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里，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党在重庆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深入了解重庆百年党史的历史贡献，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期党史故事推出《重庆百年党史的历史贡献》，回顾、总结百年党史在重庆留下的光辉足迹。

探索组织创建新路径

丰富党的地方组织创建历史

创建于1926年2月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是党在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地方党组织。

从共产主义先驱在重庆的活动，到“先建团再建党”；从国共合作过程中会聚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到曲折探索中创建重庆地方党组织，艰辛历史进程体现了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创新精神，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创建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1年7月开始，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陈毅、张闻天等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先后来到重庆，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传播的热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活动的历史，但此时，党的地方组织并未建立。

先建立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团的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的普遍规律。但重庆的情况不一样，是先建立团（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团代党”，发挥领导作用。

1922年4月，在上海加入团组织的四川留日学生唐伯焜，受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来到重庆筹建地方团组织。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重庆正式建立，周钦岳为首任书记。重庆地区自此有了团的地方组织。

在重庆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中国YC团（即中国青年共产党，四川地区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924年5月，因受到四川军阀的迫害，中国YC团重要成员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从成都转移至重庆继续开展活动。此后，中国YC团成员在政治上发生分化，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随着国共合作在重庆的深入推进，国民党中央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四川省国民党组织，同时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今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培养革命骨干。1926年1月，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在中法学校成立，以邹进贤为书记的中共綦江支部在綦江（今重庆市綦江区）成立，重庆地区最早的两个基层党组织就此诞生。

同月，杨闇公代表共青团重庆地委向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地区建立党组织。经中央批准，2月底，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杨闇公任书记。至此，经过曲折探索和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建了地方组织，实现了党对四川地区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地区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开启了党在西南地区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先河，扩大了党在西南地区的影响。

开创统战工作新格局

奠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除国民党、共产党外，其他中间势力成为决定国共力量对比的关键。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派出机构，以下简称南方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的过程中，支持创建和发展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开展政治协商，开创了一条中国共产党与多党合作、开展政治协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道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政治舞台呈现出多股力量共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作出分析，认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

为此，党中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要求，用以指导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战（即统一战线）工作。由此，南方局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团结中间力量，并与之开展合作。

1941年3月，南方局支持促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此后，在南方局的帮助下，在重庆，还成立了以国民党民主分子为主体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民族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以科技界进步人士为主体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九三学社）。民盟、民联、民建、九三学社等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开创了“遇事协商”的政治实践模式。抗战时期，国共之间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一直没有固定的合作组织形式。周恩来曾经向国民党建议“遇事协商”，由此，“遇事协商”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主要合作和斗争形式。抗战胜利后，为建立联合政府，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代表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通过多次较为正式的座谈协商、会议协商，将抗战时期的“遇事协商”逐步发展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多党协商、民主议政的政治局面。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协商道路，其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深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功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探索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依据和历史根源。

肩负重大历史使命

铸就党的历史上三座不朽的丰碑

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派出的领导西南地区包括四川（1952年8月成立中共四川省委）、云南、贵州、西康（今已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四个省委和重庆市委工作的部门〕，在全党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铸就了党的历史上三座不朽的丰碑。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历史功绩，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胡乔木先生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

抗战胜利之初，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重庆谈判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西南局坚决贯彻中央重大战略部署，领导人民解放军一举推翻蒋介石集团在西南地区的反动统治，取得了解放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胜利，推进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西南局为西南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建立了不朽功勋。中央对包括西南在内的几个大区（新中国成立初期划分行政区的单位）的历史贡献作出了充分肯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西南局的大量开创性工作，多次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坚决落实决策部署

推进区域发展国家战略取得新成果

重庆地处祖国西南，四川盆地东部，长江、嘉陵江、乌江交汇区域，土地富饶，物资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设及改革开放时期，都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推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特点，在涉及三线建设、中央直辖、西部大开发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发展国家战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改变生产力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承担了重要任务。三线建设壮大了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实力，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冶金、化学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修建多条公路、铁路，形成了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干的对外交通大动脉。这段时期，重庆交通状况的极大改善，奠定了今天重庆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同时也为重庆充分发挥经济中心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重庆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国家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为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重庆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充分发挥重庆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川东地区及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党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抓住直辖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以办好“四件大事”为重点，以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为目标，在承接国际和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在我国经济布局向内陆地区拓展中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为助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设立直辖市以来，经多年的发展，不仅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对长江上游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作用也逐渐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新时代重庆的发展掌舵领航、把脉定向，对重庆提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在这期间，“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稳步推进，主城都市区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两群”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态势良好。重庆出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获批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重庆城镇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逐步向农村覆盖，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出新贡献

在实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重庆从解放思想到实行改革开放，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经历了启动对外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这样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探索。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计划单列市，同时成为有直接对外进出口权的内陆口岸，享有直接对外贸易以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权力，对外开放全面起步。

1992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沿江开放城市。与此同时，重庆出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实施意见，开展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发展国际旅游、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内开放等各项工作，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通过建设综合立体交通骨干网络改善发展硬环境，通过环境综合整治优化投资软环境，充分发挥国家级开发区和区县特色工业园区的龙头作用，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全面对外开放过程中，重庆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拥有“水港+空港”一区双核的内陆型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经过多年的不断改革与调整，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进出口商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聚集和辐射，对于充分发挥内陆开放高地的作用，推动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主动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重点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扩大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联程联运等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深入实施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行动计划，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十三五”时期，重庆开放通道持续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96个国家、260个港口，中欧班列（渝新欧）累计开行超过7000班，国际航线增至101条。这一时期，重庆成为全国首个同时拥有港口型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同时，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自贸试验区、两江新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集聚了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的80%、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0%，平台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国际峰会等影响力不断增强，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了稳中提质。通过一系列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措施，重庆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已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断加强组织建设

树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从党自身建设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并以独创性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建设学说，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党在重庆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形成了一系列在全党有着重要影响的做法和经验。

1926年4月15日，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不久，为解决党内同志杨洵、童庸生之间的矛盾，杨闇公组织重庆党、团组织10人召开批评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同志之间的误解与隔阂，达到了团结目的，这场批评会也成了民主生活会的良好典型。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得到中央的肯定。这次会议，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也是在全党民主生活会制度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召开得较早的一次民主生活会，因此，重庆党组织为加强全党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1943年3月，周恩来在45岁生日时，结合过去革命斗争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和自我批评，在重庆写下《我的修养要则》，提出“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等七条内容。周恩来从学习工作方法、自律自省、群众路线、党性修养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并带动南方局党员干部开展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学习，南方局党员干部斗志得到了激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周恩来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严以律己，在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开展狱中斗争的同时，从党的内部寻找原因，对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不断进行总结。共产党员罗广斌脱险出狱后，把同志们对党组织的意见写入《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报送中共重庆市委。《报告》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有八条，主要内容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充分体现出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披肝沥胆、赤诚倾诉的真知灼见，是对加强党的建设的理性思考，是他们用生命与鲜血留给党的最后嘱托，至今仍然闪烁着崇高的人格光芒。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百年的光辉灿烂历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部过程。党在重庆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将重庆一域的生动实践，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衡量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化认识重庆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坚定信心，自觉地肩负起新时代赋予重庆的新使命，努力在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