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先秦时期的史事，并没有照抄此前的史籍，而是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词句，去叙述相同的历史事实。

而班固在《汉书》记述汉武帝中期之前的汉朝历史，却是毫不客气地直接照搬《史记》文字，只是个别段落和词句做了修改、补充。

而对他这种行为，赞同和理解的论调竟占了主流，抨击和批判的古人只是个别。

班固汉书（班固汉书艺文志）

《汉书》和《史记》同列“前四史”，班固更得以和司马迁并称“班马”，为千古良史典范。

当然，另一方面，有很多现代人秉承“饭圈论史”观点，认定司马迁因为自己为李广之孙李陵辩护，得罪汉武帝，惨遭宫刑，便在《史记》中如何“丑化刘邦”“抹黑汉武帝”“贬低卫青霍去病”云云，同样是班固这位“文抄公”的《汉书》，足以证明司马迁并没有单凭个人好恶去歪曲和抹杀史料。

毕竟班固是受汉明帝刘庄的叮嘱，以弘扬“汉德”为己任，来修官方版的汉朝史书。《汉书·高帝纪》对刘邦的评价和称颂，更远远超过司马迁，从各方面论述了刘邦不愧为伟大政治家，出色的军事统帅，文治武功奠定汉朝基业。

《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汉书·高帝纪》：【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此外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补入，不止是记载了刘邦很多诏书，祭孔之类的事件，还包括记载了刘邦在入武关前连战连捷，被分封汉中后【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入汉中烧栈道是张良之计【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攻魏时料魏将必败，

【“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白登之围，是刘邦从晋阳起连战连胜，乘胜逐北，又遇大寒，故被围于平城，

【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斩其将。信亡走匈奴，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使樊哙留定代地。】

足可见即使是汉朝的官方史家，所写的赞美开国皇帝功业的官史，也就是到了这样的程度了。

白登之战确实是败仗，而不是“刘邦粉”幻想中的「刘邦高瞻远瞩、料事如神，以身为饵中间开花，派各路汉军解围，大胜匈奴」

若司马迁真有将开国皇帝的胜仗歪曲给败仗的行径，班固敢跟着照录么？

同理，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并没有被司马迁在《史记》中湮没，太史公对李广老将军饱含感情，细致描绘，这没错，可不代表他写别人就不是良史。

《汉书》对卫青霍去病的称许和敬仰，难道还用怀疑么？青史盖棺，以此为最。

【长平桓桓，上将之元，薄伐猃允，恢我朔边，戎车七征，冲輣闲闲，合围单于，北登阗颜。】

【骠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卫青霍去病如果当真留下了司马迁故意忽略的战功和历史细节，班固难道竟会不努力发掘出来，给大汉王朝的首席名将增添光彩么？

班固在给司马迁做的传记中，对司马迁看似颇多贬抑：「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而，汉明帝刘庄已经在诏书中给司马迁定了基调：「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非谊士也】=不是好人！

班固的父亲班彪同样认为司马迁是「其术学，则祟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所以，班固的措辞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不得已而为之吧。

司马迁身遭极刑后，又被任命为当时只有宦者担任的中书令职务，蒙受奇耻大辱，在巫蛊之乱之后，对友人任安的《报任安书》中感叹「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极可能是因此又被汉武帝认为“有怨言,下狱死”。

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纪》，极言其短与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班固虽然在《汉书·司马迁传》中隐没了司马迁的死因，虽然他秉承儒家学说以治史，没有“大敝伤道”，然而下场同样悲催：

班固跟随窦宪北征，汉军铁骑万人于稽落山之战大破北匈奴单于的五万骑兵，斩杀匈奴将兵一万三千多人，俘获牛、马、羊、驼各色牲畜百余万头，匈奴部众被俘虏和主动来降者，合计二十多万人。

这一场辉煌胜利后，窦宪和班固登上匈奴人的圣山燕然山，班固亲笔撰写铭文，刻石勒功，“燕然勒石”也和此前霍去病的“封狼居胥”一样，从此成为中国古代军人的最高荣誉。

窦宪大胜还朝后，升任大将军，专断国政。两年后，他命汉军再次出塞，于金微山之战歼灭北匈奴残军，斩首五千余级，彻底宣告了北匈奴政权的灭亡，汉匈二百年战争就此完结。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窦宪在宫廷政斗中垮台，身死族灭。他的旧部党羽皆遭清洗，年逾花甲的班固作为其旧部属，同样受牵连入狱，惨死狱中。燕然山上那次功铭千古的辉煌，就如同一场绚丽的烟火，烟消云散。

对比其父班彪认为司马迁是著史时“大敝伤道”，所以才“遇极刑之咎也”的论调，不啻于黑色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