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和尚书省、门下省并称“三省”。最早可以追溯的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中书令。后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到隋唐确立“三省六部制”成为政务中枢，并且因为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而为世人熟知。其后发展至元朝，三省中的其他两省都被废置，只保留中书省统领政务，中书省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具体到题主的这个问题，朱元璋建立大明皇朝后，前期承袭元朝旧制，依然设立了中书省总领政务。但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加强集权，借“胡惟庸案”之机，彻底废除中书省。

明初洪武有几大案（明初四大案）

朱元璋在登基称帝之后，按元朝旧制设立了中书省总领政务，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即是左右丞相，首任左右丞相为李善长和徐达。另设平章政事、丞、参知政事等协助左右丞相处理政务。后汪广洋短暂接任右丞相很快去职外放（洪武十年复任右丞相直至被贬海南后赐死），洪武六年胡惟庸接任右丞相（当时左丞相空缺），洪武十年胡升任左丞相直至1380年被赐死。胡惟庸被赐死后，朱元璋废丞相和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和中书省。

如果将明朝比喻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话，皇帝朱元璋就是董事长（当然朱元璋的皇权比上司公司董事长的权力要大的多，因为他不需要董事会和股东投票）。那中书省的左丞相就类似公司的CEO总经理，负责管理整个公司的日常事物，只对董事长负责。而右丞相则类似常务副总经理（或第一副总经理），即仅次于总经理的高管。

而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在历史上也长期是群相之一，在南北朝以来，丞相长期虚设，皇帝大多设置类似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务行使丞相的部分职权（也常作为虚衔封给功高的臣子，不一定实际参与政务），实质就是加强集权、分化相权。因此这两个职务就类似于副丞相，按前面的例子的话就是类似上市公司中低于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的那些副经理。

从明初洪武年间的中书省设置来看，左右丞相是实设的中书省最高长官，也以开国功臣的文武两个最高代表来出任。同时平章政事作为荣誉虚衔封给统兵武将，而且也仅在洪武元年封给了常遇春等几人。而中书丞则为常设的丞相副手行使辅助丞相职责，一般也分中书左丞和中书右丞两职。且除洪武元年曾任命统兵武将之外，其余均是治国文臣担任。参知政事在洪武年间则降低了地位，是作为中书丞之下的高级官员的职责设置。如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是先任参知政事，再升任中书丞，最后升任丞相。

综上，中书省从最高行政机构“三省”之一，历经演变最终在元朝成为唯一最高行政机构，负责行使相权，最终在明洪武十三年这一机构随同丞相一职被废除。而参知政事和平章政事则通常作为副丞相行使职权，当然各朝略有变迁，时而实职时而虚衔。

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和中书省这些官职和机构的设立。其实质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以来，这一博弈就一直存在并深深影响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权力架构。

秦汉以来，“三公九卿制”被确立为中国政府权力架构的标配。“三公”后来虽有多种叫法，但是不管如何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个职务分掌政务、军事、司法监察的权力基本结构是一致的。而在这种结构下，丞相的相权就非常大，甚至在早期的丞相府是可以设立百官朝拜殿的，丞相可以召集百官到自己府中商议处理国政，因此皇权就受到了限制和威胁。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执政初期的丞相田蚡，他仗着自己是汉武帝的舅舅，又位列丞相，推荐任命官员的官阶竟然达到二千石（这是九卿的标准了），明显干扰了任命官吏这一皇帝的特权。因此汉武帝讥讽他：“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打算任命官吏。”

也正因此，急于加强集权的汉武帝首开先河，改革官职以修正三公九卿制中对皇帝集权不利的弊端。他设立内朝官以达到撇开外朝的三公九卿的目的，而他设立的内朝官就是中书令和尚书令，由这些内朝官负责处理上报皇帝的奏章和机密国政，从而架空和限制了丞相的权力。

而这种内外朝制度后来被东汉和魏晋沿袭，到西晋就已基本出现了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这“三省”的雏形。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完全成型，中书省负责拟定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将汉武帝以来一直限制的相权彻底明确的分割开来。同时也从制度上明确了“群相制度”，三省的长官都明确为正丞相，同时可以按需要设置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副相，而且为了进一步限制相权，往往三省的长官都是虚设，朝政均有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副相会同六部共同处理。

其后虽然元代只设中书省统领政务，但是六部的职能愈来愈成熟，明初朱元璋彻底废除丞相和三省后，改为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更进一步的限制了相权。虽然后来也有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清朝的南书房、军机处等类似的丞相议事机构，但是这时的内阁大臣们的权力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