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对前代地图的研究与利用，亦史不绝书，如明代罗洪先将元代朱思本的单幅地图《舆地图》增补改绘为地图集《广舆图》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911年陶懋立在《地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对从夏代以来的中国地图学史进行了梳理，提出用西方近代地图学方法研究中国地图。若将该年作为现代中国地图史研究的开端的话，那么到现在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下面笔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简单回顾。

一、肇端时期。在陶懋立之后不久，陆续有学者对中国地图史进行研究，如《禹贡》半月刊，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对地图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刊载多篇论文进行讨论。这一筚路蓝缕的开创阶段，从近代历史学和地理学角度对中国地图学史进行了梳理，同时集中研究了与中西交通关系密切的少数重要地图，如利玛窦世界地图等。

二、学科体系建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地图史研究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对从原始地图到近代地图测绘的中国地图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与范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兆域图”、“马王堆地图”、“放马滩地图”等相继出土，提供了早期地图的实物证据，对地图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掀起了一个研究的热潮。

三、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曹婉如、郑锡煌、李孝聪、汪前进、华林甫等学者和各收藏单位的努力下，多家海内外收藏机构的古旧地图陆续以目录、图集或展览图册的形式公布出来。近年来，各地纷纷出版古旧地图集，或在编绘历史地图集的时候，将反映本地的古代地图亦收录在内，民国时期地图史的研究文献也已编汇出版。在此基础上，地图史研究快速发展，论著明显增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古旧地图为研究对象的中文论文就超过了60篇，而2010年之前每年多在十几篇左右。利用古地图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的论著亦逐年递增，对城市史、中外交通史、边疆史、海洋史等领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如近年公布的牛津大学藏“塞尔登地图”等。国家与学术界的重视亦显著提高，进入2010年以后，以古地图研究为题的社科基金项目数目也呈增加趋势，更有多项重大课题立项，分别为“《地图学史》翻译工程”（2014年）、“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2015年）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2016年），覆盖了世界地图史、中国古代和近代地图史。学术会议方面，从201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博物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机构先后举办古地图相关学术会议，地图史研究学术影响力扩大，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于中国地图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有下列几点思考，敬请学界同仁批评：

一、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目前来看，研究中国地图史大概有如下两种角度：其一为从科技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似可名之为“科学取径”，注重从现存地图和文献记载中提炼技术进步的线索。另一是从思想、文化甚至是艺术角度来进行研究，似可命名为“文化取径”，如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对中国古代地图以数字化或定量化为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理念提出了质疑，认为“好”的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余定国虽然并未真正建构起一套自洽的中国地图史体系，但促进了学界的反思。成一农在其《“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也对“科学取径”的支柱命题“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进行了质疑，主张应当重新对中国地图史进行构建。

笔者认为，正如思想史不应该只是少数思想家或著作的编联，地图史也不应只是少数选择出来的地图的连缀。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存世的大量中国古地图进行广泛的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大部分地图，尤其是绘本地图，都是特定的，由特定的人绘制，描绘特定的对象，表现特定的内容，给特定的人看，所以其表现方法也以其认为最适合于所表现内容的方式来呈现，而不必考虑其阅读对象范围之外的读者的需要。正如李孝聪在《古代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中所指出的：“大多数中国人编制的地图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单纯专为私人收藏而绘”，“对中国人编制地图的实用性与精确度的评判只有从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需要与中国人日常的耕读生活上去认识才能理解”。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不妨称之为“功能取径”。

如果从世界地图学史的发展轨迹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发展出经纬投影的科学测绘体系，而多是用地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来表现地理形势，即使是古代地中海世界，虽然很早就产生了地圆学说，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中介绍了使用投影绘制世界地图的技术，但保存至今的很多地图都没有采用投影测绘法，比如被认为绘制于公元4世纪的《波伊廷格地图（Peutinger Table）》，在今天可见的13世纪副本上，亦是用象形符号表示地理要素，地物之间距离用文字标注表示，并无统一的比例尺。中世纪的《不列颠地图（Matthew Paris’s Map of Britain）》《高夫地图（Gough Map）》等表现较大区域的地图，以及众多表现城市等小区域的地图，也往往都是如此，而直到大航海时代以后，经纬投影测绘才逐渐成为西方绘制各类地图的主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标准统一，可以拼合拆分的投影测绘体系推广之前，大部分的古地图都是特定的，中国也不例外。根据《天下舆图总折》和《萝图荟萃》和今天所见的古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由西方传教士主持用西法测绘地图的同时及其后，各地仍在绘制传统地图，即使到了20世纪末，中法两国勘定广西中越边界以近代实测地形图为准，但清朝主持勘界的官员蔡希邠仍自行绘制传统地图以记录此次勘界（见周长山《中法陆路勘界与》，《历史地理》第31辑），由此亦可证中国古代地图特定性传统之深厚。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笔者以为，只有在将大量现存古地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当时的地理认识、绘画技法等因素进行细致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了解和再现具有不同目的、功能的地图的绘制与表现场景，才能摆脱过去以少数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地图为主体的叙事途径，更全面地呈现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和使用的全貌，还原地图史的情景。与前辈学者受限于材料，只能多从传世文献中搜集资料相比，得益于大量古地图图像的公布，更加细致的研究亦是这一时代学术研究发展应有之义。

二、继续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古旧地图搜集、整理和编目工作。由于地图的绘制、保存、复制难度均高于普通书籍，所以古代地图多已亡佚，在流散过程中也往往与原档案或原系列地图分离，虽然现在已披露很多珍品地图，但仍有诸多收藏单位的藏品并未公开，甚至连可用的目录都付诸阙如，所以学界无从把握现存古地图的全貌，更在研究单幅地图时往往无法明确其在地图史上的定位。如果海内外各收藏单位可以编制“中国古旧地图联合目录”，将对学术研究产生极大裨益。

三、古代地图绘制群体和小传统的梳理。中国古代地图的个别性，决定了未必有统一的测绘手段或行为，可能既有如《海岛算经》般的数学计算，也有如石涛论画所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式的简单踏勘或凭借经验记忆；既有如《广舆图》般以简洁的地图语言呈现，也有利用图说注记增补地理信息；也就是海野一隆在《地图的文化史》中所提出的“多系并存”现象。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地图存在一些小传统，比如不同机构绘制的区域地图、河工地图、军事地图、路程图等，但这些地图传统之间往往彼此相差较大，而且不同地理单元或层级的地图不能拼合，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不同的绘制者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和小传统的技术如何传承，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技术的交流，应是研究地图史的重要切入点。

四、测绘史与现存古地图之间关系的研究。古地图虽然可以挖掘出多个学科的价值，但测绘史是其重要学科属性这一点毋庸置疑。地图的测绘，是人类对地理空间进行认识、测量、重组，并用特定符号在平面上呈现的过程，地图是测绘活动的结果，彼此之间密不可分，文献中所记载的测绘技术已有很充分的研究，那么这些测绘技术应用到哪些地图上，如何应用，现存古地图又是用何种测绘方式制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地图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五、将中国地图史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将中国古代地图与各个地区（而非仅仅西欧地区）的地图传统进行比较，以切实把握中国地图传统的特色与贡献。

最后，古地图研究之所以呈现不同方法取径，恰是因为其与历史学、地理学、测绘学、乃至文化艺术等学科的密切联系。应充分展现古地图对不同学科研究的价值，大力推进从多种角度对古地图的研究，进而更全面地把握本就具备多重维度的中国地图史面貌。

作者：孙靖国，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