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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它过去发展的方式。历史主义者致命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个对过去的分析本身传达了关于事物必须经历的未来路线的信息。历史记录提供的是对情况的描述，反应取决于行动者给情况附加的含意，取决于他想达到的目的，也取决于他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1860年，在联邦的许多州都存在奴隶制度。有关这一制度的一般历史以及在美国的特别历史中最仔细忠实的记录中，都没有绘制出未来国家对奴隶制度的政策。在开始大规模生产前夕，福特发现的汽车制造和销售情况并没有预示在这个商业领域应该做什么。历史分析给出了一个诊断。只要有关目的选择，反应便是被价值判断、被人类行为学和技术提供的可供人支配的整个知识体决定的。

且让那些想否认前述声明的人着手描述任何一种哲学、政治、战场、股市、个人商业企业领域的目前情况，而不要提及过去吧。

3．远古历史

一名怀疑者可能会反对说，就算某些历史研究是对目前事物状态的描述，但并非所有历史调查都是如此。人们可能承认，纳粹历史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目前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势中的不同现象。但是，关于蜜特拉神（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崇拜、古代卡尔迪亚王国（古巴比伦人的一个王国），或者埃及王国早期王朝的书对我们目前的忧虑有什么特定意义?这种只是文物研究，是好奇心的显示，它们是无用的，是对时间、金钱和人力的浪费。

这种批评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目前状态只能被对产生这个状态的事件的完全叙述所描述；另一方面，他们预先宣称某些事件不可能影响导致目前状态事件的进程。然而，这个否定的陈述，只能在仔细检验过所有可利用的资料之后才能做出，而不是预先建立在某些草率结论的基础上。

一个事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远古的时代，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明它对目前没有影响。发生在三千年之前的犹太人的事情和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事情相比，前者对数百万基督教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目前在罗马教会和苏联的冲突中，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源自一千多年前的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如果不提基督教从一开始的整段历史，这个分裂是无法调查清楚的；研究基督教应以对犹太教以及各种对它产生影响的迦勒底、埃及人等的分析为先提条件。在历史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在没有忽略任何重要因素的情况下，就完全满意地停止调查。文明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连贯的过程，或者我们是否更应该区分出众多的文明，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因为在这些自治的文明之间存在思想的相互交换，其程度和重要性必须通过历史研究来确立。

一个肤浅的观察者可能会想，历史学家只是重复他们前任已经说过的，最多只是偶尔润饰一下描述的细节。实际上，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中。一名历史学家的成就在于把过去以一种新视角的理解展示出来。历史变化的过程是被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的不间断的转化所促使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存在于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不间断的转化中。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变化中，那些涉及到对过去的特殊历史理解的思想扮演了显著的角色。将较后时代和较前时代加以区分的，除其它意识形态变化以外，也是对前面时代理解的一种变化。不断地检验和重塑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是历史学家为我们所称的时代精神所做出的贡献。"

4．伪造历史

因为历史不是一种无用的消遣，而是一门最有现实重要性的研究，人们一直热衷于伪造历史证据并且对事情的发展说假话。在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上欺骗后代，并且用编造的谎言来替代忠实的记录，这种勾当常常始自那些自身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人，并且在事件发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有时甚至还在事件发生之前。对历史事实撒谎以及销毁证据，对许多政治家、外交家、政客以及作者来说是管理公共事务和著述历史中的一个合理的部分。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这种不真实。

造假者常常是被这样的愿望所驱使，他们想从那些他们热切地想要赢得支持（或至少中立）的人们的道德准则观点来证明他们自己或政党行为的正当性。如果从事件发生时代的道德观点看，涉及的行为并不显得招人反对，而只是受造假者那个时代道德标准的谴责，那么这种粉饰就是相当荒谬的了。

伪造者和撒谎者并没有给历史学家探求真相的努力制造什么重大障碍，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困难的是避免被欺骗性的社会和经济理论误导。

历史学家在处理记录时已经具备了他在逻辑、人类行为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获得的知识。如果这种知识是有缺陷的，那么他对材料的检验和分析将受到损害。由于作者没有掌握足够的经济学，过去八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文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无用的。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不需要熟悉经济学并且甚至应该抛弃经济学的论点毁掉了几代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具有破坏性的是历史主义施加给另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声称他们的出版物描述了近年来经济研究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情况。

5．历史与人文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给人以力量并使人易达到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实证主义把历史作为无用之物加以摒弃。我们已经设法证明，历史为行动人提供的服务，使他理解了他必须在其中行动的环境。我们已经设法给历史提供一个实用的理由。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远不止这个。它不仅提供预备政治决策不可缺少的知识，而且它开启了理解人类本性和命运的思维。历史研究增长智慧，它正是那个常常被曲解的概念————自由教育的本质。它是人道主义最重要的途径，是区分人与其它生命存在的特定人类所关注的知识。

新生儿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生理物种特征。他没有继承人类存在的意识形态特征——学习和认知的欲望。每个新生人都必须通过后天学习得以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东西。掌握人的精神遗产需要漫长艰辛的努力。

个人文化不仅仅是对目前科学、技术以及公民事务状态的熟悉，也不仅仅是熟悉书本、绘画、旅行经验以及参观博物馆。个人文化是对那些把人类从一个纯粹动物存在的迟钝程序中唤醒成一个理性及思考生命的思想的消化吸收。通过分享早先时代遗留下的所有最好的传统来自我人性化是一种个人努力。

历史的实证主义毁谤者声称，专注于过去的事情转移了人们在人类的主要任务——改善未来环境上的注意力。这是最不恰当的指责了。历史回顾过去，但是它得出的教训涉及未来事物。它不宣扬懒惰的寂静主义，它激励人仿效前辈建功立业。它对人们要说的就像但丁的尤利塞斯对他同伴的讲话那样∶“想一想你们的根源，你们生来不是行尸走肉，而是要追寻美德和知识。”黑暗时代并不黑暗，因为人们专心于研究古代希腊文明留下的智慧宝藏。而只要这些宝藏还被深埋隐藏，那些时代就是黑暗的。一旦它们重见光明并开始激发最先进的思想家的思维，它们就为今天所称的西方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备受批评的术语“文艺复兴”中肯地强调了古代遗产在所有西方精神特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文艺复兴的开始是否应该比布克哈特设定的时间早几个世纪，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

最先开始研究古人的野蛮征服者的子孙真诚地敬畏不已。他们认识到他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都面对着他们自己无法提出的思想。他们情不自禁地把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哲学、文学以及艺术视为不可超越的。在他们眼里，除了古人铺就的道路，没有其它通向知识和智慧的道路。对他们而言，把一个精神成就归结到当代带有贬低的意义。但是慢慢地，从十七世纪以后，人们意识到西方成熟了，并且创造了它自己的文化。他们不再哀叹一个艺术与知识的黄金时代的消失、或者无可挽回地逝去，也不再把古代杰作作为模仿（但是永远无法达到，更不用说超越的）的榜样。他们开始用逐步改进的思想替代了先前持有的逐步退化的思想。

在这个教导现代欧洲了解自身价值、并产生现代西方文明自立的智力发展过程中，历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人类事务的进程不再被视为仅仅是野心勃勃的王子和军事领袖为了权力、财富以及荣誉的争斗了。历史学家在事件的变迁中，发现了除那些通常所称的政治军事之外的其它力量的作用。他们开始把历史进程当作是被人要求更好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在对价值判断、对政府和改革者追求不同目的的评价上分歧很大。但是，他们几乎一致地相信，每一代人主要关切的是使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条件更令人满意。他们宣布朝着公民事务的更好状态前进是人类奋斗的主旋律。

忠实于传统对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遵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要不断为改善条件而奋斗。它不是指保留不合适的制度和坚持那些早就被更合理的理论驳斥了的学说，也不意味着对任何历史主义观点的让步。

6．历史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兴起

历史学家应该在它的研究中利用可支配的所有其它学科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缺乏会影响他的工作结果。

如果我们只把荷马史诗单纯地看作历史叙述，由于神学或神话被用作解释和说明事实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断定为不令人满意的。王子和英雄之间的个人及政治上的冲突，瘟疫的传播，气候条件，以及其它意外事件都被归因于神的干涉。现代历史学家摒弃了这种把世俗的事件追溯到超自然原因的做法，他们避免了可能明显和自然科学教义相冲突的命题。但是他们经常忽略经济学，并且忠于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站不住脚的理论。许多人坚持新重商主义，一种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当代政党和政府采纳的、并在所有大学教授的社会哲学。他们赞成重商主义的论点——一个国家的收益是其它国家的损失，除非其它国家受损，没有国家能受益。他们认为在国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许多甚至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从这个观点来解释一切事件。在他们的眼里，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是自然赋予的不可避免的敌对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敌对状态不能够通过任何国际关系的协商得以消除。他们认为，那些提倡完全自由贸易的人、曼彻斯特或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切实际的，没有看到自由贸易伤害了任何采取这一政策的国家的切身利益。

毫不奇怪，一般历史学家分享了他同时代人的这种谬误和误解。然而，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反经济学家提出了国际冲突的现代意识形态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只是采纳并应用了它。并非特别显著的是，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并且设法证明它的要求和主张是正当的。

历史书籍，特别是那些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论述，要比经济政策方面的小册子对普通读者更有吸引力。历史学家的读者要比贸易支付差额、外汇管制等一类问题的著作作者的读者要多。这说明了为什么历史学家经常被认为是我们时代好战精神复苏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战争最主要的煽动者。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普及了伪经济学家的教义。

7．历史与价值判断

历史的研究领域是行为以及指挥行为朝向一定目的的价值判断。历史涉及价值观，但是它本身并不评价。它从不受影响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事件。当然，这是客观思想和科学探索真理的特征性标志。真理是指什么是或者曾经是，不是一个既不是也不曾经是，但是会更符合真理寻求者愿望的事态。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寻求绝对和永恒价值的无效性已有论证，这里无须冗述。在提供价值标准能超越凡人当时宣称并且又被其他凡人当时否认的个人判断方面，历史不比其它任何学科强。

有的作者断言，处理历史事实而不表达价值判断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人们不进行一个又一个的价值判断就不能就这些事情发表任何相关意见。例如，如果人们处理压力集团或卖淫之类的现象，就必须意识到这些现象本身“可以说是价值判断构成的。”“现在，确实许多人使用“压力集团”这类的术语，并且几乎每个人以一种价值判断的方式使用“卖淫”这个术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术语所指的现象是价值判断构成的。Geoffrey May把卖淫定义为“为了利益上的动机，一种惯常的或间歇的或多或少随意的性结合职业”。一个压力集团是追求获得立法上对这个群体成员利益有利考虑的一个群体。不论在单纯使用这种术语或在提到这种现象时暗示什么，都没有价值判断存在。认为历史如果要避免价值判断的话就不能谈到残酷，这种观点是不对的。20《简明牛津辞典》对“残酷”的第一个解释是“对别人的痛苦冷漠或感到高兴”。"这个解释的客观性和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不逊于同一本辞典对虐待狂的解释“以嗜好残酷为标志的性变态”。”和一个精神病学家使用“虐待狂”这个词描述一个病人的情况一样，历史学家可以用“残酷”来描述一定的行为。可能会就什么产生痛苦和什么不会产生痛苦发生争论，或者在一个具体例子中是否痛苦的造成是因为它带给了行动者快乐或者其它原因。这些皆与确立的事实有关，而不是做出价值判断。

历史关于价值判断的中立性问题不能和试图伪造历史记录的问题混为一谈。一直有历史学家热心地把他们自己国家军队输掉的战争描述为胜利，并且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民族、政党或信念要求得到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为他们开脱一切他们认为令人不快的东西。为公立学校准备的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天真的狭隘和沙文主义为标志，我们无需思考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必须承认，即使对最尽职的历史学家避免做价值判断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以及一名公民，历史学家在许多他时代的争斗和冲突中是有立场（非公立）的。把历史研究中科学的冷漠和世俗利益的党派偏见结合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那是能做到的，并且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那样做了。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会混杂出卖他的感情和愿望并且泄露他的党派倾向的评论。然而，如果研究的一般要点没有受到影响，对科学历史避免价值判断的假设并没有被偶尔表达出的历史学家偏好的评论损害。如果作者谈到他自己国家或党派的一名无能的军队指挥官，说此将军“不幸地”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他并没有辜负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只要他的遗憾不影响他对产生这种破坏性事件的报道，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为古希腊艺术的杰作被毁坏而恸哭。

“不带价值判断”的问题也应该与被选择用来解释事实的理论问题区分开来。在处理可用的资料时，历史学家需要其它学科，如逻辑、数学、人类行为学以及自然科学提供的全部知识。如果这些学科自身教授的知识有缺陷，或者如果历史学家从各专家持有的数个相冲突的理论中选择了一个错误理论，那么他的努力将被误导，他的工作将失败。有可能他选择一个站不住脚的理论是因为他有偏见，并且这个理论最适合他所在政党的精神。但是，接受一个错误理论经常可能仅仅是无知的结果，或者它比更正确的理论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者这一事实的结果。

历史学家中不同意见的主要源头在于，对所有作为基础来构建他们陈述的其它学科的教义上的分歧。在一个早期相信巫术、魔法以及魔鬼对人类事务的干涉的历史学家眼里，事物具有与在不可知论历史学家眼里不相同的一面。新重商主义的国际收支理论和美元短缺理论给出了一幅目前世界环境的图画，这幅图画和从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家的角度对环境检视给出的图画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