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旅行社”在上海创办《旅行杂志》，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本旅游类刊物。《旅行杂志》由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策划和创办，“中国旅行社”经理朱成章负总责，聘请《申报》赵君豪主编务，画家张振宇负责美术。《旅行杂志》从1927年创刊至1954年7月停刊，共出版28卷316期，2600多万字。

据统计，《旅行杂志》中关于贵州的文章有122篇，其中1937年以前有11篇，1937年至1945年有91篇，1946年至1949年有20篇，1950年至1954年没有；作者约有79位，有政府官员、科学家、农学家、记者，也有普通民众，身份差异较大。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旅行杂志》更是空前地关注西南地区，广泛刊载描述西南历史与现状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根据亲身经历所写，有的是受政府委派到黔进行民族调查、考察少数民族民俗民风的，有的则是途经贵州的所见所闻，对贵州自然地理、气候特征、矿产物产、民族风俗、风景名胜、市政建设、农业改良、工商业状况等方面都有较多的记录，客观宣传与主观内容相结合，共同构成民国时期的贵州印象。

《旅行杂志》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记载较多，观点各有不同。公职人员曹鉴庭在《旅行杂志》上发表《黔行纪略》一文中描述苗族同胞“性质强悍异常”“性喜战斗”等，而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副主任、民族学家、教育家陈国钧在《贵州的短裙黑苗》和《贵州安顺苗夷丧祭习俗》中也偏重于记载苗族的“无知”。

▲1933年《旅行杂志》第七卷第九期中的苗妇形象

而记者伯时在《旅行杂志》第4卷第8期发表《滇黔苗语》一文中指出，姬家宋家蔡家三苗，以他们的婚丧风俗礼节来观察，翁媳不语，居丧三日内不进粱肉，婚姻有纳采亲迎的规矩。新娘清晨必须巾栉（盥洗）、拜见姑嫜（丈夫的父母），似乎还有些华夏的古风；白苗的妇女体格强壮，很有些西洋女子的态度等。张季勤经过苗区，了解到“苗人不吃大烟，亦不种烟”，勤劳耐苦，得出“苗族实为贵州最优秀之人民”的不同结论。

《旅行杂志》对苗族婚俗有不同的描述。民族学家孙诞先在《旅行杂志》第17卷第2期《西南民族的婚姻习俗》中记录了贵州苗族的婚姻习俗不同于粤桂两省的瑶民，“他们必由父母之命，媒妁之合，惟其中约有四分之一则由双方情投意合，再经正式手续而完婚者”。

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自由。但也有作者在文章中记录不同于以上者。民族学家陈志良在《旅行杂志》第17卷第11期《奇俗志——西南采风录之一》中记载了贵州苗族结婚的年龄一般都比较早，“苗民妇女因新婚后不常与丈夫同房，而且有跳月等自由恋爱的机会……男女离婚很自由，无所谓法律手续”。我们从文章题目可以看出，作者是从采风的角度来记载奇风异俗的。

《旅行杂志》对于贵州交通多有记载。除介绍黔桂铁路、乌江水道外，对西南公路的记载尤为详细。记者陈家修在《渝汉纪行》中指出，在抗战期间担负起国家交通运输的最大任务，“西南公路对于输送部队，抢运器材、物资、疏散人们，发挥了最大效能”。

记者丹治在《从高原到盆地》一文中对西南公路也有记载，称其为“西南的大动脉”，西南公路筑渝段地处山区，峰峦叠嶂，在这种地区开辟公路工程是相当艰巨的，全路盘旋迤回，翻山越岭，危险万状。还有西南公路最为险要的一段“七十二弯”，因上山下岭一共七十二个急弯而得名。

▲1938年《旅行杂志》第十二卷第六期中的贵州西南盘山公路

《旅行杂志》对贵州矿产资源的描述。记者顾梦五在《旅行杂志》第14卷第11期《西征剪影》中说：“穿过黔省的西南公路上，很显著的煤层是随处可以见到的，据说贵州民众每家有一个煤窑，以供薪炭之需，用不着邻县或邻区的接济。你想除了贵州，世界上找得到第二个燃料丰富到这么境地的去处吗？”

红叶山人在《旅行杂志》第17卷第12期《贵州煤山》中如此描述贵州煤矿资源的丰富：“黔山到处露煤矿，无限资源尽蕴藏。”“贵州除煤矿资源丰富外，其他如梵净山及清水江流域的金，水城、威宁、平越的铁，盘县、大定、丹寨的铜，省溪、丹寨、务川的汞，独山、榕江、三都的锑，修文、贵筑的铝等，不仅蕴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

《旅行杂志》对贵州旅游资源的描述。曹鉴庭在《黔行纪略》一文中，对以上风景佳地都有描述。作者指出，黔灵山虽不大，但非常秀丽，在山顶可以看到全贵阳市。

▲1938年第12卷第9期的《旅行杂志》封面

黔灵山在贵阳西北角，出威清门北折约三里便到山麓，麓有小涧，绕山西流，潺潺若环佩鸣，山路盘曲而上，遍山种树，或由岩隙间出，浓荫蔽天，山上建有黔灵寺，屋宇甚多，古木参天，山鸟引吭而歌，境地清幽。下山沿坡而行，至麒麟洞，洞口有乳石，垂下如麒麟，故以此为名。

栖霞岭和东门的文昌阁相对峙，山前悬崖削壁，攀登甚难；扶风山与栖霞岭并列。山形上削而下阔，岩石盘旋如螺，所以又称为螺丝山；相宝山是横蔽会垣的屏障，故名称为照壁山。

经济学家朱家桢在《簇新的贵阳》中详细地描述了秀丽的花溪十二景，不禁发出“花溪是云贵高原上的西子湖”的感叹。

最著名的还数黄果树瀑布。“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主任刘述康在《贵州镇宁三大名胜记》中描写黄果树瀑布从上倾倒下注，声惊于天，击水成雾，可及对岸，瀑布“怒落狂涌，直泻潭底”。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画家陈树人在游览黄果树瀑布后，曾赋诗赞美：“尼加拉瀑甲全球，廿五年前记旧游。不分又观黄果树，寰中双美大龙湫。分明有幸证三生，天外飞流不世情。赏览休嫌几片刻，廿年尘土已消清。”意思是：加拿大的尼加拉瀑布号称全世界第一，记得二十五年前我曾经游览过，想不到今天又看到黄果树瀑布，她可以和尼加拉瀑布媲美，是世界最壮美的两大瀑布。

真幸运来此参悟前世今生，看着这像从天外飞来的水流，令人有超脱尘世之感。千万不要嫌弃在此游览的片刻时光，身上二十多年来沾染的凡尘俗气已一扫而光。

同时，1938年第12卷第9期的《旅行杂志》还以黄果树瀑布为封面，向世人推介。

其他诸如镇宁的火牛洞、修文的阳明洞、毕节的灵峰寺、铜仁梵净山以及安顺红岩古刻等风景名胜，《旅行杂志》都有所描述。

1942年8月30日，“中国旅行社贵阳分社”与贵州省公路局联合举办阳明洞及三潮水游览团，公职人员姜尚义在《旅行杂志》第16卷第12期《阳明洞三潮水记游》中描述阳明洞旁古木参天，松柏苍伟。“中国旅行社贵阳分社”经理叶苹生负责此次游览相关事宜，并撰文《朝圣别记》，详细介绍了修文三潮水。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毕业的柴骋陆在《旅行杂志》第19卷第2期上发表《旅黔杂缀》，作者在文中对红岩古刻的来源、古刻的字体等进行了考证，认为红岩古刻是“苗民古书”。

《旅行杂志》对贵州科教文卫事业的描述。总的印象是比较落后的。如，公职人员江凌在《旅行杂志》第19卷第6期《西南两千五百里（下篇）》中指出：“虽然我们并没有和科学文明离开太远，但是一踏入广大的农村，便可以发现到处都是贫穷、饥饿、羸弱、无知！”经济学家朱家桢在《踏进苗夷的寨子》中指出，贵筑私塾“其教授的方式和内容，和清代的私塾完全一样”。

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都是贵州非常落后。“中国旅行社”负责人顾胜钟《我怎样来贵阳》一文中认为，贵州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交通不便造成的，在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些作者在评价贵州时往往以发达地区为参照物，没有考虑到贵州发展的基础情况。

事实上，民国以来，贵州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还是非常显著的。公职人员曹鉴庭在《黔行纪略》中写道：“据教育界统计，留学英美德日法学生年有增加，全省普及教育渐著成效”，结果，“人民的知识，全境的文化，确有一日千里的进步。”记者航僧在《毕节小记》中记述毕节教育情形：“此地中学生，都是男女同学的，这在京沪等地，不易看到，但闻同学中因此发奋用心者，亦不乏其人呢！”

《旅行杂志》对贵州图书馆事业及报刊事业进行了描述。朱家桢在《簇新的贵阳》一文中以“西南的文化摇篮”为题，记载了贵阳医学院、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并指出贵阳医学院的图书设备较贵大、贵阳师院为充实，大约有中西文书籍杂志6000余册，一般学科上的参考书，都已俱全。

曹鉴庭在《黔行纪略》中描述贵州报刊事业的发展时写道：“输入的典籍和各省的报纸，日见增加。”《旅行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潘泰封在《沪渝长征记》中也指出，贵州“在内地城市中，已是称消息灵通者”。贵州的省立科学馆、艺术馆、陈列馆、图书馆、贵阳市立体育馆等环境都很清静。

从以上记述来看，这一时期贵州的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并不都是如顾胜钟在《我怎样来贵阳》中说的贵州“知识技术落后”。我们在考查这一时期贵州的科教文卫事业时，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忽视贵州本身的发展基础。

虽然不同的作者对于贵州科教文卫事业的记载不尽相同，但有的作者亲历贵州后，认识到贵州居民贫困、知识闭塞、居处不洁等现象正在逐渐改善，陈志良在《西南旅行记》中目睹贵州的可喜变化，不由发出贵州“正在新生之中”的感叹。

《旅行杂志》自创刊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真可谓老少皆宜，因此拥有的读者群非常广泛。杂志中有关贵州方方面面的记载，成为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生活的生动缩影。《旅行杂志》涉黔文章对贵州见闻直抒胸臆的“实话实说”，为读者尤其是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的贵州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同时，发表在《旅行杂志》中的涉黔文章有的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作者在贵州只是作短暂的停留，或者是路过贵州而奔赴不同的目的地，这些作者大多来自东部发达地区，难免从自身条件出发来看贵州，对贵州的记述也就难免带有主观感情，从而客观记载与主观臆想共同组成了这一时期的贵州印象。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4期」

「黄江华，贵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史学博士」

微编：一丹/刘丽

统筹：姚胜祥 审核：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