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明，我生于1944年12月，1959年初中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反而无法升学，次年奋发学医5年，学业有成但于“四清”时被迫离开医院，报国无门。于是，1965年9月我响应政府号召，到贵县（贵港市）石卡公社西山大队插队，当了10年农民。

知青下乡（知青下乡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结束）

这10年的人生我没有太多的抱怨和悔恨。时至今日，我依然怀念当年的生活，是艰苦的环境和村民农友的质朴情谊，锤炼了我日后在种种困难逆境中，坚韧不屈的品性。我在“广阔天地”驰骋10年之后，于1974年12月，符合“多子女（下乡）身边留一”的政策而返回县城。当然，我回城时并非两手空空，通过在农村的勤奋努力，我已经拥有自行车、手表、胶轮小推车及少量存款，未致富但已摆脱贫困。

至今为止，我诚信做人，襟怀坦荡，从不改动自己的姓名（因发表文章偶尔使用的笔名除外）和出生年月，不轻易更改电话号码，微信的朋友圈任由友人随时了解，不设期限……。“知青办”为我开具的第一张证明，也印证了我上面的说法。

贵县“知青办”为我开具的第一张证明

出具这张证明的时间，正处于“文革”后期，当时在落实“多子女身边留一”政策证明的末尾，附上了我的基本个人信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庭出身“地主”两个字。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不会知道那两个字的份量（现今“斗地主”是一款轻松的网上游戏！），在当时人妖颠倒的时代，“地主”两个字就足以令人一辈子倒霉透顶。

电脑“斗地主”

我回城之后，已经30而立，自食其力，谋取生存，是最起码的基本需求。可是我凭借这张证明谋职，依然是四处碰壁。我有医学专长，但大小医院、卫生所（室），对我闭门不开。我有一身力气，知悉贵县建筑公司招工，想试试运气，但连当建筑工人的“政审”也过不了关。1975年春夏，我唯有在191医院做基建临时工，以求温饱。

笔者插队西山时用过的针灸针

笔者插队西山时用过的药械

至今一直难忘的，是我遭人白眼之际，当年反帝（县东）学校的蒯祝卿校长，主持正义，独具慧眼，1975年秋接纳我到该校附中，当了近5年的初中民办教师。蒯校长对我的信任与使用，我也感恩图报，知耻而后勇！期间除认真工作，教学业绩不菲，坚持为民众义务诊病外，还参加了广播电视大学数学班的学习，阅读了不少数理、历史、人文方面的书报，进一步拓宽了知识面和视野。

笔者与当年反帝学校蒯祝卿校长（中）及邹惠琼老师（左）

1979年底笔者最终一考成名，从反帝学校直接吸收分配到玉林地区医药研究所工作（参考头条《“7856”：曾吹响振兴中医药的伟大号角,我有幸亲历其中，终身难忘》等文章）。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下，我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屡创佳绩。

1985年12月，“知青办”为我开具了第二张证明，目的是配合国家干部职工调整工资的需要。笔者之前在反帝学校的工作时间，能保持衔接没有什么疑问。而过去上山下乡的时间，可以计算连续工龄，必须由原“知青办”出具证明。

这次工资调整，使我从1965年起，一下子补足了15年的连续工龄。至此，我有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能更安心地做好工作，回报社会。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1980年代初，笔者（左）与玉林地区科协同行到桂林参观考察

最后，笔者再补充陈述一下，首先是“安置办”、“知青办”两个机构的原委。据公开资料记述，1964年起，根据中央精神设置的XX“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下设“安置办公室”即简称的“安置办”。包括笔者在内的贵县老三届（指1964、1965、1966年）知青的集体回忆中，都十分熟悉“安置办”的称呼，尤其是谭惠芬（女）、黄树生两名“安置办”带队干部。

谭惠芬（坐位左）、黄树生（坐位右）与老知青在一起

至1973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安置办”的称呼也为“知青办”所替代。1981年11月经批准后，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合署办公，把知青场队工作和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统管起来，“知青办”的牌子对外继续保留，地方也参照了中央的做法。

黄树生（二排左5）与老知青在一起

无论是“安置办”或“知青办”，均是为广大知青服务的领导机构和“管家”。当年笔者限于身份与角色，对其领导分工、人员组成、具体运作等，很大程度上欠缺了解，但他们确实是知青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安置办”到“知青办”的一脉相承，人员也相对稳定，所以笔者的两张证明，尽管时间相隔11年，出自同一人之手笔，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夫妇（后排右2、前排右）与当年同组的插队知青

其实笔者并没有丝毫责怪第一张“知青办”证明中加注家庭出身“地主”的意思。须知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作为普通的工作人员，仅是上面政策的执行者，是有诸多无奈的。就连笔者本人，明知父亲一贯以技术员教师为主业(参考头条《可怜天下父母心！出国“混文凭”我恕难从命》等文章)，但当年填写家庭出身时，也只能写“地主”两字，否则“对组织不忠”、“不老实”之类的大帽子，就会立即给你戴上，根本容不得你申辩。

笔者夫妇与当年插队曾同一生产队的知青，摄于2021年9月

1975年秋，笔者在反帝学校任班主任，有位新生报到时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他祖父被评为地主，可父亲一直当教师，他写家庭出身时也填“地主”。我当即告诉他，你可以写“职员”，后来他依照我说的填写了，开学后还根据他的表现，安排担任了班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学业、前程十分顺畅，至今对我这位老师，一直感恩在心。现在，以一个人的出身成份定终身的做法，早已被历史所淘汰，但是其深刻的教训，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笔者夫妇（前排中）、邹惠琼老师与当年反帝学校同学聚会照

当年贵县“知青办”的谭惠芬（女）、黄树生两位前辈，我到玉林工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与他们见面，更谈不上详细追问往事了。据说前几年黄树生已经驾鹤西去，谭惠芬至今也已超越耄耋之年，在贵港极少露面。但他们当年给众多知青所带来的温暖和关爱，大家还是十分感恩和思念他们的，期望不管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如意吉祥安康！

贵港知青永远跟党走

笔者年近八十，思昔抚今，短短数十年时光，祖国母亲从内外交迫、穷困潦倒，到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感恩伟大的党，拥戴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愿与大家一起，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奋进中，继续发挥绵薄之力。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呢？谢谢阅读，敬请留言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