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开拓研究新领域的探讨中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例如要求开展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希望关注各个时代处于边缘化的史家和史著，倡导从子部、集部书籍中发掘传统史学思想的内容，重视现代史学史的研讨等，各方面皆取得不少成绩。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需要主动地放开视域，不能将考察空间局限在现在中国领域的范围之内，即需要在东亚的视域下进行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并加上关于中西史学交流及史学比较的探索。这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持续、健康与深入，更具有迫切性。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图谱

中国的历史学，是在先秦时期本土上原发性地产生。西周初年周公等统治者萌生的“殷鉴”意识，导致第一部官方文书汇编的史料书籍产生，即此后称为《尚书》的经典。最迟至西周季年，官方开始有意识地连续性记载史事，形式类似于至今尚存的《春秋》，这种编年体史籍，标志中国史学的产生。①战国时期，私家史学产生并且快速发展，对官方史学有所超越，《国语》、《左传》是卓有成就的代表作。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将私家撰史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峰。而东汉政权改变了官方仅仅记录史事、仅仅在宫廷留存史料的做法，着手纂修意图流传于世的史书著作，即纪传体本朝国史《东观汉记》。中国古代官方不仅记录史事以形成史料，而且编纂成品的、著述性的和流传于世的史书，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出现的文化现象。只有中国古代具备原发性产生官方史学的土壤，其一因是中国官方有源远流长的“殷鉴”理念，导致官方自历史的反思进而作历史的描述；其二因是中国史学原由官方的记史体制而产生，官方记史在起始上远远早于私家所作的任何记史、修史活动；其三因是私家史学一度超越官方有所创新，更推动官方对历史问题的注重，特别是司马迁著成《史记》，气度宏大、文采飞扬，但却与朝廷统治者的思想明显歧异，刺激了东汉朝廷。汉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②也正是这位皇帝，决心开始由官方纂修本朝纪传史。从此，在中国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互补、互动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古代中国传统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状况，可以图谱化地描述为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多种编纂形式、多种内容构成的史籍并立发展的局面。自三国、两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就开始了多方向的探索，最后不仅确立了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三种适于撰写一代全史的修纂形式，而且形成《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与其后接续到“十通”的序列，加之“会要”、“会典”等史籍，成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和文化体制历史的完整记述。另外，唐朝之后朝廷修史制度组织严密、机能完备，构建了官方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等记史、修史的格局。各个朝代虽繁简不一，但以皇朝实录为中心的编纂活动，从未废止，更有地方官纂修方志直至中央政权编辑全国性“一统志”③以及私家撰著历史地理学专著，自成一大史籍系列。出上述骨干性历史撰述外，其余“别史”、“杂史”、“传记”、“史评”等名目还多，具有总结性的清朝《四库全书》把史部之书分作15大类，每种类目内均有传世佳作。中国传统史学遗产如此多样、丰富之图景，在世界各国中无与伦比。

第二，中国多种不同体式的史籍，都组成从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的史籍序列，如纪传体史书由司马迁《史记》开先，班固改撰西汉断代史，此后历代皆有一部“正史”。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资治通鉴》纪事始于战国时期而止于五代，随后就有《资治通鉴前编》、《续资治通鉴》等书补前续后，纪事本末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等亦如此例，甚至补与续者不止一家。“三通”面世后，私家历有续补，至清朝则有官方续修组成“九通”，清季又有刘锦藻在朝廷支持下撰成《清续文献通考》。这种传统，也在方志纂修上得到体现，明清时期且有地方志经若干必当续修的官方规定。自古中国的史籍前承后继，拾遗补阙，不留空白，构成一幅时间上连续性的图谱。

第三，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关注的空间范围十分广大，这以纪传体史书最为突出。司马迁《史记》是一部宏大的通史，不仅时间上通贯古今、内容上通载万有，而且力求地域上通达广远。其《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篇记述了域外民族政权的历史沿革、地理风情以及与汉朝的关系，尤其是《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开通西域获得的对中亚、西亚的认识，内容涉及安息、条支(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带)，是包含了一切所见、所闻的空间区域。此后的纪传体正史虽多非通史，但基本继承了《史记》放开视野的撰著风格，周边民族、域外政权往往皆采入记载。如范晔《后汉书》在记述西域区域时，就提出远方的“天外之区”因为“不率华礼，莫有典书”，因此应当由汉人史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④此后的官修正史，记述“四裔”、“外国”或外“夷”，基本成为必备内谷，惟怀有“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不屑于出境考查，所载不免依从传闻而有所失实。而私家著述得之实地旅行者颇多，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元周达《真腊风土记》、明巩珍《西洋番国志》、清嘉庆年间据谢清高口述成书的《海录》，等等。所有这些，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并不自甘闭塞，而是具有在空间视野上扩大记述范围的意念。

对于中国史籍形式多样、著述丰富，以及时间上自古及今的连续性，史学史研究中已经多有论述，但关于中国史籍记述空间范围的问题，尚少言及。除此之外，中国传统史学还有另一空间图谱，即向外传播于周边的民族和国度，引起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在现有中国史学史著述中，尚属空缺，值得引为重视。古代中国的史学外传，主要是在东亚地区各族、各国范围内运行，提出在东亚视域下研究中国史学史，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相当迫切的学术问题。

二、史学史研究应当纳入史学的外传与影响

迄今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已经超过20部，数量相当可观。但绝大多数并未述及中国古代史学在东亚区域内的传播与影响问题。而中国史学东传日本、朝鲜半岛，则是不争的史实，其中重要情节是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范围？是否应当在中国史学史著述内予以重彩一笔的描述？此乃关乎整个史学史学科的研究理念，不能不辨析清楚。

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通史著述，只要篇幅相当，总会记述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经济来往、军事触碰等历史内容。中国通史的著述中，大多包含中国文字、艺术、医药、建筑等传入朝鲜、日本的史实内容，可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史学，如果确实存在外传和发挥影响的事实，在中国史学史乃至通史中叙述，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通史著述也偶尔讲到中国史籍在域外的流布，中国史学史的著述也有的讲述了诸如《史记》对外域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史学整体性的修史理念、修史方法、修史体制外传及其影响，往往被缺略，这是因为文字、建筑、书籍的外传具有实体物象，便于观察、掌握，而史学整体文化形态的对外影响往往不好直接显现，而这正好蕴含了中国传统史学对外影响的深刻性、重要性，中国史学史研究更加有责任将之揭示，并且推行到中国通史的叙述之中。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史学在外域的影响，可以归属于外国史学史研究和论述。此说非是。政治交涉、经济来往以及文化事业的跨境交流，是相关各国的历史著述都应当关注的内容，但具体情况不很相同。在当前历史学未能摆脱现实政治扰动的条件下(东亚地区尤其显著)，历史上的政治交涉，在不同国家的主流史学中往往有着迥异的解读和叙述，经济关系也有不少问题受到政治的牵连，至于文化交流史，受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亦未可低估。迄今日本、韩国的史学研究，都未能深入关注中国传统史学传入和发挥作用的问题，某些论述甚至刻意淡化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和史学》开篇即为“历史书的萌芽”，为屏蔽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将含义缥渺、未知内容的“帝纪”、“旧词”升格为“日本最早的历史书”，⑤看作日本史学的起源。实际上，日本同一时期的文献对此就有“帝纪”、“先纪”、“本辞”、“旧辞”、“敕语”等不同的随意称谓，尚无固定名称，可以判定这些旧的资料只是官方与诸多私家的随意杂录，散碎支离，不成体系，根本谈不上“历史书”的性质。公元7世纪末到八世纪初，日本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形成明晰的官方修史意识，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3卷，是日本第一部体现自觉修史意识的现存之书，但撰成的结果则是多采神话、传说、歌谣、趣事，乃以文学色彩为主，又不重视历史事件及其时间因素，难以视为规范的史籍。8年之后，即公元720年修成的《日本书纪》30卷，才可视为日本史学产生的标志，其书以汉字撰写，编纂方法、纪年方式皆雷同于中国的编年史。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连接，曾经完全隶属于西汉政权，受内地传统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无可否认。但后来的历史变迁、政权分合十分复杂，至今中外史学界在政治观念扰动下，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论述分歧甚大。例如存在过几百年的“高句丽”政权是否可以视为近代朝鲜、韩国的历史前缘？“高句丽”是否就等同于后来的“高丽”？对此类基本问题的观点尚完全相反，因此探讨朝鲜半岛史学的产生问题，就更加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必须在整个东亚的视域下进行史学史研究，对朝鲜半岛的历史与史学，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这涉及整个史学研究的理念转换。

东汉时期官方记史而且修史，使传统史学的对周边满足的影响力大为增强。西晋之末，政权崩溃，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争夺北方地区，战乱频发，史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内大多出现了记史、修史现象，首先是其境内的汉人学者私下记述所在之国史事。这些汉人即使在所在国为官，其私自撰史也不能说是该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活动。例如氐族前秦政权的君主苻坚，因史籍记载触犯忌讳，尽加焚毁，而“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董谊的做法当然不是苻坚政权的史学活动。其他如和苞撰《汉赵记》，田融撰写《赵书》，前秦灭亡后赵整“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⑥均属此类。其次是十六国政权官方的记史、修史。这在《晋书·载记》与《史通·古今正史》有丰富的记载，羯族石勒后赵政权、氐族前秦政权、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南燕政权、匈奴族刘渊后汉政权、鲜卑拓跋部北魏政权等，都进行过官方记史或修史。虽然修史官往往任用汉人，仍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活动，这延续到南北朝时北朝的各个政权，乃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与上述少数组政权的地位完全相同，既可以有汉人学者入其境、任其官而私下撰史，也可能出现官方从事的修史活动。朝鲜古籍《三国史记》载：“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⑦既言“得博士高兴”，则这个“高兴”其人，应是避居于百济的汉族文人，而“书记”到底是私下的史事笔记，还是朝廷的史事记录？则含义模糊不清。《日本书纪》有相当多引述《百济本记》的条文，颇具准确的具体时间，应当是类似起居注一样的官方史事记录，纪事大体与《三国史记》记述“博士高兴”的时间相当，⑧可以认为百济国较早具有编年形式的历史记录。

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的产生？这不能随意降低标准。凡称为“学”，必当有其体系，构成知识系统。凡称为某一“学”的产生，不能是火花一闪，多年不见，必须显示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其基本的最低要求是：

1.定义确切、界域分明，其学科人物、内容、宗旨、特点清清楚楚，不能混沌一片。

2.知识结构具备时空的连贯性与逻辑的条贯性，不能单一简陋也不能支离破碎。

3.形成对于其知识系统或知识载体运作的自觉意识和较为理性的认识。

4.具有发展的继进性和系统的开放性，即能够在广度和精度上继续发展，拥有一段时期的持续进展，并且与其他文化体系有所交叉及互动。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不要将中国古代的炼丹术说成化学工业或化学学科的产生，不要将“曹冲称象”的故事等同于物理学的阿基米德定律。同样，也不要将支离零碎、内容模糊、虚实参杂的史料之书视为史学建立的标志。《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官员伊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⑨这个上奏，语义、语词都直接来自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纂修活动并无下文，并且新罗政权几百年内也再无类似的举措，恰恰说明新罗虽受到中国传统史学意识的影响，但整体上却不具备建立完备史学文化的必要条件。但此前有了统治政权的史事记录，则完全可能，据徐建顺的文章考订，《三国史记》多处提到新罗的“古记”，应于公元402年之后有了类似起居注的历史记录，因为此后的新罗王世系才比较清晰可信。⑩

因此，日本史学的产生，是以《日本书纪》的纂修为开端。朝、韩史学的产生，尚须深入探索，百济官方记录史事早于新罗，约于4世纪末，相当于东晋后期，可视为朝、韩史学的最初产生，正与十六国各个政权初涉记史、修史的时代相同，其余支离零散的私家杂撰，无足轻重。日本与朝鲜半岛史学的萌发，都是得自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凭据确凿，毫无疑义。必须在整个东亚视域内考察，方能将史学发展和流传的来龙去脉理清。将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视域，扩展为整个东亚地区，乃学术上求真、求是所必需，既体现治学的责任感，也具备重要、深刻的意义。当然，中国史学史不可将东亚各国的史学发展状况全盘吞并，但传统史学的外传导致相关区域产生史学的过程，以及发挥何等巨大的社会影响，则必须深加研讨，责无旁贷。

三、中国史学史研究扩展视域的学术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扩展为东亚视域，完全出于学术深化的考虑。待到近现代，则不能不继续延伸，关注西方史学的传来和影响，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如此，必当实事求是，不应躲闪回避。若干年代，历史研究往往以区域、国别、民族为单位，国别史占据主要地位，这是因为政治史研究主导的历史研究，“国别”概念是解析问题的方便工具。然而这个思维框架，有很大的局限性，令人不由得用现代的国土境界割裂往古史事的宏观联系，近十年以来已经受到“全球史”新理念的冲击，值得引为关注。史学史的图谱不完全重合于政治史的棋局，史学这种文化形象，发展和传播并非局限于一个既定的国别或区域之内。就中国现代的国境内外而言，古代传统史学对朝鲜半岛、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国内云贵、青藏地区的少数民族。用“国别”方式研究西方史学史是蹩脚的，用“国别”方式研究中国史学史则是片面和浅层的。因此，在东亚视域下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主要在于：其一，能够将史学史的研究，提升到理论性的层次；其二，显著加深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之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者是联结一起，互为促进的。

历史学具有与政治、经济以及与神话、诗歌等文化现象，很不相同的特点，就是并非一切地区和民族都能够原发性地产生史学。如果不是自外部传播而来，可能很多民族、国家永远不会建立史学。史学在世界上的产生，有原发的史学。例如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历史学，在本土依据一定条件自行萌发。有次生的史学，即接受外来史学文化影响而形成，例如日本、朝鲜半岛以及欧、美、非洲多数国家的历史学科。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域外地区，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史学文化。另外，又有在古希腊、古罗马形成和发展的古代西方史学，成为世界最有发展活力的两大史学体系。这本是明显的事实，但如若不扩大史学史探索的视野，不把中国史学史研究延伸到史学外传和异域比较，就不能得出这样明晰的理论性表述。(11)

在东亚视域下研讨史学史，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与日本史学的产生，首先仿效的是中国传统的官方史学，这与十六国、北朝政权史学活动的尝试完全一致，可见官方史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东汉之前，势力强大的匈奴等国未曾有过历史记录。东汉传统建立完备的官方史学之后，情况大变，十六国中比较弱小、存在年限不长的政权如前燕、后燕、南燕、后秦等，也热心于记史，可见官方史学在古代具有很大的文化魅力。很明显，官方修史可使一个政权的事迹皆可能长久流传，可以藉此宣扬统治者的思想价值观，即所谓“典谟兴，话言所以光著；载籍作，成事所以昭扬”。(12)百济、新罗、日本政权，看中的也是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必须格外重视官方史学的问题，将官方与私家视为并立、对等的史学主体，这是中国史学区别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得力于此。

在东亚视域下研究史学史，自然要作中国史学与日本、朝、韩史学的比较。日本、朝鲜半岛的史学是从古代中国输入的，在各自社会条件下，既承袭了中国史学的许多传统，也演化出不同的特色。进行这种同中之异的比较研究，了解日本、朝鲜等国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接受了什么、舍弃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出于什么社会原因进行这种取舍和改造，对于深入认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机制，极有裨益。

中国古代创建完备的官方史学，其社会政治作用不可小觑，有一般性辅政资治，也可能发挥出引导历史方向的功用。例如，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仿效内地官方史学活动，接受汉族文化的历史观念，进而将自己的祖先衔接于中国古史体系，自称黄帝、大禹等圣王之后裔，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这样，“传统史学与历史观已经成为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的最稳固的因素，发挥持久的民族凝聚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13)在中国影响下成立的朝鲜、日本官方的史学，在其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在东亚视域下深入探索，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注释：

①笔者《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准确的连续纪年之所以始于‘共和行政’，是因为此时开始了官方的连续记事机制。这种记录史事的做法被后人承袭和发扬，形成制度化，导致了史学的产生。”见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46页。

②见班固《典引·序》，载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26。

③隋朝有《区宇图志》，唐代有《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从元代起全国性地志称为“一统志”。今存清朝嘉庆《大清一统志》编纂精良，史学价值极其重要。

④《后汉书》卷888《西域传·论赞》，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34、2931页。

⑤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⑥以上见《史通》卷12《古今正史》。

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近肖古王三十年(375)条。

⑧参见木下禮仁：『日本書纪と古代朝鲜』第一章，塙書房1993年版。

⑨《三国史记》卷4《新罗本纪》，真兴王六年(545)秋七月条。

⑩徐建顺：《朝鲜早期史书辨析》，《东疆学刊》2006年第2期。

(11)笔者于《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一文，最早提出上述见解，希望将中国史学史研讨扩展于日本史学产生问题的探索。

(12)《魏书》卷57《高祐传》。

(13)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