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的回归与历史学的未来-米儿火

每当面对危机，历史学家总希望成为时代的预言者，为人类指出一条救世之道；或者成为这纷繁乱世的行动者，为世界的改变尽一份绵薄之力。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这部极具挑战性和开放性的著作中，就力图去践行这两种职责。他们一方面提出了一份指引未来历史学家的纲领性宣言，另一方面，他们以开篇和结尾处对《共产党宣言》措辞的模仿，表达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迫切意愿：面对时代和史学的双重危机，历史学家应当像19世纪的无产者那样，肩负起变革的重任。

在《历史学宣言》的两位作者看来，当今的时代和史学都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不论是政府管理者、企业决策人，还是学院精英，甚至历史学家，都普遍缺乏一种看待和思考问题的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近期事务和短期利益。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长时段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从时间向度上来看，长时段的思维方式最终指向未来，而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未来的不确定性。两位作者指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也事关其未来生存与福祉的三大问题是：气候变迁、国际治理和社会不平等。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等恶果，似乎正在将人类推向自取灭亡的绝境；不同国家、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仍然是这个世界战乱频仍的根源；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之间，甚或一国之内，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谐共存。对于上述问题，因为缺乏长时段的分析方法和着眼于未来的解决之道，人们往往无法获知其确切的发展和走向，只能受困于一种被化约为非此无他的单一论调，难以作出替代性选择。这种对未来的无所适从正是当前时代危机感的根源。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对于危机的梦魇般的想象和关于未来的种种原教旨主义神话的出现，历史学家难咎其责。因为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正如作者指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出于各种动机，政治的或学术的，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纷纷转向短期问题。与众不同的个体、莫名其妙的事件和富有深意的历史节点，都成为一时之选。更为严重的是，历史学家也放弃了史学改造社会、资鉴统治者和教化民众的功能，让史学愈发成为一门专属于精英的冷僻学问。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重启长时段议程，在与公众不断展开民主对话的过程中，借助宏大叙事重塑史学鉴古知今、放眼未来的传统。

当然，用长期思维取代短期思维并不是特别困难，但要真的将长期主义付诸实践却异常艰辛。本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大卫·阿米蒂奇，不仅是史学重回长时段的鼓吹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地将长时段应用于研究中的实践者。阿米蒂奇早年师从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纳，专治英国现代早期政治思想，近年来，则提倡从跨区域和跨时间的维度研究思想史。2007年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是阿米蒂奇在后来被其称作“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或“全球思想史”上的首次尝试，既分析了《独立宣言》这一文本诞生背后的全球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脉络，又探讨了《独立宣言》在大西洋世界以及全球范围的流动与传播，力图揭示出思想与时间、空间的复杂联系。在2012年的论文《什么是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中，阿米蒂奇在重新诠释布罗代尔“长时段”概念的基础上，宣告思想史研究正迎来长时段的回归，与大卫·克里斯蒂安所宣称的历史研究中普遍史的回归遥相呼应。2013年的《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则是阿米蒂奇对思想史内在的国际属性和全球属性的进一步阐发。在2017年刚刚出版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一书中，阿米蒂奇通过梳理古罗马迄今人类社会中的内战现象，再一次运用长时段、跨民族和多语境的综合视角，对蕴含在“内战”这一观念中的思想史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在这部《历史学宣言》中，阿米蒂奇与古尔迪对长时段的吁求已经超越了思想史，扩展到整个史学研究领域。两位作者对长时段优先性的考虑与近年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的大尺度研究取向密切相关，但却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和人文关怀。不同于从历时性上重建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联系，也不同于通过回溯久远过去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历史学宣言》中的长时段议题直指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尤其是人类所面临的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人类世是一个由于人类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工业活动，而使地球遭到人为改变甚至破坏的时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将这一新的地质年代纳入到历史学的长时段考察中，并试图重新定位人类世时代人类命运的走向。在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长时段的历史思维有助于人们克服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去展望和创造一个更为积极的未来。在长时段的历史画卷中，人类世不再是一个象征着人类狂妄自大的寓言，而是对全体人类发出的一声召唤，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有足够的潜能和实力治理好地球并塑造人类美好的未来。不仅如此，长时段的回归也意味着原有的历史观念的摒弃和陈旧的历史知识的更新，这将促使历史学家对这门古老学科的性质、功用、价值和道德蕴涵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一种更具批判性和综合性的，也因而更有可能摆脱各种偏见的新型史学将诞生。因此，历史学家只有迎回长时段，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重新想象过去和创造未来的力量，去解决时代和史学的双重危机。

正如一切宣言性质的文本都必须态度鲜明、充满挑战一样，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这部《历史学宣言》似乎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而争议不断。争议一个焦点是短期主义是否真的占据了史学研究的主流。阿米蒂奇和古尔迪指出，1975年到2005年间，是历史研究中短期主义盛行的年代。而在1975年之前，历史学家的叙事一度相当宏大，2005年之后，长时段才开始再度复苏。两位作者还注意到，1968年及其以后数十年间，缩小历史研究的时段成为多数大学历史专业培养学生的主导模式。对此，西北大学的黛博拉·科恩和剑桥大学的彼得·曼德勒却不以为然。他们抽取1926年至2006年间《美国历史评论》书评版上所评书籍中的1100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1968年之前历史学家注重长时段而之后这一优势就消失了。相反，历史著作中最长的时间跨度恰恰出现在1975年之后。而从1966年到1986年，历史著作中时间跨度的中间值增加了一倍以上，即从25年增加到56年。即便是在阿米蒂奇和古尔迪比较认同的长时段流行的20世纪初，历史著作中的时间跨度也是长短不一，有些著作中的时间跨度甚至低于10年。而在阿米蒂奇和古尔迪所非议的短期主义占优势的1975年到2005年间，却是以长时段著称的全球史和环境史代表作迭生不断的时期。

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是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对待短期历史或微观史的态度。尽管两位作者承认微观史的批判性力量对于破除历史学中的各种神话意义犹在，并在著作的结论部分强调了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要妥善协调、适度融合，既要凸显微观研究在文献档案上的优势，也要张扬宏观研究的广阔图景和普遍关怀。但在整部书中，微观史基本上是作为长时段的对立面出现的，是短期主义的肇始者，更是让史学失去公众的罪魁祸首。虽然微观史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倾向于短期和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必然具有一种微观思维。微观史在意大利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尝试解决宏大叙事所不能解决的大问题，亦即那些不被以现代性为指归的史学所容纳的大问题。微观只是一种视角、一种手段、一种多层次论证的可能。近年来全球微观史的兴起，进一步表明微观史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着极大扩展的潜能。另一方面，将历史学家失去曾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将历史学不再能指引公众生活，甚至将公众对历史著作兴趣的丧失一并归咎于微观史所带来的细碎化和专业化，这样的断言似乎也有失公允。不必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是否必然要迎合公众，若论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历史著作的内容，而非长时段或短时段这样的表现形式。况且，微观史向来以叙事见长，这反倒是它吸引公众参与历史的一个优点。

此外，微观史史学家并不必然就是对生活世界充耳不闻的象牙塔中人，在某些微观史史学家那里，现实关怀和启发公众的意愿，与从事长时段研究的历史学家一样强烈。在1991年出版的《法官与史家》一书中，微观史的奠基人卡洛·金斯伯格以细腻的笔触详述和勾画了一起发生在1969年，却历经八次审判，诉讼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司法案件。通过仔细分析案件的庭审材料，金斯伯格对此案在审理时所采用的证据提出了严重质疑，认为这是一桩证据不足但出于对意大利左派人士的偏见和打压而导致的冤假错案。金斯伯格在全面检视证据问题时所展现出的侦探般抽丝剥茧的技艺，显然拜作者长期研究宗教审判题材所锻炼出来的“微观”能力所赐，但最终指向的却是在意大利当代社会极具现实意义和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司法不公和法律正义问题。

与史学界同行对《历史学宣言》中的某些观点颇有微词形成对比的是，一些传统史学之外的学者对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这种自省和批判精神还是持赞赏态度。2016年6月份的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爱西斯》（Isis）上，来自美国、法国、墨西哥、中国、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等国的13位科学史学者对《历史学宣言》展开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他们探讨了长时段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意义、科学史史学家在公共话语中的位置、科学史与数字人文的关系，以及特殊意义上的科学史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对时空尺度的不同把握等问题。不论公众或学者对《历史学宣言》的看法何如，开放性和争议性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该书发人深省和独具魅力的根本原因。至少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萦绕于人们心中的当下，《历史学宣言》所提出的长时段回归、历史学的公众价值，以及历史学家应携手共创史学的“大众前景”等建言，确实值得我们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