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源自斯图亚特·霍尔1983年夏天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研讨会中的讲稿，会议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解释：限度、前沿、边界”。作为一部理论史，本书主要梳理了20世纪50-80年代文化研究理论转向，讲明文化研究如何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范式转向了“接合理论”（articulation）分析范式。值得一提的是，霍尔描述的是一个不能脱离英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演进方式，本书谈论的文化研究也围绕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展开。

文化研究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是在不断理论化、不断回应政治挑战的“紧要关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导言）。文化研究的诞生最早为了回应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问题：在经济富足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20）那么，为什么要采取文化研究的分析方式？过去对工人阶级的关注主要聚焦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程，但霍尔认为，生产方式并不会控制每一种矛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失之后仍然存在新的支配关系，包括种族、性别、阶级等。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便是认识到不同斗争的必要区分以及斗争在不同战线中的重要性（256），通过意识形态斗争理解为什么最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中工人群体仍然会被政治改良主义形式抑制并约束。如果说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中从生产过程入手分析这一问题，文化研究则关注工人群体更广泛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形成意识形态并与其他主体形成联系。文化研究给出的办法是，开创新的政治主体与主体性，由此发展政治和社会力量（262）。

早期的文化研究主要受阿诺德和利维斯的文化观、文化人类学传统、与社会学（可追溯到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争论）传统影响，逐渐发展出以理查德·霍加特、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研究路径。其中，霍尔认为威廉斯的思想在70年代之后发生转变，最早关注如何从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理解文学（《文化与社会》1958）转向对文化、共同体和交流过程建立的联系（《新左派评论》编辑中的书信《政治与书信》）。他的“情感结构”和“共同体”概念是一种建立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63），体现了一种结构主义思想，也将文化研究学派带入结构主义的分析视野中。

受涂尔干和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索绪尔语言学影响，结构主义范式对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把语言视为生产的意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通过语言生产，所以都属于符号学，只有依靠它们的可理解性和意指能力，才能被描述出来（109）。但是，文化研究学派并没有接续60年代结构主义分析的集大成者——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分析。霍尔认为，阿尔都塞只从高度抽象层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除了生产还有对消费、交换等其他抽象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描述（135）。虽然文化场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却并不意味着它位于结构主义影响之外，仍旧置于阶级、族裔、性别等中心矛盾的辐射范围内。那么，如何描述这种受结构主义影响却又不是控制与抵抗二元对立的文化动态？霍尔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具体表现在支配与领导权）进行分析，并将接合理论作为文化霸权得以实现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

接合（articulation）理论源于拉克劳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霍尔描述的接合的主体可以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不同阶级、阶级和权利意识、阶级和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多个层面。为避免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论和本质论的双重困境，接合理论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不过这个过程建立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形成的基础之上。霸权（hegemony）领导的特点之一在于无需吸收或融合所有的文化要素，只需收编主导文化形式，允许下属文化呈现自己的文化构型。

同理，葛兰西的支配概念也并不等于完全控制，他的领导权概念也并不指每个人都因为被意识形态形式或媒介所迷惑，并被并入到现存体制，这很像传播学对魔弹论的破除。文化研究转向葛兰西的重要原因在于，领导权中支配意味着要积极地包容、教育、重塑对立势力，使其存留在他们的从属位置上，强调的是从属而不是合并（236）。这破除了多数人对“收编”概念的误读（比如曾经的我），即将被收编的文化视作抵抗失败的文化，被商业收编的文化视作“灵韵”消失只由商业逻辑控制的文化。但实际上，接合理论对文化所处位置的强调正为文化协商留有空间。

霍尔尤其强调，协商的环节也是斗争与抵抗的环节，我们必须把支配和抵抗都视为过程（260）。任何一种幸存文化（cultures of survival）都能为协商提供可能，需要了解特定群体或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抵抗形式如何提供介入的空间，介入作用如何影响它们，使它们从通常固定的从属位置上脱离或解除接合，从而深化文化的抵抗（261）。这一构想虽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却也在阶级划分日益模糊、阶级话语日渐孱弱的环境中提供一种可能实现的话语接合的力量。

无论是在商业环境中简单编排的朋克文化还是持续主动书写的粉丝文化，人们这些挪用的方式看起来似乎不具有斗争、抵抗、协商甚至是存活的潜质，但是不管怎样，它们为那些可以从中有所发现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人们才有了替代性主体的可能性。正如霍尔所言，建构自身主体的可能性与新政治主体性所需的条件并不是既定于占支配地位的系统中，而是在产生它们的接合实践中被赢取的（284）。

霍尔作为CCCS的重要成员，详尽梳理了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在葛兰西支配与领导权的理论视阈中提出接合理论，为文化层面的权力关系变化提供动态的分析方式。霍尔对文化研究的期望从未远离对人类主体性的追寻，似乎又回到了威廉斯“情感结构”（structureof feeling）中艺术对个体经验与社会总体性的把握。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尤其有助于反思艺术和大众文化如何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建立不同阶级、性别的共同体话语和政治主体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