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郝楠

定价：88.00

ISBN：978-7-5232-1227-1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马克·特拉亨伯格是横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以对历史事件的严谨分析著称。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案例，记录了自己在动笔前所经历的整个思考过程。

☆ 作者认为，真正的思考发生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强调要培养一种问题意识，而理论的功能就是明确你所关注的问题。

☆ 本书源自作者40年的研究经验，最初是为耶鲁大学学生撰写的课程指南，作者基本上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倾囊相授，如怎样判断某项研究存在漏洞，如何驳斥某个观点，如果检视历史阐释是否符合事实，如何检查资料是否可靠，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历史阐释。

☆ 相较于一般的研究方法指南，本书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概念概述和笼统地罗列知识，而是教会读者如何提问、如何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论证，向读者展示成熟的研究者的整个思考过程。

◎内容简介

马克·特拉亨伯格是知名的国际关系史学家，本书从酝酿到最终成书历经十五年之久，集作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心得大成，最初源自作者为耶鲁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历史课程所撰写的教学参考指南，后来作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研讨课程中又使用了这份参考指南，之后，历经五年撰写修订，最终成书。

本书首先将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进行比较，以科学哲学为参照，明确了历史解释的定位；通过批判性分析一些知名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或主张，作者强调要培养一种问题意识，而理论的功能就是明确你所关注的问题，但理论本身并不能提供答案。其次，作者通过分析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和太平洋战争起源问题的研究，说明了如何阅读和分析历史文本、如何培养对历史问题结构的感知、如何评估具体观点、如何检视资料的可靠性、什么样的历史阐释偏离了事实，以及如何做出正确的历史阐释。最后，作者阐述了动笔写作中的一系列问题：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分析核心应当具有演绎结构，历史研究的艺术在于逻辑论证和实证证据之间的平衡，真正的思考发生在项目的早期阶段。还在附录中收录了大量资源，并详述其使用方法。

本书适合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以及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阅读，作者在书里面详述了自己在研究历史事件时的方法和推理过程，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具有扎实的核心理论，要培养对事情的运作方式的感知，通过总结自己四十余年历史研究的诀窍，帮助学生和学者不再走冤枉路，以正确和有效率的方式研究历史。

◎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历史研究的理论

经典传统：亨普尔与科林伍德

建构主义的挑战

作为历史哲学的科学哲学

第二章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

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理论

历史学与理论家

第三章历史文本的批判性分析

统览全局

文本分析：方法解析

A. J. P. 泰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

弗里茨·费舍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与天弩风波/

第四章基于文本分析的阐释：1941年案例

1941年的美国与德国

罗斯福与日本

以日本为窗口

解释美国政策：间接途径

更完整的故事

第五章处理文献资料

用一手资料做研究：基本原则

评估证据：一些技巧

历史研究的基本技巧

第六章启动研究项目

技术转移问题：以美国为例

19世纪英国贸易政策

第七章动笔写作

追求的目标

具体的方法

附录I学术文献检索

一、参考文献、学术指南及相关著作

二、期刊文献

三、博士学位论文

四、教学大纲

五、书评

附录II一手文献资料

一、已出版的文件合集

二、缩微胶卷、缩微胶片和光盘资料

三、线上资源

四、档案资源

五、公开信源

六、加密资料

注释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美]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知名国际关系史学家，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曾在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著有《建构的和平：1945—1963年欧洲协议的形成》（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两项学术奖项，《冷战和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的历史、理论和逻辑》（The Cold War and Aft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译者简介

郝楠，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硕士，译有《伟大的贸易》（A Splendid Exchange）等著作，长期关注东北亚、东南亚国际事务与公共政策，曾任职于韩国首尔的国际组织，现任职于阿联酋的研究机构。

◎中文版序言

在撰写你此刻手持的这本书时，我的想法其实相当朴素，基本上就是想把学术研究的“接力棒”传递到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一代学者手上，包括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而且不仅仅是英语世界的学者。我想以尽可能实用和“学习体验友好”的方式展示如何进行国际政治领域的历史研究。多年来，在长期专注于个人研究工作的同时，我也习得了一些想要传递给年轻人的技能。这些技能大多相当普通：如何找到与某个主题相关的主要历史著作，如何找出你需要阅读的各种资源，如何在档案馆做研究，等等。不过，除此之外，我也掌握了一些技艺。一些文献来源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来分析，而且研究课题的开展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思考。因此，我想解释这些过程是如何展开的。这还涉及到一些技能，但习得它们并不特别困难。我认为，帮助人们习得这些技能的最佳方式便是展示这一过程在实践中是如何展开的。

本书中最重要的案例——或许也是中国读者最为感兴趣的一个案例——便是书中第四章所提及的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当然，中国因素也是案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我而言，这一部分本质上是一个小练习。鉴于这一章的目的是展示国际政治学者该如何着手研究一个新题目，因此我并不想引述一些我已经非常熟悉的内容。我当时想看看仅通过使用前一章所概述的技能，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自己从未深入研究过的一个历史事件。我选择了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事件。这是因为每当我在我自己开授的外交史讲座课程中谈及太平洋战争的起源时，我都似乎不太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整个事件对我而言根本说不通。为什么当时日本——这个正陷入一场注定无法获胜的对华战争的国家——会决定攻击美国？毕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在可动员的战争潜力方面最为强大的国家。正如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所言，那时的美国不过是一个“只求独善其身”的国家。日本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选择这样做？所谓“偷袭珍珠港只是单纯的侵略行为”的标准解释，也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与我长期培养出来的对于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认识有关。我当时感觉到，国家不会那样行事的，这就不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故事背后必然有着更多隐情。

不过，也许我也应该退后一步想一想，因为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谁应该做出这些判断”，而是关注“谁应该为战争负责”的整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意义。在我个人成长的1950年代，我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中吸收到的普遍观点是：战争是侵略的产物。有鉴于此，要想理解引发战争的原因，你所要做的就只是弄清楚谁是侵略者。当时，这种观点在美国非常普遍。例如，威慑战略——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基本战略——就是基于这一理念而生成的。因为如果美国人将冷战看作是一场侵略，那么防止侵略自然会牵涉到威慑。这种看待问题的路径——我称之为“侵略者战争理论”——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然而，我们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最深刻的洞察是，事情很少会那么简单。实际上，更说得通的一般性规则是将武装冲突视为一个政治过程的结果——一个随时间展开且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过程，而对此所进行的任何道德判断往往都会存在问题。

这意味着学者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揭示导向战争的过程中的政治核心。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摆脱将历史分析等同于指出谁应该为战争负责的想法。这还意味着要对相对平凡的角色，以及尤其是权力（相对于诸如宏伟的意识形态目标之类的东西）在塑造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保持敏感。这进一步意味着，我们要尝试从冲突各方的视角来看待发生的事情——并理解各方行为所面临的客观约束是什么。如果你想了解像太平洋战争起源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你的必由之路——哪怕是为了避免自然而然地接受历史学家针对过往事件所做出的评判。如果这一路径能在证据层面得到证实，那么你对国际政治运作方式的理解自然也会得到加深。如果纯粹的政治因素在许多重大冲突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就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更为一般的核心动力必然也是政治性的——这便是国际政治运作的方式。如果你得出了这些一般性的结论，那么这又将反过来影响你看待时至今日的外交政策问题的方式。这将促使你形成一种以比较少道德色彩、比较不会想当然的方式来看待国际政治问题——一种更能体察到对方观点的方法路径。

总而言之，这一敏感性既是第四章所涉及的小练习的出发点，也是这一小练习想要帮助你培养的品质。不过，通过历史研究培养这种敏感性是一段永远不会真正结束的旅程。你会经常发现自己在摸索答案，即便当你完成一个课题时，你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暂时性的。提到1941年案例的那一章在此处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永远也不会声称我已经对这个主题盖棺定论了。如果我甚至都没读过日文或中文文献，我凭什么敢这么说？事实上，即便只是局限于英文资料，我也没有针对这一领域进行过任何真正的档案研究。不过，我确信的是，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利用尚未开发的资源所进行的研究，必将产生重要的见解——而这些成果必然会来自对日文和中文资源的研究，而且会由东亚的学者完成。我希望这些学者将历史分析运用到这些资源所引导他们抵达的任何地方，而这将是我们整个领域的荣耀。如果我们的方法得当，我们真的可以超越自己的先入之见。我们会得出重要的结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结论或许可以真正地照亮战争与和平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当这些结论与传统观点相悖时。

最后，我想要向那些将我的这本方法指南翻译成中文的人表示感谢，特别是译者郝楠。对一位学者而言，最大的荣誉之一莫过于其研究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受到赏识。得知此书将翻译出版中文版，我非常高兴。我也非常希望你们会觉得此书的确值得一读。

◎序言

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是为国际政治的历史研究提供一部实用指南一部指导研究者如何实际完成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的指南，一部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们会觉得实用的指南。

这类书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多年来，历史学家似乎在没有太多关注方法论的情况下也做得不错。知名科学史学家查尔斯·吉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回忆他在研究生院接受的培训时曾提及：“我们这些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受到的全部教导，就是去检索资料，检索所有的资料。”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方法论培训实在有限。不过，除了“去检索资料”这个简单的建议，难道就没有其他方面的指导了吗？毕竟，我们不可能完全盲目地去检索资料。那么，关于如何检索资料，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值得一说吗？

我认为是有的。例如，检索资料的一个关键点是带着问题来检视证据。要想从你查阅的资料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你就得提出问题。然而，你的脑海中之所以浮现问题，是因为你正从理论出发来研究你手头的课题，即你已对事物的运作方式有了某种一般性的认识。要想得出结论，除了提取资料中的信息，挖掘出事情的意义，你还需要对事物的运作方式有某种感知。

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要想具有真正的价值，必须具有扎实的核心概念。这个基本观点并非我的创见。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时，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就主张过，每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的核心都蕴含着某种政治理论，某种关于政治运作方式的概念他在暗指修昔底德（Thucydides）。我还记得大约是那个时候，在我上的另一门课上，爱德华·西格尔（Edward Segel）曾指出，一些主要历史著作的核心概念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意指丘吉尔（Churchill）的一书。在我的这本书中，我要阐述的很多东西只不过是为那些观点，那些我在40年前还是本科生时所吸收的洞见，做长篇脚注或补充说明。

这些洞见为我们认真思考方法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些洞见特别提示我们：历史研究的艺术，甚至可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在于找到某种方法，将学术研究的概念性和实证性相结合。这一提示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

然而，这类高屋建瓴的观点尽管重要，但也只能带你止步于此。要了解怎么做历史研究，你需要推开研究室的大门。你不能仅获取已有的精彩、整洁的学术成果，更要了解历史学家在动笔前所经历的思考过程。

因此，我在这本书中纳入了关于美国1941年走向战争之路的篇章。那一章并非一个学术成品。它要是做成成品的话，篇幅大约是现在的一半。我特意保留了建构文章过程中所运用的大部分“脚手架”。我想展示历史阐释中蕴含了什么，我想演绎历史阐释逐渐成形的过程。

换言之，本书的重点是知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基本要素。我将在本书中谈论的许多东西都是我艰辛探索而来，其中许多都是纯粹实用性的。我希望年轻学者通过阅读这样一本书，可以不必再走一遍我的弯路，而能够从一开始就高效地开展研究，至少比我刚起步时更高效。

实际上，这本书主要是为年轻学者准备的，特别是历史学和政治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我对与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对话尤为感兴趣。我认为政治科学家，或者只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都需要了解如何研究历史。他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其他方面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以比较严肃的方式进行历史分析，那么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理解国际政治。

这一点有争议吗？我认为，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原则上都会同意这一点：某种程度的历史理解有助于达成他们的研究目标。不过，他们同时理所应当地认为，他们在实践中能做的却很有限。鉴于研究领域的性质，他们不得不主要关注较为宽泛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很难深入研究某个具体问题。他们需要兼涉诸多领域，几乎不可能像历史学家那样专注研究一些历史事件。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开展严肃历史研究所需的培训。他们似乎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生院学到了一套晦涩难懂的技能，而那些从未学过这些技能的学者所做的历史研究注定只能是业余的。

我认为上述看法不合理。我认为存在一种方法，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针对重大历史问题得出较为扎实的结论，比如三四个月不间断的工作。实际上，这也正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基本观点。而且，我认为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历史研究当然涉及一些技能，但大部分都相当普通，根本算不上晦涩难懂。无论如何，我在本书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揭开历史研究的神秘面纱，以便政治科学家们在进行此类研究时更为得心应手。

这本书是在十五年的时间里逐渐成形的。当我第一次就这些方法论问题撰写文章时，我从未想过我最终会写出这样一本书。当时，我在耶鲁大学为一年级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历史课程。我的目标是向那个班级的学生展示，如何在课程涵盖的时间段内（冷战时期）做国际政治的历史研究。我并不想在课堂上花太多时间讨论纯粹实操性的细节，比如有哪些资料可以运用，或者如何整理参考文献。我认为传授这些知识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把我要说的东西写下来，再印成教学参考指南分发出去。既然我要让学生购买这份教学参考指南，我不妨在其中囊括我多年以来积累的一些其他东西，例如各种缩微胶卷出版物的信息，如何运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以及如何申请总统图书馆的研究资助等。学生们的反馈很好。20世纪90年代，我还在当时任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些本科生研讨课程中使用过那份教学参考的一个版本。到90年代末，当人们开始使用互联网，而一些学术资源和检索工具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时，我为那份教学参考指南开发了一个线上版本。那时，我恰巧也在写一本关于冷战的书。于是，我把教学参考指南也纳入了我为那本书设置的“线上补充资料”中。毕竟，那份教学参考指南起初就是关于如何研究冷战历史的指南。此后，我不时更新这份指南，添加一些我发现的新资源。

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开始花很多时间和政治科学家们交流。我结识的那些学者对历史学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想了解历史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甚至想更进一步了解历史这门具有独特学术个性的学科。我偶尔会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甚至还在1985年写了一篇涉及此类问题的论文。因此，这本书关注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不过，直到1999年左右，我才下决心写这样一本书。我并不是凭一己之意做出这个决定的，而是受到斯坦福大学的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教授的大力敦促，因为他认为政治科学家确实需要在这个领域得到一些指导。可以说，如果没有他，这本书可能永远也不会问世。不过，当我同意写这样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时，我未曾充分意识到我将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当时，我并不认为写一本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书会特别困难。毕竟，我此前的冷战研究指南业已草就，而且我自本科以来一直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我认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应付裕如，足以快速完稿。当然，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更深入一些，尤其是我想为我要阐述的内容提供“哲学”基础。这显然需要做一些额外的研究。即便如此，我当时还是认为我应该能在一年左右完稿。

然而，事实证明，这本书花了我大约五年时间才完成。我花费很多时间来修改文本，每当收到别人的反馈后，我都会重新思考关键论点并重新撰写关键章节。我是在为他人写这本书，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这本书的最终形态。在撰写本书的不同阶段，我得到了来自亚历山大·乔治、鲍勃·杰维斯（Bob Jervis）、布鲁斯·库克利克（Bruce Kuklick）、史蒂芬·范·埃弗拉（Steve Van Evera）、安迪·莫劳夫奇克（Andy Moravcsik）、马克·希茨（Mark Sheetz）和弗雷德·罗格瓦尔（Fred Logevall）的反馈。我对他们提供的所有反馈感激之至，其中一些反馈还相当出色。我还尝试与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最近几年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们讨论过本书的一些观点。本书草稿完成后，我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面向若干学生（和教职员工）举办了多场讲座，阐述了这里的一些论点。这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因为，这是我直面大家的反馈的唯一方式。我得以了解大家到底对哪些内容产生共鸣或者觉得哪里存在问题。因此，我要感谢所有给予我反馈的学生，感谢他们认真对待这些论点，并将他们觉得确实有用之处告知了我。

“星标”我，

就不容易弄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