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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口口(吕口口个人资料)

吕口口(吕口口个人资料)周秉昆成为《大众说唱》的正式编辑后,请哥儿们一起聚聚庆祝一下,没想到上大学的吕川已经毕业,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也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吕口口(吕口口个人资料)大家对吕川的出现特别高兴,对于他即将从事什么工作更是热烈地讨论,吕川走后,国庆对与吕川联络的德宝嘱咐说:”你可勤与川儿联系

周秉昆成为《大众说唱》的正式编辑后,请哥儿们一起聚聚庆祝一下,没想到上大学的吕川已经毕业,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也来参加他们的聚会。

吕口口(吕口口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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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吕川的出现特别高兴,对于他即将从事什么工作更是热烈地讨论,吕川走后,国庆对与吕川联络的德宝嘱咐说:”你可勤与川儿联系着点,不要让咱们和唯一一个将来有出息的朋友断了联系。“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对他们的友谊万分珍惜,可实际上,他们是期望出息的吕川能帮助他们,或帮助他们的儿女,那时他们大多都有了孩子,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可是他们都是最底层的小人物,对孩子的未来无能为力,于是把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一个有出息的朋友身上,听起来让人觉得悲哀,又无奈。

周秉昆他们都出生在光字片,住着最差的房子,有的连房子都称不上,只能称为一个窝,他们都曾苦苦地努力过,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他们中最苦的是郑娟,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小寡妇,一个年老的母亲,一个瞎眼弟弟,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如果没有周秉昆每个月送的四十元钱,她们一家人连活下去都困难。

郑娟在周秉昆第一次去送钱时,也曾很有志气地不要他的钱,可是当她母亲追出来把钱要回去时,她也并没有再追出来还给周秉昆,更没有扔了。

她很想有骨气,可是贫穷让她想有尊严地活着都是一种奢望,她不得不接受周秉昆每个月送来的钱,后来水自流和骆士宾被捕入狱后,郑娟明明知道周秉昆送来的钱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帮水自流和骆士宾送钱,她依然假装不知道,甚止后来主动把自己给了周秉昆,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活着。

郑娟为了活着,骨气也好,尊严也罢,都已经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她紧紧地抓住周秉昆这根救命稻草,看似逆来顺受,看似没有自我,看似卑微,其实都只是为了好好活着。对于她来说,像吕川这样有出息的人,她连想都不敢想,她只敢紧紧地抓着周秉昆,这个可以把她带上岸的男人。

比郑娟过得好的,就是周秉昆他们这些哥们姐们了,她们也只是比郑娟多个工作,多个户口,比她少点拖累罢了,依然在最底层努力地挣扎。

乔春燕为了能评上市里的服务行业标兵,求爷爷告奶奶四处托人帮她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她就是一个修脚的小姑娘,和政治不粘边,为什么批林批孔,她都不知道,她能写出什么,所以到处求人,为的是什么,她为的固然是荣誉,其实更重要的是当上了市里的服务行业标兵,可以分到一间俄式房子,并且是带暖气的楼房,能离开又脏又乱的光字片。

为了房子,乔春燕拼了,她成了被别人利用的工具,可是她乐意被利用,因为她能得到好处,这不也是一种变相地失去尊严吗?

当上标兵,又当上主任的乔春燕,整天被叫去学习文件,整天表态,她烦透了,她宁愿再抱着别人的臭脚丫子修脚也不愿再被当枪使,可是为了有房子住,为了工作的更好,用她的话说,不得不助纣为虐。

这是乔春燕想做的事吗?她不想,可是生活压迫得她必须被当枪使,这是她的无奈,也是她的选择,确切地说是一种辛酸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

于虹遇到的事比乔春燕还难,她画的画被人看出了”黑意“,领导们让她写个说明,做个检讨,这事就算过了,于虹不是乔春燕,她做不了违心的事。

她就单纯地画个画,哪有为什么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那是瞎扯,她无法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她坚持自己就是单纯做画,坚持不做检讨,她有骨气地挺住了,最后以失去工作为代价,保护了自己名声和尊严。

于虹有骨气地从麦秸画作坊离职了,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她不得不低头重新找工作,最后在姐们乔春燕手下成了学徒,抱着别人的臭脚丫子修脚。

他们这些人生活在底层,认识的人也都是底层人士,想打破这个圈子,认识上一个阶层的人士,对于他们来说,难如登天。

他们再努力,也是在各个工厂工作,拿着撑不死,也饿不着的工资,连想住个好一点条件的房子都住不上,他们无论如何折腾,也只是比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混得好一点而已。

当他们的朋友吕川大学毕业,有可能到省委或市委工作,给某个省里或市里的领导当秘书时,他们在为朋友高兴的同时,更多的是终于搭上了更高阶层的人士,他们在无望的生活里看到了一丝曙光。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一个关系网社会,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找人的社会,当你有一个省委和市委的关系时,意味着有什么事可以走后门,可以享受某些特权,就像他们想的那样,以后可以让孩子们沾沾光,如果吕川在军队,孩子们就可以沾光参军,如果吕川进了公安系统,孩子们就可以沾光当个公安什么的。

有他们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们几个人,中国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特别是在底层的人,更渴望这种关系,因为这是他们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一种捷径。

国庆们的想法很现实,也很悲哀,他们在对自己无望后,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像周志刚说的那样,这太荒谬了,把自己的希望,孩子们的希望,押宝似地押在别人身上,为什么不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呢?一代不行,一代一代地改变,总有改变的一天。

周志刚的的想法是可行的,也是很有眼光的想法,可是和他一样有思想,有眼光的底层人士又有几个,他们大多只能看到今天和明天,根本看不到后天是什么样子的,或许很多人连明天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今天,这样的他们,你让他们如何去规划自己的子孙后代?

像我高中的地理老师说的那样,他自己站在父母的肩膀上走出了农村,成为一名乡镇的高中地理老师,他的孩子们站在他的肩膀上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然后他的孙子辈站在父母的肩膀上走向大城市,在上海、北京这种一线城市落户扎根,然后下一代的下一代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我高中地理老师的这种想法,很务实,也很现实,是一种改变自己家族命运的途径,可是很多人不满足于这种一代一代的改变,很多人想一下子成为人上人,恨不得从底层逆袭一下子成为上层人士,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可是这现实吗?

国庆们没有周志刚的眼光和思想,找不到一条改变家族命运的途径,他们把命运放在了孩子身上,放在了别人身上,这是一种可悲的想法,是一种让人心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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