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接替陈寅恪，树立了一个新的路标

——在《唐长孺全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我多年没有参加过这类学术会议，自然淘汰，在史学方面我属于“出局”的人了。这次愿意来参加，是因为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先生很多。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北大讲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课程，边教边学，在这个领域摸索前进。读了唐著，震动很大，受惠至深。所以我愿意参加这样一个盛会，表示对唐先生的感谢之情。

首先从《唐长孺文集》这部书说起。这部书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精致，再一个是典雅，第三个是厚重。这样一部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在开本、版式上并没有特别的讲究，和唐先生的文章很匹配，和唐先生的为人也非常一致。

我跟唐先生个人交往不多，主要是学术关系。唐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北大发出挽联，那是周一良先生倡议的。周先生要去美国，估计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行前听到唐先生病比较严重，就商量说如果有事发生，要发一个挽联，不只是一般的表示哀悼，而应该有学术上的评价，以示尊敬。挽联的立意和文字推敲，是周先生的主意，我们一起商量定了。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居祭酒”；下联是表示哀思。这不但表达我们自己，而且也确实表达了北大历史系同行对唐先生学术成就的敬重，以及史学界对失去了唐先生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哀思。

唐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人。1984年，我随周先生一起到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回程特意到武汉，借此机会拜见唐先生。在武大，周先生做了学术报告，我也跟着做了发言。我说我这次是朝山来了，刚刚朝了峨眉，现在朝珞珈，来拜见唐先生。我说的是真情，是实话。

唐先生当时在座，听了之后表示不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好些谦退之词。唐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大家公认的，他这种谦退的态度，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唐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方，北方学术界知之不多；抗日战争时各地隔绝，学术信息更少。上世纪50年代唐先生的《论丛》刚出的时候，大家并不太熟悉他。我读了之后，感觉到异军突起，怎么忽然出来一个那么高水平的学者！中国古代史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这么高水平的著作了！

魏晋南北朝这个断代，长久以来，并不被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重视。这段历史处在汉唐两个辉煌盛世之间，就像欧洲中世纪史早期被当作黑暗时代看待一样，是夹在中间的一段，在古史上被视为闰位。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进行概括和研究，起先也是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的追溯，上溯到魏晋南北朝的。但是从此以后，很多问题陆续被发掘出来，引起大家关注。

中国唐史学会成立的时候，据说不少人还认为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后来到处抢着建立学会，每个断代，每个方面，每个地域，都建立了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就是在这个风气下建立的。我记得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唐先生没去。但是，将魏晋南北朝和唐史结合在一起，接续陈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后树立了一个新路标的，是唐先生。

唐先生的重大贡献，在冻国栋先生写的《前言》里面概括得很到位，我再说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经过唐先生之手，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研究魏晋南北朝必须看这本书，重要题目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线索，看到唐先生的见解。

为什么唐先生有这样的学问？唐先生在《论丛》的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贴上这个码头的旅馆标签。唐先生赞同这个说法。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捡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传统学术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后来，他通过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实证而有新的思维。唐先生眼界开阔，能够通观社会全局来抓问题。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取舍，去其烦琐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广，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所以面貌很新。

唐先生治学思辨能力很强，有自己的巧思。我过去读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他把《论语》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两千多年都说不透的问题抓住了、说透了。现在人读《论语》，也都想不出一个更新的解释来。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

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英方举了他的三篇代表作，篇篇都具有巧思，一篇是《支愍度学说考》，一篇是《东晋南朝之吴语》，一篇是《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读唐先生文章，能够得到这种感觉的也不少，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看起来是一篇小文章，却带出一个大题目。

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就这方面来说，唐先生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常常让人回味无穷。古人说大匠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辈学者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把他们治学的“巧思”学到手，只有靠我们自己深深地去体会。（田余庆先生这篇发言，收入《师友杂忆》，海豚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