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宣言，将政府首脑机关迁往陪都重庆，此后大批学校、工厂内迁，约3000万难民撤往后方。从1937年7月开始，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率先南迁，此后内迁的高校近百所。到贵州的学校是当时全面内迁学校的一部分，规模相当可观。当时成建制迁入贵州的大学、中学及各种专业学校达29所，另外为了让内迁单位、难民的子弟以及流浪失学的青少年入学，教育部、交通部和贵州本地在贵州又新建了国立中学9所。这两部分学校合计38所，学校分布在贵州各地。学校人员众多，开展教学需要大量房屋、土地，学校所在贵州各县全力支持。官绅积极谋划利用公产，调动资源；富户腾出场地房屋，划出土地，提供材料物资；百姓出工出力，修路平场，各尽其能。贵州各方面千方百计地满足办学条件，使内迁和新建学校能够正常教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时期贵州人民支持教育的峥嵘岁月，永远值得铭记。

战时内迁贵州和在贵州新建学校的概况

抗战期间内迁贵州的大学共有9所，分别是：私立大夏大学，由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在上海创建，1938年西迁贵阳；国立浙江大学，原址在杭州，1940年1月从广西宜山迁入遵义（系遵义县，今遵义市播州区，下文遵义、湄潭并列时遵义均指遵义县）、湄潭；国立中山医学院，1940年迁往镇宁县；国立广西大学，1944年日军侵桂时迁至榕江；华北乡政学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共同组建，1938年南迁定番（今惠水）；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38年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迁至福泉；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是国民政府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1938年从南京迁入遵义；国立湘雅医学院，1938年内迁贵阳。

王伯群故居

内迁贵州的军事专业学校多来自南京，共12所，分别是：军训部军官外语训练班，1938年迁入遵义；陆军步兵学校，1939年迁入遵义；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广州），1939年迁入独山；麻尾海军学校，1938年迁入桐梓；南京炮兵学校，1939年迁到都匀；陆军军医学校，1939年迁入安顺；陆军兽医学校，1939年迁入安顺；中央陆地测量学校，1938年迁入镇宁；陆军通信兵学校，1938年迁入麻江；陆军辎重学校，1938年迁入龙里；防空学校，1938年迁驻贵阳，总队部设在花溪；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38年迁入贵阳。

内迁贵州的中学共8所，分别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附中，1944年迁入榕江；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附中，1939年迁入福泉；国立浙江大学附中，1940年迁入湄潭；国立汉民中学，1944年迁入榕江；湘鄂教区联合中学，1939年迁清镇、安顺、贵阳；国立华侨第一中学，1942年迁到清镇；国立第二十中学，1944年从湖南芷江迁入贵州定番（今惠水），女子分校迁桐梓；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38年迁到贵阳，后更名国立十四中学。

教育部、交通部和贵州地方各尽其力，新建中学9所：国立第三中学，1938年教育部在贵州铜仁、江口创办；毕节扶轮中学，1938年由交通部创办；安顺黔江中学，1939年由安顺县地方创办，今发展为安顺学院。1941年，教育部又在贵州各地创办了6所中山中学，分别是：清镇中山中学、都匀中山中学、桐梓中山中学、兴仁中山中学、黔西中山中学、平越中山中学。这些中学的开办，极大地缓解了内迁失学子弟的读书问题。

西迁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时称国立浙江大学，在西迁贵州的学校中，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建制完整，在贵州时间较长而且办学取得长足发展，可视为抗战西迁贵州学校的一个缩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江大学于1937年11月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从杭州撤离，因日军步步逼近，飞机轰炸骚扰不断，师生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先浙江天目山、建德，再江西吉安、泰和，后广西宜山，终在1940年1月到贵州遵义，行程共2600多公里。遵义为贵州富庶之区，文化底蕴厚重，对浙大西来慷慨接纳，鼎力相助，学校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得以稳定下来顺利办学，直到1946年6月迁回杭州，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近7年时间。

西迁时国立浙江大学下设3个学院，16个系，全校师生员工带家属计3000余人，有图书5万余册，仪器3万余件，机器700余套，标本1.3万多件，如此大的规模，约需房屋1000间。但在浙大未到遵义之前，城区已经接纳了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和军官外语训练班，还有约2万难民在城区滞留。当时遵义仅是一个只有5万多人的小城，城区面积不足6平方公里，难以容纳浙江大学的到来。浙大就把校本部和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分设在第五行政督察区（遵义）所辖的湄潭县。遵义、湄潭两县均煞费苦心，为浙大提供了办公、校舍、学生宿舍、会场、图书馆、实验室、研究所、疗养室等所需的场地和房舍，保证其顺利办学。湄潭还划出土地200余亩，辟建了农学院的实验农场。湄潭县城狭小不堪重负，就在县城附近的永兴镇拨出部分房产和万寿宫设立分校，才满足了浙大的办学要求。

浙大在遵义、湄潭的办学场所很分散，相对集中的有以下几处：

老城子弹库（今遵义十一中），原是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的遵义府中学堂，民国时期为贵州省立三中，抗战期间为军事委员会第二军械库，民间称“子弹库”。成为浙大校本部所在地，竺可桢的校长办公室、校总务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办公室、心理学实验所均设于此。

何家巷3号和5号（今可桢桥东），3号是清末总兵何行保的私宅，有四合院13个，规模颇大，浙大教务处和训导处设于此。5号是黔军团长周积善的私宅，让出来支持浙大，为浙大在遵义的主要教学点。

江公祠（今遵义一中初中部），清末为祭祀镇压农民起义军阵亡的遵义知县江炳琳修建的祠堂，建制恢弘，民国时期在这里办城成中学。浙大到遵义后让与浙大作图书馆，藏书约10万册，浙大一些活动也在这里举行。

水洞街3号（今老城碧云路人民银行），为抗战时期国军一〇三师副师长郭惠苍私宅，为三栋砖木结构楼房，浙大到遵义后郭惠苍借与浙大使用，为文学院史地所办公地。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在此主编《遵义新志》和《史地杂志》，当时颇有影响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编辑部也设于此。

浙大工学院实验工场（今老城遵义宾馆一带），为浙大在城墙外新建，占地约百亩，建有房屋20余间，实验工场内设机械、动力、电工、热工、化工等实验室。

老城石家堡，是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名流聚居处，环境清静优雅。浙大教授在遵义时都是租赁民居，居住分散，校长竺可桢租住在杨柳街傅梦秋家。唯石家堡居住的浙大教授较为集中，著名教授梅光迪、郭斌和、王琎、张荫麟、费巩、涂长望、沈思岩、李振吾、张君川等曾借居于此。

浙江大学西迁旧址湄潭县文庙，现为浙大西迁陈列馆

湄潭县文庙（今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位于湄潭县城，始建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学校分部办公室、图书馆和部分教室设于此，是浙大湄潭分部的主体，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访问曾在此讲学。湄潭文庙已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理学院旧址（今湄潭县医院住院部），1940年浙大理学院迁湄潭后租用双修寺，另外还修建了一幢二层小青瓦屋顶建筑，作物理实验之用。

农学院旧址，位于湄江镇西郊贺家祠堂（今湄潭县农业局），1940年浙大农学院迁至贺家祠堂办学，并在周围租地200亩开办农场，开展教学实验。该祠堂一正两厢，正房面阔5间，两厢各3间。

浙大永兴分校在永兴镇的万寿宫（今存），浙江大学一年级在此办学，并在万寿宫东侧租用民房作教授宿舍（今存），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曾在此学习一年。永兴镇万寿宫已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浙大研究生院，位于湄潭城郊的义泉万寿宫，为浙大培养研究生的基地，今旧建筑已不存。

校长竺可桢是哈佛大学博士，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浙江大学所属的各学院均有一批国内著名教授：文学院有梅光迪、郭斌和、缪钺、王焕镳、丰子恺、张君川、张其昀、顾谷宜、钱穆、谭其骧、涂长望、叶良辅、张荫麟、诸葛麒、黄秉维、向达等；理学院有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胡刚复、王淦昌、卢鹤绂、束星北、王琎、吴征铠、贝时璋、谈家桢、孙宗彭、张耀德等；工学院有李熙谋、王国松、李寿恒、苏元复、吴忠伟、孙怀慈、钱令希、钱钟韩、范绪箕、梁守槃等；农学院有卢守耕、孙逢吉、吴耕民、储椒生、罗登义、蔡帮华、陈鸿逵、祝汝佐、吴文晖等；师范学院有郑宗海、陈立、王倘、朱希亮、郑奠、皮高品、夏承焘、李絜非、佘坤珊、朱正元、周北屏等；法学院有李浩培、赵之远、徐崇钦、陈令仪等；医学院有李宗恩、王季午等；各学院的公共科目的著名教授有舒鸿、邵均、沈思岩、孙恒、谢幼伟等。

浙江大学流亡遵义、湄潭办学7年，于国难当头之际，以教育科研兴邦。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学校得到了长足发展。1937年浙大撤离杭州时仅3个学院，16个系，1946年从遵义回迁时已发展为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1个研究生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和1个分校，11个工场，1个农场；浙大离开杭州时有教授及副教授70人，返回时增加到210人；离开杭州时在校学生460人，返回时学生为2171人。

校长竺可桢坚持“求是”精神，重视学术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倡导学术自由。大批著名教授云集遵义和湄潭，教学、科研氛围活跃浓郁，学校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演讲会、报告会、交流会。学校及各个院系均办有学术刊物，有《国立浙江大学季刊》《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科学报告》《工院季刊》《思想与时代》等30余种。浙大师生出版的个人著作达150余种，在国内外发表的文理工农方面的论文数百篇。《思想与时代》杂志站在中国人文社科前沿，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名扬天下；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卢鹤绂等教授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44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分别于4月、10月两次走访了浙江大学，对战时流亡西南贵州的浙大评价甚高，喻之为“东方剑桥”。

浙大在遵义、湄潭期间，培养了一批各学科的栋梁之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就曾在湄潭学习过。据1989年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浙江大学有67人，其中教授27人，毕业生40人，基本上都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叶笃正、施雅风、陈述彭、冯德新、谢义炳、陈吉余、徐僖、郭可信、张直中、毛汉礼、侯虞钧、徐承恩、丁锡祉等。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两县人民的呵护。竺可桢校长在离开遵义时，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特制《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石碑，计569字，由浙大文学院教授王焕镳撰文，罗韵珊书丹，落款为校长竺可桢，碑文说明了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的原因、经过，结语为“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谂后之人”。该碑立于浙大西迁的校本部“子弹库”（今遵义十一中）内，1982年遵义十一中扩建校舍时出土。对这件珍贵文物，遵义特在市中心的河滨公园修建碑亭永久陈列。1989年，时任浙大校长路甬祥在《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序言中说：“遵义、湄潭是浙大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