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中国，最火热的一件事可能就是——旅游。

前有“圆明园门票163年来首次售罄”，后有“新疆独库公路成堵哭公路”，我们终于出门旅游了，但出了门的我们热疯了、晒伤了、挤哭了。

我们不禁问：到底是出门旅行，还是出门受苦？

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幻象》一书中回顾了“旅行”的历史，原来“旅行”曾经真的是折磨。

随着交通的进步和跟团游的发展，“旅行”成了流水线产物。旅行的风险被保险公司承担、旅途中的景色被舒适的交通工具所掠夺——我们确实旅游了，但又好像没旅游。

当我们能轻易到达任何景点，景点本身似乎就变得没意思了。

当我们入住星级酒店、打卡网红景区，我们真的抵达“诗与远方”（摆脱庸常）了吗？

本文摘选自《幻象》，经出品方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旅行”曾经的意思是“折磨”

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开始认为新科技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必然规律的困扰。通过魔法般的现代机器，我们希望让世界摆脱平庸——摆脱那些树上随处可见的麻雀、椋鸟和冠蓝鸦——用稀有的萨顿莺、象牙喙啄木鸟、高鸣鹤和棕煌蜂鸟填满世界。

每一个观鸟人都清楚接受普通鸟类最常见、珍稀鸟类极少见这回事有多难受。如今，每日体验异国风情（而且还不能失其风味）、让庸常之物彻底消失的期望，成了我们所有人沮丧的根源。

“冒险”这个词已经成了语言中最无味、最空洞的词语。街角的廉价咖啡店为我们提供“美味的冒险”；持续几周的自我提升课程将会把我们的日常对话变成“大冒险”；坐新款道奇车是“一场冒险”。

没什么比旅行观念的转变更能体现我们新近发展出的过度期待。在人们还能做选择的时候，旅行最古老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看看陌生的事物。人们有种无药可救的渴望，希望去不一样的地方。这展示了他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无从满足的好奇心。我们总以为在另一个地方事情会有所不同。

“旅行，”笛卡尔在17世纪写道，“几乎就是和生活在其他世纪的人对话。”由于饥饿、恐惧或受压迫而上路的人，希望新的地方更加安全、更能吃饱饭、更加自由。生活在安全、富足且体面的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旅行，是为了逃脱无聊、躲开熟悉之物、发现异域他乡。

以前的人们总能成功。思想的巨大震动总是发生在旅行的好时代之后。纵观历史，前往远方、见证奇闻异事刺激着旅行者的想象力。他们感受到的惊异和快乐，使他们意识到家乡的生活没理由保持一成不变。

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天堂和俗世中的一切比他们的哲学所梦想的更为丰富，生活的可能性尚未在平庸的街道上穷尽。

15世纪，发现美洲、绕非洲航行以及前往印度让人们睁开了眼睛，开阔了思想，并催生了文艺复兴。17世纪，环游欧洲、前往美洲和东方的旅行使人们见识到别样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了启蒙运动。发现新世界总能革新人们的思想。旅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催化剂。它让人思考得更快、想象得更大胆，催生出更热情的渴望。

然而，旅行这种经历本身发生了转变。许多美国人现在会“旅行”，但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和它古老的意思不一样了。旅行设施的倍增、改善及廉价化让更多人能够到达遥远的地方。但前往异地的经历、在当地的经历和从当地带回的经历全都大相径庭了。经历被稀释、被伪造、被预制。

19世纪中期后不久，随着图像革命开启，出国旅行的特性——首先是欧洲人的旅行，然后是美国人的旅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在我们的时代达到高潮。在此之前，旅行需要长时间筹划，花费极巨，耗时极长。旅行可能威胁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旅行者曾是主动的，现在他变得被动了。旅行不再是体育锻炼，而成了观赏运动。

这一变化可以用一个词描述。这是旅行者的衰落，游客的崛起。这些词语有着妙极了的准确性，但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旧英语名词travel（就其旅行的意义）原本和travail（意为“问题”“劳作”或“折磨”）是同一个词。而travail一词，应该是通过法语作为中介，从通俗拉丁语或罗曼语族中的trepalium转化而来，指的是一种三足的折磨用刑具。去旅行——去travail，或（后来的）去travel——在当时就是一种劳神费力、十分麻烦的经历。旅行者是个积极忙碌的人。

在19世纪早期，一个新的单词进入了英语，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旅行的世界经历了什么变化，尤其是在美国人眼中。这个词是tourist（游客）——刚开始中间还有个连接符，写成tour-ist。

我们的美国词典现在把游客定义为“一个愉快旅行的人”或是“一个旅行的人，尤其是为了享受而旅行的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tourist一词中的tour是使用逆序构词法从拉丁词tornus而来的，而这个拉丁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一种画圆的工具。这样一来，旅行者是在从事某项工作；而现代游客则是找乐子的人。

旅行者是主动的；他费力去寻找人、寻找冒险、寻找经历。游客是被动的；他期待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观光”（sightseeing，这个词也在同一时期出现，最早的成文记录在1847年）。他期待一切都替他料理好，为他服务。

02流水线的旅行，铁打的保险

出国旅行不再是一种活动了——一次经历、一个任务——而是一种商品。游客的崛起起初只是一种可能性，后来成了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吸引人的旅行项目被包装起来，以套餐出售。

通过购买一次出游，你可以强制另一个人保证有趣并宜人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以批发（长达一月或一周的旅行，或某国深度游），也可以零售（一日游，或是只参观某个外国首都）。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十分熟悉，在此也有必要再提一次。首先，最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交通的进步。19世纪后半叶，铁路和远洋轮船真正把旅行变得舒适了，不适及风险突然减少。整个历史上，长途运输工具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够卖给许多人，还十分廉价。

庞大的跨洋轮船只靠外交官、出公差的人或像亨利·亚当斯这样为提升教养的人可填不满。消费群体必须扩大，包括出门度假的中产阶级，至少也要拉上上层中产阶级。出国旅行被大众化了。

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就是“跟团游”。计划完备的团体出游甚至能把爱待在家的害羞者吸引出来。当然，由导游带领的旅行十分古老：十字军东征有时候也和这有些相似。我们可以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看到，在14世纪后期，塔巴德酒馆那博学慷慨的主人就提出：

为了让大家兴致更浓

我愿主动与你们同行

旅费自负，做你们的向导…

但在那之后，少有向导免费提供服务，向导引领的旅行本身成了一种商品。冒险被打包成套餐出售，保证消费途中没有风险。

创造并推广跟团游的真正先锋自然是托马斯·库克。他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安排英国国内的特价火车游。他筹备的第一次团体游把将近六百人从莱斯特送到相距十八公里的拉夫伯勒，花费很低——打折后的双程三等车费，每人只要一先令。

他很快就开发了一系列便利服务：彬彬有礼、知识丰富的导游，酒店打折券，订房服务，防止疾病和偷窃的保护及建议。

精致的英国人对此很是抗拒。他们说，库克是在剥夺旅行者的动力、夺走他们的冒险，在欧洲大陆的风景里塞满没教养的中产阶级。“坐火车去，”约翰·罗斯金抱怨道，“我觉得根本不能算作旅行；这不过是被‘送’到一个地方，就跟货物包裹没什么两样。”

库克为他的服务辩护，他把这些旅行叫作“促进人类进步的手段”。他说对这些旅行的攻击完全是在摆架子，这些批评者都是老古董了。

“认为罕见而有趣的地方不该由普通人享受，而应该只为‘特选’社会成员的利益服务，这多么愚蠢。但在这个进步的年代，再说些什么特权的胡话太不合时宜了，上帝把地球造得这样充实而美丽，都是为了人民；铁路和蒸汽船是科学一视同仁的光辉所带来的产物，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最优秀的人，最高贵的思想，看见人民跟随他们的脚步，领略他们领略过的乐趣，只会欢呼雀跃。”

到20世纪中期，出国旅行成了一门大生意。它是美国生活标准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我们与世界其余地区文化与金融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国旅行现在当然成了一种商品。就像任何其他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一样，它可以用批发价购买，还可以分期付款。19世纪早期，波士顿的查尔斯·萨姆纳向几位相信他未来会有出息的老朋友借钱去欧洲旅游，当时这被看作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奇特事件，一件咄咄怪事。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在付不起旅费的情况下出游。“现在先去，日后再给钱。”你的旅行社会帮你安排的。

当旅行再也不是量身定做，而是流水线产物、可以在店里买到时，对它的内容我们就没那么多可说的了。我们也越来越不清楚我们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购买了若干天的假期享受，甚至也不知道套餐里包含什么。

一个好的旅行套餐必须包含保险。在这个意义上，旅行的危险性成了过去式；我们买的套餐直接包含安全和内心的平静。别人帮我们把风险都担了下来。

电影《情天未了缘》

1954年，悬疑片《情天未了缘》描绘了一架豪华班机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一次问题重重的航行。机上各式各样的度假者乘飞机前往中太平洋，享受一到两周的悠闲假期。引擎熄火后，乘客的精神开始崩溃。最后，为了让飞机不至于坠毁，机长要求把行李扔下去。

我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座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母子，孩子还很小。他看上去不太纠结于乘客所面临的生死危机，但当乘务长把乘客各种雅致的随身行李扔进海里时——奢华行李箱、帽盒、便携打字机、高尔夫球杆、网球拍——男孩开始坐立不安。“他们怎么办啊？”男孩大喊道。“别担心。”母亲安慰他，“都上了保险了。”

当旅行者的风险由保险承担时，他就成了游客。

03旅行了，又好像没旅行

曾经，旅行者到处出行是为了结识当地人。而现在，旅行社的功能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接触。他们总能找到高效的新方法，把游客和他游历的世界隔离开来。

在旧时旅行者的游记里，妙语连篇、满腹当地传说的本地客栈老板是常驻的有趣角色。现在他过时了。今天，在你家乡的主街道上，你就能安排在罗马、悉尼、新加坡或东京的食宿与娱乐。

购物和小费一样，是游客还能做的寥寥几件事之一，事先安排好的一切事项就像墙一样把他和他观光的国家分开，而这是墙上的一条小裂缝。他自然会觉得购物刺激好玩。

购物时，他真的可以遇见当地人，用他们的陌生语言讲价，还可以发现当地的商业规矩。简单说，他尝到了从前的旅行者曾经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刺激和“折磨”——那时每一次交通服务、每晚的住宿、每一顿饭都需要亲自过问。

旅行者从未像现在这样，和他所游览的地域如此隔绝。最新、最受欢迎的前往异地的交通方式，也是已知最彻底地将游客与环境隔绝的方式。

最近，我在纽约爱德怀德机场乘机，登机时间是晚上六点半，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乘坐的是常规班机，飞在七千米的高空，远在云层之上，太高了，看不见任何地标或航标。除了天气现象，什么都看不到；由于那天没有什么天气现象，所以也没有东西可看。我飞跃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唯一能显露出我跨越了这么长距离的个人迹象，就是六个小时的时差。我在途中的唯一问题就是消磨时间。我穿越了空间，如此轻松、如此不起眼。飞机把景色从我这里夺走了。

游客到了一个地方，却没有任何旅途的经历。对他来说，哪里都一样：去这里或去那里，一样。

在很长时间内，去某地的感受与在某地的感受不可分离。现在，“一半的乐趣来自到达目的地的过程”。“罗马，”英国跨洋航空公司宣布，“是有趣的一站。”没什么比乐趣更千篇一律，无论哪个地方都一样。

现在，我们在路上的项目也很多。美国轮船公司的广告说道：

你离欧洲的距离，只差全世界最快游轮上的十五顿美餐。伊朗的鱼子酱，苏格兰的野鸡……全球美食任君选择，让船上的美妙体验更加丰富。船上有泳池、健身房、两间影院、三支梅尔·戴维斯旗下的管弦乐队。为您提供五天的冒险，探寻失落的闲适艺术。

前往当地的途中体验被抹消了。途中的一切经历都被我们换成了豪华享受。比在家里还好。

对19世纪向西推进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在路上共同生活的方式，塑造了他们抵达后的生活，就如传说中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孩子走过荒野，走出埃及，来到应许之地的四十年旅程，这段经历把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国家。向西开拓的美国人组织起来抗击途中的危险，在过程中形成章程和条规，让他们能够在到达后组建起新的社区。

现在，踏上旅途的人所冒的风险如此之小、其经历如此之贫乏，以至于到达某地的这段经历不知怎的变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琐碎。旅途经历的困苦越多，到达后的感受就越生动。当旅途成了“乐趣”，到达目的地也就和到达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不同。

到达目的地的游客享受的是“改良”的观光设施，他所受到的隔绝几乎和路上的不相上下。现在，理想的国外观光旅馆和国内最好的旅馆如出一辙。床铺、灯光、通风、空调、中央暖气、下水设施都是美式的，但精明的酒店管理者当然会特别努力地保留某种“当地氛围”。

04博物馆和景点为什么没意思了

景点的作用在于让旅客在“参观”外国人时不需要真正接触他们。本地人被隔离起来，游客在开着空调的舒适房间内，透过观景窗口观看他们。景点如今是遍布游客绿洲的文化蜃景。

现代博物馆同现代游客一样，是民主兴起的产物。两个现象都体现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艺术的大众化、私人艺术赞助的衰落，以及中产阶级识字率的提升。

将珍贵、奇趣且美丽的物品收集起来，一直都是有权有势之人的专属。现在，参观欧洲最好的艺术博物馆，就是去参观民主时代以前的富豪、贵族与君主的居所：在佛罗伦萨，是乌菲兹宫和皮蒂宫；在威尼斯，是总督宫；在巴黎，是卢浮宫；在维也纳，是美泉宫。

从众多王公贵族的住处取来美丽的物件，放在废弃宫殿中最气派的一座里，供公众观看。画作、雕塑、挂毯、餐具，还有其他小艺术品（一度属于当权的贵族阶层生活中的内饰或家具的一部分）于是被“解放”，被民众解放，为民众解放。

把波提切利、鲁本斯和提香的画作放在一间房里，花几分钟就能看完；把多那太罗和切里尼的雕塑从各处教堂、修道院和会客厅里拿来，放在一间大厅里长期展览；把偏远宅邸和狩猎小屋中遮盖墙壁的挂毯取下，在位处中心的博物馆里展开——这实在是太方便了。

不可避免地，这些博物馆——以及其他后来用废弃宫殿根据相同模板建造的新博物馆——成了主要游览景点。它们现在依然如此。然而，几乎所有博物馆的展品都脱离了适当的情境。

对每个单独艺术品的印象或对该国家文化历史所留下的整体印象，无论是不是来自参观博物馆的体验，总是不自然的。这种印象是拼凑而成的，为了你我的方便，为了教育、消遣、娱乐。

但要拼凑出这种东西，艺术专员就必须把曾经真实的环境拆得七零八落，正是那些特定的文化整体创造并享有这些艺术品。博物馆游客参观的是文化产品的仓库；他没有看到活的文化的生命器官。即使人们参观的博物馆曾经为私人所有（像马德里的普拉多或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日），原本的收藏也已被大幅稀释或扩充，以至于体验本身成了新的人造物。

只有博物馆本身是十分真实的——是一项持续经营的事业的功能部分。欣赏凳子上的缎带和祖先画像的人，再也不是这个家族的子孙，这是这种变化的象征。 每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品， 被从它本来的环境中摘除，好让我们能方便地盯着它看，这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离开原来的环境后，艺术品的某些部分已经死了。

博物馆只是观光景点的一个例子。所有观光景点都带有这种虚假的伪事件特点。

从前，旧时的旅行者访问一个国家时，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真实模样。提香、鲁本斯的作品或哥白林挂毯会挂在宫殿墙上，是王公贵族聚会或社交活动的背景。民歌和民俗舞蹈也是属于本地人的创造。

然而现在，游客看到的更多是观光景点，而不是国家本身。现在，他很少能看见活生生的文化，而只有特地为他搜集而来做了防腐处理的标本，或是特意为他安排的节目：标准的造作产物。

旅游交通的兴起导致了一种新近出现的现象，亦即彻底纯粹的旅游景点。它通常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景点所有者或景点所属国家的利益吸引他人。这是一种新出现的事物：某国文化的最弱化版本。现在，世界各处都有这种“景点”——几乎不体现某国人民的内在生活，但作为观光商品异乎寻常地紧俏。

比方说，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她最初就是靠着制作法国大革命领袖与受害者的蜡质头像成名）以及香港的虎豹别墅。加州迪士尼乐园——是游客赫鲁晓夫最想参观的美国“景点”——在所有例子中最有代表性。在这里，自然模仿艺术。参观迪士尼乐园的人看见的不是平面的漫画或电影，而是它们的立体复制品。

05旅行指南和星级酒店

现代旅行指南推高了游客的期待。他们也给了本地人——从威廉皇帝到齐齐卡斯特南戈的村民——一份详细的清单，逐项告诉他们外界期待他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这些是为观光舞台上的演员所提供的最新剧本。

制作旅行指南的先驱自然是莱比锡的卡尔·贝德克尔，他的名字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语言，成了他的产品的同义词。

没人能收买贝德克尔，从早期版本手册中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点：“如果准确描述某酒店会让编辑面临法律风险，则将不会提及该酒店。”

贝德克尔让读者免于和本地人发生不必要的接触，提醒旅客小心蚊子、臭虫和跳蚤，建议读者小心没洗过的水果和生食沙拉，列出邮票价格，还提到该给多少小费（小费给得太多在贝德克尔指南中被当作最大的罪过）。

到最后，贝德克尔甚至建议游客该怎么着装，如何行事，做一个得体、可敬、宽容的国人，以免惊扰被访问国家的本地看客，或是让他们失望。

在20世纪早期，贝德克尔鼓励英语读者“运用机智和含蓄，（在公共建筑、酒店等地方）不要大声喧哗或发表轻蔑的评价，尤其不要表达政治观点”；“英国的经典度假着装，如粗花呢服、灯笼裤等，不适合在意大利城镇穿着”；“旅客应避免对着乞丐拍照，等等”。

贝德克尔最强大的发明是“星级系统”，很快，它对游客的吸引力，就像之后“明星”对电影观众的吸引力一样。在评分系统中，超凡的景点会得到两星（卢浮宫、黄石公园、温莎城堡、圣彼得大教堂、乌菲兹美术馆、金字塔、罗马竞技场），较次的景点（它们仅是值得注意）则一星，而普通观光景点则是零星。

艾弗·布朗精明地观察到，星级系统催生的往往是观星者，而不是探索者。

游客寻求的是漫画式的戏仿；国内旅行社以及国外的官方旅游局则从善如流。游客很少会喜欢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产物（对他来说多半无法理解）；他更喜欢自己偏狭的期待。

热情主动的外国生产商越来越努力地为美国人提供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反过来，美国游客也越发天真，几乎到了盲信的程度。

但是，游客自愿受骗，恰恰是因为他们私下里担心自己这些过度（而且昂贵）的期望可能得不到满足。他们十分坚定地认为这钱得花得值。无论美国游客去往世界的哪个地方，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伪事件的法则，屈服于形象；精心打造的模仿掩盖了真品的光芒。

在每个地方，如画的本地人打造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纸模。然而这种如画般的特征本身常常只是一种对彩色电影的苍白模仿，游客到当地正是为了验证这些电影里的景色。

能够保障供应、在游客到达后能够便捷参观的项目之所以具有这些适于销售的特点，恰恰是因为它们并不是该国原始的表达。它们不可能是真正的仪式或真正的节庆；这些项目本来就绝不为游客安排。

就像在夏威夷为拍照的游客准备的草裙舞（托了伊士曼柯达公司的福），能够吸引四面八方游客的观光项目往往都是专门为游客定做的。

而游客要求得到越来越多的伪事件。

其中最受欢迎的必须易于拍摄（光照要充足）而且不会冒犯人——适合阖家观赏。根据伪事件的镜像效应，它们容易变成无聊老套的复制品，它们模仿的对象在看过无数图片的游客眼中，已是司空见惯。

于是，似乎只有当脑中的图景在遥远国度得到验证时，游客对新鲜感的渴求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

06抵达了远方，还是只看见了自己？

在还不算太久远的年代，没有什么概念比踏上旅程更简单、更容易理解了。旅行——穿越空间的移动——是变化的普遍比喻。当有人离世，他便开启了一趟从未有人归来的旅程。或者，根据老套的说法，一个人死时就是“上路了”。

哲学家观察到，我们借助空间的坚实来躲避时间的神秘。比如说，柏格森曾辩称，对时间的度量必须借用空间的比喻来表达：时间是“长”是“短”；另一个纪元是“遥远”还是“临近”。

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越来越快捷，时间本身也退化为对空间的度量。

我们把自己的时代叫作“太空时代”，但对于我们来说，空间的意义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贫瘠。或许我们该把这个时代叫作“无空间时代”。这个星球失落了旅行的艺术，地上所有空间都变得同质，于是我们便在太空的同质化（或是多样性的希望）中寻求庇护。

外国，就像名人一样，成了对伪事件的确认。我们的兴趣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好奇，好奇自己的印象是不是和报纸上、电影上和电视上的镜像一样。罗马的特莱维喷泉真的像电影《罗马之恋》里一样吗？香港真的像《生死恋》里一样吗？香港是不是到处都是苏丝黄这样的人？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用现实检验形象，而是用形象检验现实。

电影《生死恋》

我们去的越来越多的是我们期望去的地方。我们被许诺会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否则退款。不管怎么说，我们越来越多地旅游，但并不是为了看些什么，而是为了拍照。

同我们的其他体验一样，旅游成了同义反复。

我们越努力、越有意识地去拓展自己的体验，这种同义反复就越无处不在。

无论是要寻找伟大的榜样，还是要寻找在远方的经历，我们看向的都是镜子，而不是窗外，于是我们能看见的，就只有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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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

《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