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恩俊

清代赵之谦、程守谦合作《菊花博古图》轴。（来源于上海博物馆网站）

应傍战场开（应傍战场开的上一句）

重阳节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民间有登高、赏菊、插茱萸等习俗。其中，登高是重阳节的重头戏，而菊花、茱萸这一花一木，则是节日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一

“九日登高处，群山入望赊。”（明·赵时春《原州九日》）重阳登高，主要有登山、登塔、登楼、登阁、登台等形式。登高习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西汉的《西京杂记》中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可见，重阳登高习俗在西汉时就已经形成。至于重阳为何登高，南朝梁人吴均在神话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中记述了东汉方士费长房让桓景携家人于九月九日“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躲避灾祸的故事，认为当时人们“九月登高饮酒，妇女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此说虽然迷信色彩浓厚，但重阳登高祈福的习俗却流传下来。正如宋人方勺所释：“九九极阳，阳极转阴，登高为调阴转阳也。”古人将天地万物归为阴阳两类，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奇数，因此属阳，九月初九，二阳相重，遂称“重阳”。古人以登高调和阴阳，祈求健康长寿，而被誉为“长寿花”的菊花和被称为“辟邪翁”的茱萸正好繁盛于秋，成为必不可少的节日明星。于是，插茱萸、戴菊花、饮菊花茱萸酒等习俗逐渐盛行，这在古诗中多有体现。唐人留下的登高名篇最多，边塞诗人岑参在行军途中适逢重阳节，十分怀念故园的菊花：“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卢照邻重阳登山时写下“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的著名诗句（《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抒发怀乡之情。杜甫在《九日登梓州城》中写下“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的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重阳登高诗中最著名的要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该诗通过描写重阳风俗，把游子思亲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成为千百年来佳节思亲的经典之作。

与登高相关的风俗还有吃重阳菊花糕。“糕”与“高”谐音，最早是庆祝秋季丰收、喜尝新粮之意，之后民间逐渐有了“登高吃糕”的习俗，取步步登高的吉祥寓意。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论糕》中说：“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粟，当筵题句傲刘郎。”又有《竹枝词》：“土城关外去登高，载酒吟诗兴致豪。遥望蓟门烟树外，几人惆怅尚题糕。”两诗描绘了当时的重阳制作花糕、登高的盛况。据《唐六典》和《食谱》等典籍记载，唐代重阳节有菊花糕、菊花鲜栗羹、木香菊花粥等席上名点。由此可见，品尝菊花糕自古以来便是普遍的重阳习俗，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垒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识。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燕京岁时记》也记载，每逢重阳节，京城里的人纷纷“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可谓“一时之快事”。时至今日，在我国许多地区，吃重阳花糕之风尤盛。

二

“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唐·王勃《九日》）古人过重阳，最看重的是菊花。菊花在古诗词里也称“黄花”，是“长寿之花”，亦是不屈品格的象征，所以古代重阳节，赏菊、簪菊、饮菊花酒、食菊花糕等，自然就成为风行的习俗。唐代另一位诗人王维则直接称重阳节为“菊花节”：“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

古代重阳的“菊花热”，最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驱邪、保健、延寿的理念。汉代的《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的记载，“黄华”即菊花。最早以菊入诗的名人当数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他通过“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诗句，表明自己不随流俗、洁身自好的节操。早晨饮用木兰花上滴落的露水，傍晚咀嚼秋菊飘落的花瓣，诗人不仅赋予菊花高洁的品行，还提及菊之可食，奠定了菊花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魏晋时期，田园诗人陶渊明更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享誉古今，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其“独爱菊”。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序文中记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陶渊明关于菊花的诗句数不胜数，他将菊花视为洁身自好的象征，还将其作为“长寿花”来食用。他在《读山海经》（其四）中说：“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陶渊明以品行高洁闻名于世，他的菊花诗更是千古名篇，大大推动了后世重阳赏菊之风。

三

“明年会此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唐·杜甫《九月蓝田崔氏庄》）古人将茱萸视为祛邪之物，每逢重阳争相佩带。我国对茱萸的记载比较早，《礼记·内则》中有“三牲用藙”的记载，“藙”即一种茱萸。周代祭祀之制，是把牛羊猪“三牲”放在祭板上，将煎过的茱萸等放在祭盘中用于祭祀，可见那时人们就视茱萸为非凡之物了。对于茱萸的药用价值，早在《神农本草经》《吴晋本草》中已有记载。东汉桓景携家人于九月九日戴茱萸囊登高躲避灾祸的故事传开后，茱萸又被视为辟邪禳灾的“护身符”，称“辟邪翁”。南朝宋武帝刘裕曾在重阳节大宴群僚于戏马台，还把茱萸当成犒赏军队的奖品，有诗曰：“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唐·储光羲《登戏马台作》）。可见，茱萸在民俗中的地位并不比菊花逊色。既如此，茱萸在唐代之前为何没能像菊花那样在诗词歌赋中大放异彩呢？

余光中先生在《茱萸之谜》一文中说，“重九二花，菊与茱萸，菊花当然更出风头，因为它和陶渊明缘结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或许因为屈原曾在《离骚》中把樧（茱萸）斥为恶草，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了唐朝，茱萸由“恶草”陡然变成“佳木”，一首首关于茱萸的好诗令人目不暇接。重阳节插茱萸之风在唐代民间很流行，用王维诗中的“遍插茱萸”来概括恰如其分。宋代以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减，但从明代申时行的诗句“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登高胜事夸。郡人齐出唱歌曲，满头都插茱萸花”，还有清代吴伟业的诗句“秔稻将登农夫喜，茱萸遍插故人怜”来看，插茱萸的习俗在一些地区依然盛行。

对于唐代“遍插茱萸”的习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茱萸插在何处？怎么插？唐诗里对此多有描述。朱放的“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权德舆的“他日头似雪，还对插茱萸”，耿湋的“九日强游登藻井，发稀那敢插茱萸”等诗句，都表明当时过重阳是将茱萸插在头上的。进一步来看，卢纶的“茱萸一朵映华簪”，白居易的“舞鬟摆落茱萸房”，王昌龄的“茱萸插鬓花宜寿”，还有李白的“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等，都点明了茱萸在头上的具体位置。

沿着茱萸的诗韵步步深入，就嗅到了迷人的酒香。我们能够通过苏舜钦的“欲言无上策，且复醉茱萸”，体验沉醉在茱萸佳酿中的人生际遇；通过白居易的“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分享重阳小酌听曲的惬意，还能通过张谔的“归来得问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几人”，感受古代重阳的风情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