它仅次于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929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ar-Rahman III，891~961）称王（912~929年在位），即废除“艾米尔”，改称“哈里发”。当时，科尔多瓦有图书馆七十座，而且每一座都藏品丰厚，仅哈里发的“御用”馆藏就拥有四十余万册手稿。穆斯林从各地收集图书，然后将它们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拉丁语。这些图书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奠定了基础。据说哥伦布开始他的航海探索时，就曾手持一卷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并请一位阿拉伯人陪同他出航的。伍麦叶王子阿卜杜·拉赫曼一世还在科尔多瓦修建了大清真寺，引来大批朝觐者和文人学士。短短两个多世纪，仅犹太人口就增加了三倍。那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已然相当复杂，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西哥特王国留下的基督徒，其次是穆斯林，再次是犹太教徒，最后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吉普赛人、斯拉夫奴隶和来源更为复杂的雇佣兵。穆斯林当局对异教徒采取了宽容姿态，但仍有不少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因不堪额外税赋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公元10世纪后期，统一的后伍麦叶王朝不复存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诸侯割据、兵燹频仍的小王国时代，但伊斯兰文明一直在该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时至今日（虽然安达卢斯的历史已经翻过了十几个多世纪），屹立至今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鲜花城遗址，气势恢弘、雕琢旖旎的格拉纳达红宫等壮美犹在。镂刻在红宫墙体上的“除了真主，别无胜者”的字迹，仿佛仍在诉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昔日的辉煌。事实上，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在谈到图尔战役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经这样说道：“假如阿拉伯人在此次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将是清真寺，而非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它学术中心听到的，将是《古兰经》（Koran），而非《圣经》（Bible）……”今天，当我们站在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格拉纳达红宫面前，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吉本此话非虚。

除了建筑和有形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外，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还推动了安达卢斯地区医学、哲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的发展。他们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成就令时人叹为观止。这些成就不仅吸收了西方文明成果，而且融入大量的东方智慧。他们建造了先进的天文台，并将中国罗盘运用到了天文观察；发展了印度的计数体系，创造了阿拉伯数字和计数方法；而他们的许多种植技术、果蔬品种、关税理念、珠宝香料等等，无不为中世纪停滞不前的西方文化注入了发展的基因和动力。用美国学者格兰特（Edward Grande）的话说，“1125年至1200年之间，一个真正的翻译浪潮将希腊和阿拉伯科学的重要部分译成了拉丁文，13世纪译得更多（阿尔丰索十世时期的ʻ新翻译运动ʼ——引者注）。自公元9世纪至10世纪早期大量希腊科学被译成阿拉伯文以来，古代科学史上没有任何事件可与之媲美。”与此同时，安达卢斯地区的阿拉伯人在医学方面也卓有建树，他们已能成功地将麻醉剂用于白内障等眼科手术，并通过软管为病人补给营养液。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常常也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甚至文学家。例如，伊本·巴哲（Ibn Bājjah，1080-1138 史称阿维帕森Avempace）就集哲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和文学家为一身，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才”。他不仅从雌雄性别角度对植物进行分类研究，还著有一部《诗集》，体现了精深的文学造诣；同时他精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对后来的伊本·鲁世德（Ibn Rushd，1126~1198，史称阿威罗伊Averroes）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同样才华横溢，集多种头衔于一身。他在伊本·巴哲的基础上仔细研究并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自13世纪起，便被陆续翻译至拉丁文，成为中世纪欧洲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钥匙。有了这些大思想家，安达卢斯也一跃而成为欧洲哲学、医学和科学中心，并为欧洲各王国吸纳古希腊文明铺路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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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对西班牙语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Miguel Asín Palacios，1871~1944）发现但丁（Dante，1265~1321）与伊斯兰教的神秘关联以来，曾有学者统计，常用西班牙语中的名词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来自阿拉伯语，几可信手拈来。名字涵盖内容广泛，涉及科技、经济、建筑、数学、天文学、医学、律法等，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alcoba”（卧室，住处，المقام ），“alcohol”（酒精，الكحول），“arroz”（大米，الرز），“almohada”（枕头，المخدة），“algebra”或“algoritmo”（代数或算术，الجبر），“azúcar”（糖，السكر），“azafrán”（藏红花，الزعفراني），camisa（衬衫，قميص ），“pato”（鸭子，بطّ），“sala”（大厅，صالون ）“tarifa”（关税，تعريفة），“joya”（珠宝，جوهر），“azul”（蓝色，أزرق），“jazmín”（茉莉花，الياسمين），等等。此外，以“a”或“al”开头西班牙语大多源自阿拉伯语：如油橄榄、食用油、茄子、胡萝卜、水渠、水池、棋手、市长、假期、遗嘱执行人、地毯、靠垫、枕头、别针、窗台、首饰、柠檬花、百合、喧闹、叫嚷、老鸨、晦涩，等等。再如，衬衫、裤子等许多日常用品也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移植的。此外，西班牙语借用阿拉伯语的甚至还有一些形容词和动词，如mezquino（可怜的、小气的，مسكين），achacar（抱怨、指控，أشكى）。最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词汇，而且还是思想、学术、科技和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体现。

正如波多黎各学者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所断言的那样：“正是闪族文化之线，织就了西班牙文化的锦缎。”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阿拉伯文化烛照的西班牙，就难有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一如没有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也很难想像古希腊文化会达到如此灿烂辉煌的高度。总之，没有东方，又何来西方？反之亦然。这并非囿于辩证法的有无相生，更不是“后主义”对二元论的简单否定（如东西之谓和男女之别），而是因为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无法与东方的贡献划清界限，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确实存在。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大抵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为他者，甚至异端。因此，西方文史学界至今尚未完全正视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贡献，仅有极少数西方文史学家在涉及中世纪时提及一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是其中一位，他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g of The West）第二卷中写道：“阿拉伯文化是一种发现……但由于它完全为西方历史研究所遗漏，以至于我们甚至未能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杰克逊·斯皮瓦格尔（Jackson Spielvogel）则更为客观，其在《西方文明简史》（Western Civilization）中认为，阿拉伯穆斯林显示了积极吸收被征服者文化的意愿。他由此断言：“阿拉伯人是罗马帝国残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他们还欣然吸收了拜占庭文化和波斯文化。公元8、9世纪，不计其数的希腊、叙利亚和波斯的科学与哲学作品被译成阿拉伯语”。 时至今日，虽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它与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的种种交融，但仍缺乏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系统梳理和文本分析，无论是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还是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研究，都还是一大阙如。

本著第一编是对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或可简称为史；第二编则是对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的比较研究，侧重于论，二者互为因果。诚然，水平和时间所限，很多内容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不当和疏漏则在所难免，敬希专家、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