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早年“轻侠杀人，闻于郡中”，因此被视作亡命奸臧，甚至被冠以“锦帆贼”的诨名。然而考诸史料，可以发现甘宁的出身与仕宦履历并不寻常，应被归入富室、豪强阶层。

鉴于甘宁以“粗猛好杀”闻名，且入吴之后屡为军锋，因此常被视作武夫之伦；然而其“开爽有计略”的性格特征，又不同于寻常武人，这应得益于他“颇读诸子”的教育背景。

本文想就史料线索，探讨甘宁的出身、籍贯、仕宦履历与早年事迹。

吕蒙传文言文翻译（吕蒙传文言文翻译及原文）

本文共7300字，阅读需14分钟

陈寿在《吴书》中称甘宁为“巴郡临江人”，即益州出身，却未提及其先世所在。

东吴国史作者韦曜称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即甘宁祖籍荆州，之后客居益州。相较陈寿，韦氏的论调便完善许多。

不过严格来说，韦曜的论调也不够严谨。按《晋书甘卓传》，传主是甘宁曾孙，同时也是“秦丞相（甘）茂之后”。可知甘宁先祖可追溯至甘茂。

按《史记》，甘茂出身下蔡。两汉时代，下蔡旧属沛郡，隶豫州；后划入九江，隶扬州。照此描述，甘宁先祖实际经历了自长江下游（扬州九江）迁徙至中游（荆州南阳），又由中游（荆州南阳）迁徙至上游（益州巴郡）这样一番变迁过程。

按彼时传统，流寓侨人落户新土，数代之内便会改移籍贯。便如甘宁仕吴时以侨人自居，但至其曾孙甘卓，便成为“丹阳人”（见前文注引《晋书》），籍贯从益州变为扬州。

类似案例还有张昭（籍贯徐州彭城）曾孙张闿、薛综（籍贯豫州沛郡）之孙薛兼，此二人在《晋书》中皆被称作“丹阳人”。可知士人后裔一旦扎根新土，便会改易籍贯。

张闿，丹阳人，张昭之曾孙也

从时代背景上看，改易籍贯基本可以视作侨人出仕的必由之路。因为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官人法，均由长官（牧、守、公平、中正、州都）在辖区内进行考察推荐，“乡论”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流寓士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出仕机会，因此改易籍贯势在必行。

《华阳国志》记载，巴郡临江县中有五大宗族：严、甘、文、杨、杜。常璩还特意标注“甘宁亦县人”，可知魏晋之际，临江甘氏已成巴郡“大姓”。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后，甘氏宗族已经扎根益州，且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这也是甘宁可以通过正常宦途出仕益州的历史背景。

《甘宁传》中有一处带有歧义性质的描写，即传主“贼害”郡中，“至二十余年”，之后才“止不攻劫”，出仕州郡。

此处的“二十余年”涉及到翻译问题。若将之理解为甘宁在巴郡地方作恶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则与甘宁的年龄及履历不符。

兴平元年（194）是甘宁人生的分水岭，是年他反叛刘璋，战败后亡入荆州。因此他“贼害”郡中，必然在此之前。

按甘宁“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的行径来看，彼时其年龄下限不会低于十五岁，若如此，“二十余年”后的甘宁，年龄便会逼近四旬。此时他“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出仕后再历经“计掾”、“郡丞”的升迁考核，那么兴平元年（194）的甘宁，年龄至少在四旬以上。

这里存在一处矛盾记载，即建安十九年（214）甘宁从攻皖县，“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是年（214）与兴平元年（194）相距二十年，若甘宁真的在巴郡之中“贼害”二十余年，那么他“手持练，身缘城”时的年龄便不会低于六十岁，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甘宁从攻皖，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

学者卢弼对陈寿的记载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甘宁在郡中贼害至多“十余年”，怀疑“二”字为衍文，否则“史文为误”。

其实卢弼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史文为误”。在笔者看来，或者“二”字为衍文，或者“年”字为衍文。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甘宁在郡中“贼害”，前后“至二十余”。即甘宁的游侠生涯，在他二十余岁时便已结束，之后读书仕宦，出仕州郡。

若此设想成立，便可完美契合甘宁的年龄与履历。换言之，他在皖城之战、合肥之战时不过四十余岁，正值盛年，“为吏士先”、“出斫敌营”的行为也便合乎情理。

甘宁在益州的仕宦之路，是先“举计掾”，后“补蜀郡丞”。应该说，这是地方豪强才拥有的特别待遇。

“计掾”即州郡的“上计使者”，亦作计佐、计吏。按甘宁为“巴郡临江人”，他充当的应是巴郡的计吏。

所谓计吏，即负责将所在辖区钱粮、赋税、户口等考绩指标上报于上级单位的属员，该职责称作“上计”，类似现代之“述职”。县邑上计于郡国，郡国上计于中央，州刺史亦上计于中央。

上计使者的人选，因时而变。西汉初一般由郡国长官躬行，东汉时则委之于掾属中地位较高者，官长不再事必躬亲。

“上计”在人口流动性较差农业社会下，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比如“少孤”、“家贫”的邓艾，本为“稻田守”、“丛草吏”，微末至极，他在担任“典农纲纪”时，因为得到了“上计”的机会，拜谒了太尉司马懿，便被延揽为（太尉）掾，遂仕宦洛阳，最终发迹。

注：典农，即典农中郎将，位同郡守，见《常道乡公纪》；纲纪，即功曹，属于郡、县中的高级掾属。州一级功曹称“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

从历史发展看，虽然邓艾担任“纲纪”时的境遇已比之前改善不少，但真正令他飞黄腾达的，还是“上计”赋予的宝贵机会。侧面亦反映出，出仕即担任计掾的甘宁，宦途比“孤贫”的邓艾要顺畅得多。

邓艾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懿

东汉时代，“郡国计吏多留拜（洛阳）为郎”，可知这一职务亦可视作中央的储备干部。

汉末三国时，出仕为计吏、计掾者，多为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郑玄被孔融延揽“为计掾”、许靖“举计吏，察孝廉”、蒋济“仕郡计吏、州别驾”、姜维“仕郡上计掾”。

注：郑玄事见《邴原别传》、蒋济事见《魏书》、许靖、姜维事见《蜀书》，文多不引。

郑玄“隐修经业”，属于汉末儒宗；蒋济“才兼文武，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许靖“清谈不倦”，与从弟许邵（月旦评创始人）知名当世；姜维“凉州上士”，被钟会誉作夏侯玄之伦。

不难看出，上述诸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具备出色的学术素养，这与计掾、计吏的工作职责密切相关。换言之，甘宁能够出任巴郡计掾，便证明其必然具备寻常水准之上的文化底蕴，这也符《宁传》记载的传主“颇读诸子”、“开爽有计略”。

通过“计掾”的身份，不难推测甘宁能够“补蜀郡丞”必然与此有直接关联。

按前引《英雄记》，甘宁出仕益州，当在刘焉统治时期。刘焉初治绵竹，后徙治成都，刘璋遂因袭之。甘宁既为巴郡计掾，那其“上计”时应赴成都汇报，成都县又属蜀郡，那么他得到上官的提携延揽，担任蜀郡丞也便合乎情理。

郡丞的地位又较计掾为高，属于郡中的高级佐官。按《续汉书百官志》，内地之郡置长史、郡丞各一；边地之郡“丞为长史”。东汉时“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代其）行事”，可知郡丞之于郡守，便近似于常务副职，有权在长官无法履行义务时“代行郡守事”。

以同时代人物为例，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在宗族流徙之前（尚未失势时）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泰山郡丞，而甘宁早在初平年间（190-193）便成为蜀郡郡丞，比诸葛珪的仕宦起点要高得多。

注：按《英雄记》，甘宁反叛刘璋在兴平元年（194），可知其担任蜀郡丞必在此前。

亮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

东汉时有“三互法”（见《蔡邕传》），即“任官避籍”制度（官避吏不避），由非本籍士人担任地方官长（官），地方官长再举用本地豪强充任官府属员（吏）。

甘宁为吏则为巴郡计掾，为官则至蜀郡郡丞，结合甘氏在临江为“五大姓”之一（见前引《华阳国志》），充分证明他必定是益州地方的头面人物，绝非寻常的草寇蟊贼。

如前所述，落籍巴郡，宦途坦荡的甘宁，无疑出自益州地界的豪强之家，因此看待甘宁的“游侠”行为，便需要结合其出身背景，不宜单纯以强盗视之。

甘宁的装扮十分具有迷惑性。他行劫时“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审美可谓怪异。

所谓“负毦”，即背插鸟羽兽毛织物。韦曜注释《国语》时，便将“鸟羽系于背”比作“负毦”。可知甘宁行劫之时，前呼后拥，背插鸟羽，腰悬铃铛，因此“民闻铃声，即知是宁”。

鉴于甘宁的审美观念怪异，因此易被误解为出身层次有限，文化水准不高；其实这种怪异装束，在彼时的巴郡（甘宁老家）并不算特立独行，与门第高低亦无关联。

《华阳国志》记载，魏晋时期，益州巴郡“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又有“女服贼千有余人，布散千里”，已成地方盛景。相较于“女服贼”，“负毦带铃”的甘宁，顶多算是审美奇特，任侠之时喜好夸耀于众。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游侠之风盛行。其中既有臧霸、孙观这种出身较低，被视作“强盗”的游侠；也有袁绍、袁术、张邈、曹操这种兼备“名士”身份的游侠。

从甘宁的宗族出身（临江五姓之一）与仕宦起点（巴郡计掾）来看，他明显属于后者。即豪强之家的不肖子，以游侠之事为乐。

按甘宁“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的记载看，他的行径与刘縯、刘秀兄弟具备相似之处。

两汉之交，刘縯兄弟在南阳“臧（藏）亡匿死”，而“吏不敢至门”，可见这一级别的豪强明显凌驾于治安体系之上。而甘宁“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甚至还可以接待“属城长吏”，乃至“隆厚者乃与交欢”，与当年的刘縯兄弟毫无二致。

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

甘宁在巴郡作恶多端，“属城长吏”却拿他无可奈何，侧面反映出其家族在当地必是雄霸一方的豪强。相较而论，关羽、臧霸等人轻侠杀人之后便被迫“亡命”外州（臧霸由兖州入徐州，关羽由司隶入幽州），明显不具备甘宁般的权势。

关羽早年记载不详，或出自单家。臧霸劫狱时能够“将客数十人”，应出自低等豪强，即使如此，他还是被迫“亡命东海”，可见其家世背景无法庇荫其人身安全。

两相对比，与“属城长吏”交好，“贼害”郡中“至二十余年”的甘宁，其家世能量究竟如何，也便不言自明。

同时代中，类似甘宁般豪强出身的游侠，案例甚多。曹操“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张邈“以财救人”，皆属此类。

再比如袁氏兄弟，出身门阀之家（比甘宁的门第高得多），却均具备游侠色彩。袁绍“坐作声价，好养死士”，早年还曾参与抢婚一类的无赖行迹（见《世说新语》）；袁术“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也是一丘之貉。

相较而论，袁术“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的行为，与甘宁“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的炫耀之举，并无本质区别。袁术有“路中捍鬼”的诨号，甘宁亦有“锦帆贼”的恶名，均属豪强之家的不肖子。

甘宁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

甘宁出游，“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其同僚贺齐，“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便被时人称作“奢绮”；那么甘宁“以缯锦维舟”的豪奢程度也便一目了然，可知其家族不止是豪强，同时也是富室。

《华阳国志》记载，临江县盛产井盐，以至“一郡所仰”，而“豪门亦家有盐井”。按甘氏为临江五姓之一，可知其家族很可能亦拥有私人盐井。两汉魏晋时盐铁专营，掌握了食盐，便掌握了财富命脉。甘宁也因此具备了交结“属城长吏”的底气，以及“以缯锦维舟”的资本。

从历史角度看，甘宁“以缯锦维舟”的铺张行径，与后世的石崇、王恺颇具相似之处。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一时轰动洛阳。

石崇是大司马石苞之子，家世殷富，然而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乃至官军扮盗，“任侠无行检”。可见游侠行径不分阶层，孤寒者可为之，富室、强族亦可为之。

甘宁出身豪门，却流徙辗转，飘荡半生，直至入吴后以胆烈闻名，遂为江表虎臣。

作为益州豪右之子，甘宁先后出任巴郡计掾与蜀郡郡丞，宦途一片光明。然而他不安现状，先叛刘璋、再叛刘表、又叛黄祖；仕吴之后依旧故我，不加收敛，“既常失（吕）蒙意，又时违（孙）权令”，乃至被时人视作“斗将”，完全不见昔日的干吏色彩。

显而易见，甘宁虽然“颇读诸子”，但他骨子里依旧是“挟持弓弩，负毦带铃”的放浪游侠。

他从诸子百家中汲纳的养分，全部用于军旅生涯，因此“开爽有计略”；而殷富出身养成的奢靡之风，又塑造了他“轻财敬士，厚养健儿”的侠士本色。

甘宁壮志所向，既不在案牍之上、亦不在仕宦之旅；而在关羽濑中、在皖县城下、在濡须渡口。在一次次的奋强突固中，甘宁亦无数次梦回少时岁月。

甘宁阻羽渡河，遂名此为关羽濑

合肥城下，“张辽步骑奄至”，在吴军“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的绝境中，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处险不变，豪气凌人。

《建康实录》称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冬，即合肥之战同年，或死于战创、或死于疠疫。设使如此，则甘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依旧维持了开爽奔放的游侠之风，在摧锋摇刃的绝境下，踏着累累白骨走完了最后的征程。

不必怀疑，若梦回昔日，甘宁依旧是那个“缯锦维舟”、“负眊带铃”的豪门游侠儿。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