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近1.3万平方米。

“中国制造”，持续“加更”，登上热搜。连创考古史之最，创造、打破许多世界纪录、中国纪录。

2022年8月，在8号祭祀坑中又新发现一件带翅膀“四翼小神兽”，暂命名为“镂空立兽器盖”。在顶部有一个巴掌大的屈身倒立小铜人，紧贴镂空花纹，双手奋力地支撑在器盖边缘，脚趾、小腿、臂膀肌肉饱满。镂空花纹托举一方平台，平台上昂首挺立一尊小神兽。神兽背上，背着一棵神树的模型。该神兽与其他神兽迥异之处，在于其头部造型，脑袋圆润类似老虎，还有一口锋利的牙齿。而目前发现的其他三星堆神兽，则为宽嘴猪鼻，且不露齿。

古蜀人对真实动物的抽象再造，极富想象力的镂空立兽器盖，直观地显示出古蜀人对青铜尊这一祭祀礼器特有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生动例证。

在8号祭祀坑还发现唯一一件羽翼镂空青铜鸟。

2022年8月24日下午，又在8号祭祀坑成功提取出一件“大型立人神兽”，是目前三星堆出土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重量近150公斤。大口、立耳、卷发、细腰、长尾、小粗腿……“壮”得一枝独秀。

从三星堆发掘至今，出土的神兽都是娇小型“选手”，大约长20至30厘米。而“大型立人神兽”长度、高度都是1米左右，体型非常庞大，是从未出现过的新器型。

此庞大型“选手”头顶上有犄角，犄角上站了一个身穿长袍、身形较瘦的人，宛如一个“领导”或“骑手”，正在驾驭或者控制这只大神兽。神兽胸口一个比较宽的面上，还有一棵直接铸造在上面的神树。把神树、神兽当作一种神灵的存在，承载着古蜀人对生命的渴望、对万物生生不息的崇敬。

地地道道的“大国工匠出品”。

姿态冷艳、神秘、梦幻，迅速走进大众视野。

流光溢彩、充满异域风情的金权杖，极度夸张的青铜纵目面具，造型瑰丽的青铜神树，伟岸、神秘肃穆的青铜大立人像，彰显着古蜀国的赫赫神威与至高无上的王权、神权……

中国文化传统并不仅是“史官文化”，三星堆、金沙城的横空出世，令人目眩神迷，一种系统性的陌生、惊讶，溢出了传统的历史文化认知框架，无论学界，还是观众，在这些国宝面前，都可能会更谦卑、敬畏：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神奇。它们极大提升中华文明的丰富程度，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会从一个更开阔的维度来看待中华文明。

如今三星堆考古的每一个发现，几乎都在舆论的全程记录下，人们好奇、震撼。对于一个悠久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走过5000多年的文明，我们依然还在反复地认识、了解自己。围观三星堆、金沙城，就是一起自我确证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以更深沉、更自信、更豪迈的姿态走向未来的过程。

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中国上古三大文明。

神秘壮阔。从三星堆到金沙城。

三星堆文明距今约4800—3200年，金沙文明又延续约500年，甚至600年以上，加上“天府之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明的800年，构成一个延续大约3000年文明的“大型穿越现场”。年代跨越惊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现在，一共也就2300年。文明历史极为悠久。

8号祭祀坑已提取6000多件有编号文物，新出土的编号文物有1.4万件，接近完整的器物将近2400件。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丝织品残痕、象牙雕等，部分文物的造型、纹饰前所未见。

探索古蜀文明的热情被点燃，三星堆、金沙城自带高光，裹挟着诸多千古谜团“款款而来”，凭实力“硬核圈粉”。人们为之着迷、好奇、惊喜、惊叹，一探究竟之余，心里也不免藏满一连串疑问。

三星堆“盲盒”越拆越多，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和震撼。得益于新技术手段、传播路径的加持，三星堆开启了一场全民“沉浸式考古体验”，一次中华文明走出历史课本的生动“路演”。

地理上的川西坝子究竟有多大？

视角不同，答案自然天壤之差。

尽管“小双城”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缺乏高光时刻，但最近10年却成为滋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研究的沃土。从世界青铜文明的角度考察，远比他在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地位更重要。

对“古成都人”而言，与大部分现代人的想象不同，蜀道难并非就难于上青天，崇山峻岭、大江大河并不总是天堑险途。古蜀文明形成了开放、交流的传统，成都平原文明的生态、经济与文化，聚合生发，而非孤立分化，虽与古埃及、古罗马地理上相隔数千公里，但物资交换顺畅、文化交流不断。古蜀文明看似独立，但“古成都人”编织起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文化区块链。

一个世界青铜文化的网格系统之间的神奇“互动”。三星堆、金沙城两个遗址与大约同时期其他世界文明，种种“巧合”“撞款”“互动”，既彰显联通黄河与长江，也表明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彩与互鉴共鸣。

制作水平高超，制品精湛。

三星堆、金沙城出土的文物，多用于宗教、祭祀活动。古蜀人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先祖情怀、宗教幻想与浪漫之思的时代。

无论是古蜀人主导的成都平原，还是顽强巴人的“巫盐古道”，都已根据世界市场需要，改造为各种资源整合，使得古蜀国更紧密地融入世界，青铜工艺与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祭祀仪式盛大，神权色彩浓郁。

“青铜世界”，超越以往行政区划、地理概念的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世界”，不仅有人，而且有物，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交流，也有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古蜀文明的世界性，不仅体现为空间的广阔性，还表现为要素的多元性、联系的复杂性。“小双城”遗址不再仅是人类青铜文明巅峰展现的舞台，更成为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天人合一”的样板。

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有自己基本“内核”。“内核”中有两点非常重要：悠久的从古至今没有断代的历史；多文明起源的大一统的文明古国。

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古国。但是，最终都没有延续下来。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历史都比较短暂，多是一些年轻的国家。

历史因精神而生动，人因精神而伟大。

成都平原中文化的延续性很强，从夏商周到明清、直到今天，一直存在一个相对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除了种族之外，就是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举世无双。

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科学手段，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史籍文献中，寻获三星堆、金沙城代表的古蜀文明。

全景式地呈现巴蜀文化的“前世今生”

悠悠千古事，上下五千年。

一段时间，在微观史研究潮流、“后现代主义”的夹击下，以探研“历史发展主线”“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基质的“宏大叙事”备受责难，贩卖“历史细节”的读物大行其道，史志一步步沦落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迫切需要的能“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大脉络、大趋势和大走向。

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

中华文明从来不缺乏精彩故事。

“青铜伦理”的视域下，“世界”并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与文化区块链；存在于世界之中，不仅有人类，而且有矿产、山水与交通，即丰富多样的产业链。“世界”不仅是“我们”，也是“你们”“它们”；没有“我们”“你们”，“它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它们”，“我们”“你们”只能坐以待毙。

“青铜伦理”重塑、呈现的“历史世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并协同进化的世界，一个复杂、多元和混合的世界。青铜文明的世界历史发展，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复杂变化而出现的多向度、复杂的曲折运动，迫使人们必须积极地探索历史文化的多元维度、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充分考虑人类史之外存在于自然史之中的“三维时空”。

只有将世界当成一个有机的动态整体认识、探讨，人们才能够真正懂得世界在如何运行，人类为什么要敬畏、亲近自然，在小生境中把握大世界的运行，理解“无限”“永恒”的真谛。

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

环境史学，一项前沿性的跨学科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兼顾社会、自然两大领域，不仅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

环境史学有别于传统的史学研究。立足于研究不同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科学新史学派完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环境史学则主张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把自然纳入历史的研究领域，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人类的故事，以理解人类所处、所做与所思的历史样态。

不仅历史学家，跨学科的专家学者，甚至一些民间的环境史学叙述者，也参与其中。环境史学研究者、叙述者与以往的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也不同，除需要调动视觉器官外，还要调动视、听、嗅、味等其他器官，全方位接近和感知所研究的范围，也不满足于阅读史料文献，还要从出土文物，甚至方志、民俗、传说中寻找历史文化的蛛丝马迹，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

环境史学绝非仅是环境运动或者环境思想史，而是文化与自然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不停歇的相互作用的历史。思想史的记忆，往往伫留于数个光彩绚烂的伟大人物，其他则黯淡于光芒的阴影之下，直至最终为史家所遗忘。我们的社会思想因此而成为寥寥个别生命的组合，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而一种集体性的思考却在史家的选择当中，幻化为历史星空的碎片。

如何尽可能复原一幅完整的文化图像、思想愿景，重整那些被遗失、淡忘的灵魂。从区域环境史学切入，秉持“青铜神树”的科学精神，貂续“太阳神鸟”的浪漫主义遗韵，开创“小双城”时期古蜀公共利益的社会风气，强调自然之美与自然之利于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方志与地志，历史与地理之母。从历史人文、方志地理、宗教精神与文物解读，展示了一个优雅、沉静、时尚、灵性、诗意的三星堆、金沙城，同时也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小双城”。

“还原历史”，既需要“历史”的理论观照，也需要“历时”的文献检验。笔者拟抓住史籍、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攥紧方志、地志的“零星记载”，强调整体性、多样性和有机联系性，文物论证，绳贯珠联，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多方面阐释、论证，“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从三星堆到金沙城的历史，试图以个人之见匡正流行的误说、歪说。

“还原历史”，需要钩沉索隐、甄别异同的功力。

中国古史“层累的造成”，而历史经过历史长河的经年冲刷，身上早就沉渍斑斑，也成了“层累”的历史，与本来面目业已相去甚远。先秦史特别明显。在稀缺的史籍、文献中，摘抉隐微，商榷正伪，将“小双城”身上积淀已深的历史污垢逐层剥去，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将“小双城”从认识论的“夹缝”中拉出，具有更多的年代质感、文化向度。

以“文化视域”作为研究“小双城”的视角。

“文化”是历史的，特别重视将“文化视域”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观照。

沿着大“双城记”的视角，“采访”古籍史志，走访事件发生地，将史志事实与考据事实“融合”，在“忠实史志真实”的基础上，另起炉灶，通过“情感体验、内心感悟、历史质询与真相推断”，结合出土文物，深挖巴蜀文明历史；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西方文明相比较，记录成都之变、再现“双城”之美，多手法全景式地呈现巴蜀文化的“前世今生”。

古蜀人史诗般的奋斗，打造了成都平原光荣的历史，并在“古成都人”中培育了勇气、智慧和理想主义。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古蜀文明，勤劳智慧的先民垦荒务农、冶铸青铜，筚路蓝缕地创造了“双城文化”，时隔几千年，仍让世人叹为观止。

如何继承“古成都人”与时俱进、不畏艰苦、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地理、文化、精神等维度，把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钟灵毓秀的巴蜀土地上孕育出新的神话。

三星堆、金沙城文明的发现，不仅是区域性考古发现，既改写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具有和世界级的考古发现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重要地位。

它们再次证明了中国古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创新精神，远超现代人想象。

它们昭示长江与黄河流域同属中华文明母体，证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三星堆、金沙城，正在持续带给我们惊喜。

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值得细细研究，期待更多发现。考古发现对复原古蜀国当时整个神庙的礼仪空间、宗教体系、社会结构、哲学思想与宇宙观，都能提供新的支撑。

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变成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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